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与沈从文小说的城乡主题比较是本文阐述的主题。本文从两位作家各自的身世入手，分析探讨他们创作文学作品的不同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他们从事文学创作初衷的差异。并以他们各自对城乡主题的差异性为基准，将阎连科和沈从文的城乡态度作比较，挖掘其文本中不同的美学态度，以及在社会文明进程中，这两个不同时代作家对乡土和城市文化变迁的各自理解。　　 本文第一章着重分析阎连科与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农村世界的不同态度。阎连科与沈从文小说呈现不同的乡土景观：阎连科悲观地截取并放大农村自然环境恶劣的一面，而沈从文小说多数则讴歌农村未被外界污染的相对独立的环境优美和宁静。不同的美学观造成了小说中人物爱情观的截然对立：阎连科通过剖析女子的婚恋观，批判当下农村女子的对真爱的置之不理，商品交换的法则用于爱情神圣的殿堂。而在沈从文小说中，爱的萌发完全出于一种生命自然本性，女子充满纯真天性和浪漫无邪的情怀，她们多对爱情忠贞不渝。虽然两个作家的美学观区别很大，但他们作品中的城乡关系却很类似。阎连科小说的一个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真实地展现了乡村人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且还在于暴露了权力主宰下的苦难生活。在沈从文后期作品中我们同样不难发现乡村主人公生存的脆弱和不安全与无法抗拒的悲剧命运。　　 第二章主要阐述阎连科和沈从文与城市的关系趋于一致：对乡村被现代化工业文明的污染深感痛心。在传统乡土精神逐渐沦丧、瓦解时，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格发展的新的乡土精神尚未形成之前，()连科只能在回望乡土历史中开掘和复兴传统乡土精神的精髓。而沈从文以自我生命直觉感悟到现代文化与人性发展的悖论这一当代社会文化的症结问题。他以疾病隐喻的修辞策略，对压抑人性和人的自然生命力的城市文明予以揭露与批判，客观上有助于人们认识和警惕社会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也有益于人类精神环境的平衡与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章主要探讨阎连科和沈从文人生的特殊经历，及其对作品主题的影响。阎连科对乡村是合理逃离以及对城市是情绪排斥。阎连科笔端生生不息的乡土中国，其实不过是鲁迅所谓的“苟活”状态。他对乡村社会权力纷争的关注、对农民与苦难抗争的悲壮精神的考察，应该看作是他与现实中国互动的一种方式。沈从文叙写并怀念美丽的湘西，但他最后还是离开了湘西，在大城市闯荡人生，最后也没有叶落归根、定居乡村。他态度鲜明地选择了城市文明而舍弃了传统的湘西社会，这说明作家内心世界存在着矛盾，在情感和理智的纠葛中，作家更偏爱和偏信理智。我们在阅读沈从文时可能很欣赏他笔下的湘西世界，然而现实是明摆着的：现代化的潮流无可抵挡。　　 阎连科与沈从文的创作形成了奇特的互文关系。阎连科的农村是愁云惨淡的，而沈从文的乡村则是诗意绵绵的；两者的区别，可以说一个是现实的缩影，一个则是理想的典型。阎连科的农民是实际的，既自私麻木又挣扎不止，而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底层社会中的人无不带有天然的美妙秉性。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的分野。阎连科某种意义上张扬了闻一多的“死水”精神，在置诸死地而后生的决绝之中，在对乡土中国绝望的同时，期待它的更生。沈从文也是从文化意义上凸显湘西社会的“边城”与“长河”，以此在他本人与现实的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心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