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在经历了发生期(1919-1949)、停顿空白期(1949-1978)、恢复繁荣期(1978-)三个阶段的发展后，至2005年底，大陆出版的“五四”以来第一、二、三代女作家的传记作品(自传、他传、日记、书简、回忆录等)已近三百部，其文化含量的多层次性使作者队伍及读者群落均呈现多元结构的特点。基于作家传记与作家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基于女作家传记作为研究对象的充分的形式独立性与内涵丰富性，对其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思考和分析，既可丰富整合已有的文学研究成果，又可为传记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同时，在具体传记文本分析研究基础上总结出的规律和发现的问题，对作家传记乃至一般传记的写作与批评亦可提供更多的视角和方法上的参考。 为论述的方便，本文以传主为单位选取了5位较有代表性的女作家，通过对她们的传记/自传的研究来探讨有关传记写作的一些普遍性问题。 第一章通过对丁玲传记的分析，主要讨论作家传记如何处理对传主的人生描述和文学评述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处理好传主作为“人”的层面与作为“作家”的层面二者间关系问题，提出了作家传记的“双螺旋”架构模式。认为作家传记应做到“个人生活与个性的历史”和“志向或职业叙事”双向发展有机融合，写出丁玲与一般传主不同的女性作家的一面，将传主的人生描述与文学活动评述有机结合是丁玲传记写作成功的关键。以此为标准，我们认为宗诚的《风雨人生一—丁玲传》和杨桂欣的《丁玲评传》在已出版的丁玲传记类读物中堪称典范，尤其前者。丁玲几十年的文学生涯，几十年的生活沧桑，始终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按年代细读她的作品可以深深感受到那浓郁的时代气息，丁玲及其文学活动于是成为多方面研究的典型范例。总结数十部丁玲传记写作的得失，我们发现作者的政治立场、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作者所置身的时代等诸多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一部传记的写作。 第二章以萧红传记为例探讨传记写作中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史实辨证、写作视角及作者主体情感在传记中的介入尺度等。提出传记作者在处理史料时应明了真实有时亦埋藏于伪真实之中、吹尽黄沙始是金的原则。面对众多隔了一定时空的出入极大的不同人的回忆，或是同一个人随着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的记忆，通过对萧红传的比较阅读我们充分领悟了事情发生时的不经意性及事实的时空属性，在“故事”的真实情形之外，它们共同推演出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故事”文本的产生语境、不同类型的“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等等。传记作者只有将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梳理清晰，蕴涵其中的事件的“真相”方能穿透云雾。由于传记写作过程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传中表现出某种主体情感取向是自然的，但过于浓重的主体情感投放势必会降低读者对其涉及的某些史实的可信程度，这又是传记作者所应警惕的。不同作者因其所掌握资料及与传主关系等不同，其传记所选择的切入视角亦有所差异。笔者认为意在描写完整的传主形象的传记，不应从感情出发，而应从事实出发，并采用宽泛开阔的视角。 第三章主要讨论史料挖掘及文学批评对作家传记写作的促进和影响，这里我们选择的研究案例是张爱玲传记。张爱玲的内向性格及其大隐于市的生活方式使得外界愈发对其生活产生了解的渴望，女性作家自身的神秘性、张爱玲个人性格的倔强与对平静自由生活的崇尚、张爱玲作品永难穷尽的魅力、少作及后期作品的不断“出土”等诸多因素使得张爱玲传记的写作始终处于更新与完善中。由此可以认为，较之本文所及其他传主的传记作品而言，关注史料挖掘及文学批评的态势与走向并及时汲取相关的研究成果对张爱玲一类作家的传记写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四章我们将视角转移到自传与他传的关系及比较研究方面，并同时讨论影响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相关背景因素，谢冰莹传记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便利的研究素材。谢冰莹以一部在“伟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写出的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的“气宇轩昂”的《从军日记》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女兵’文学的‘祖母’”，“第一个在现代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领域建树卓著的女作家”。此后，谢冰莹的命运始终与时代紧紧联在一起。但作为最早发表出版自传的现代女作家，唯一一部他传《从“女兵”到教授——谢冰莹传》却直到2004年5月方才问世。传记写作受到政治立场及资料短缺等众多因素的制约。而自传与他传之间的关系与差异也是对比阅读中一个鲜明的存在。由此可以认为，在自传与他传的关系中，应重视两者的互补性。 考虑到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从传主挖掘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女作家传记的阙失问题，为此设置了第五章。这里以梅娘为例表达笔者对文学史上“被发掘”作家的传记写作的关注及焦虑，希望能引起传记作者对这些曾经被遗忘的作家的重视，并提出在作家自传或传记写作条件尚未成熟之际，口述历史可先行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