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对20世纪前半叶西南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梳理中，注意到“社会”与“群体”，是这一时期研究在学术概念和讨论方式上的一个特点。换言之，群体的问题是西南社会人类学研究中一个基础性的出发点。不过，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历史节点，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潘光旦等，对群、群体（群学）问题都有一系列深刻的论述。在这一历史脉络与本土学术体系的背景下，详细讨论与检列上述先贤对于群、群体（群学）问题论述之后;本文在民族志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观念对于群体的形成及其行为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为近代以来群、群体问题的论述体系与说理方式，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在具体问题层面，本文围绕着娃底傈僳人为什么会有如此频繁、绵密的人群结合行为？是什么因素影响与驱动这些行为？它与整个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关系，来展开论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发展出的认知人类学基模论、联结论的概念与视角，是本文理解娃底傈僳人人群结合的基础与方法之一。本文通过黄连、桐籽等物的流动，在流域史的视角下来看娃底村和娃底人的流动性，并将这一流动性作为娃底傈僳人人群结合的背景和基础。同时，透过对亲属称谓与亲属关系、家庭与命名方式、“伴”的地方概念、宗教仪式与行为、娱乐方式与群的结合等方面的分析和讨论，认为在娃底傈僳人的生活世界中，存在着分担、分享、联系的三个内在概念。在对具体研究事例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娃底傈僳人频繁、绵密的人群结合行为，正是在这三个内在概念的基础上生发和扩散出来。　　最后，本文以娃底傈僳人人群结合的民族志资料为基础，在与人观的讨论框架、涂尔干的“集体意识”、人群结合诸理论，及杜蒙“集体人”论述的相互对接与对话中，认为群观作为一个正在生成的概念，具有其非常重要的工具性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