本研究所回答的问题是：从传播学的视野分析，知识阶层是如何可能的?知识阶层是如何可为的?论文通过一系列的经验性研究，聚焦于以下议题：1、知识阶层具有哪些媒介素养意义上的传播学指标?2、知识阶层是如何在媒介传播中呈现的?3、如何从社会符号和传播意义上理解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某些典型类型(例如“媒体知识分子”、“文化名入”、“公共知识分子”)?4、知识阶层如何通过传播来行动--媒介素养与角色呈现如何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功能?论文给出了由传播分析带来的基本结论。　　 关于“知识阶层是如何可能的”的问题，论文基于知识中产与知识阶层的同构性，通过知识中产的媒介素养调查，证实了一系列基本假设：媒介素养的水平(媒介接触、媒介使用、媒介认知、媒介批判能力)可以区隔社会阶层，并且，在各种区隔因素之中，媒介素养的区隔能力最为明显。知识中产具备与整个中产阶级相一致的部分媒介特性，例如：中产阶级和非中产级在获得新闻的渠道上存在显著差异；中产阶级更为关注自己的业务信息和国内要闻；中产阶级对于网络的接触比非中产阶级多；在面对含混的信息来源时，中产阶级比非中产阶级更有主见。除此之外，研究还证实了知识阶层是知识沟最重要的制造者；他们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症；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他们又是最重要的流言敏感阶层。此外，在以上结论中，对有关知识沟、信息沟、数码沟产生原因的假设的证实，指向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社会不平等带来的新的不平等。知识阶层是这一现象的结果，也是其新的起源。　　 关于“知识阶层是如何可为的”的问题，本文选取了他们之中最具有媒介呈现特征的“知识分子”来研究以下问题：　　 1、通过“媒体知识分子”的报道程度来研究他们作为传播的呈现，论文证实了媒体所关注的是主要是专业型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具有民间性和草根性的非党媒体更关注知识分子；“媒介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有限的圈层化的人群。　　 2、通过“文化名人”的公众想象来研究他们作为传播的记忆与认同。论文探究了公众如何建构与理解知识阶层的知名度、知识阶层的公众知名度是通过何种传播途径形成，以及公众如何想象知识阶层的群体身分与社会价值。研究表明：个体受众所记忆的“文化名人”，与其被认同的“文化名人”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个体在陈述和选择记忆中的文化名人时，是媒体在发挥着强烈的引导作用。　　 3、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传播生态来研究他们作为传播的公共性。研究证明：公共知识分子是县有专业素养和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主义者，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积极发表言论、并且采取行动来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研究表明：他们被传播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其普通同行，这的确是他们最为重要的公共性特征之一。并且，-个基本的结论是：公共知识分子是依靠他们和媒体的紧密联系取得了公共话语权；而在行政系统内，他们则几乎没有太多的直接影响力；他们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的方式，也主要是依靠对于舆论的影响。　　 4、通过“专家-传媒-大众”的社会行为来研究他们作为传播的行动力。研究证明：在这样的框架下，可以形成广泛的媒介社会运动，并从话语权利上引起可能成功的政治和行政角逐；甚至，媒介议程向公共议程的演进也是有可能的。文章还研究了“专家-传媒-民间”框架下媒介行动角色的四种类型：专家辅助类型；专家主导类型；专家-媒体主导类型；专家-民间主导类型。文章还研究了知识阶层(主要是专家)在不同舆论时期的表现与作用：从发端-提议，到推动-深化，到转折-反拨，再到论定-反思，每一个时期的知识阶层的作用都是不尽相同的。唯一相同的则是：他们都是通过传媒在起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时候，传播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概念实际上覆盖了尽可能多的、形形色色的“知识阶层”--这使得本文对当代中国知识阶层的传播学分析具有了更为广阔的阐释能力。　　 本文的核心价值在于论证了以下命题：知识阶层是“如何可能”的--原因即在于知识阶层是可以用传播学特征来识别的；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知识阶层的“如何可能”，取决于他们的“如何可为”：从媒介素养、角色呈现到行动模式之间，存在着看不见、但却触手可及的逻辑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