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向福利社会转型，基金会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组织之间的“第三部门”，其对政府福利功能的补位作用日益彰显。但我国基金会机制因存在产权、代理权模糊，监督治理机制缺位等不足，滋生了部分基金会管理层的内部权力寻租温床。具体表现为强行劝捐，资金用途信息不对称、基金资产流失等问题，亦令公众质疑声此起彼伏，损害了社会公信力。　　 本文以基金会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明确了基金会的基本属性特征；基于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和内容，剖析基金会的治理机制，揭示制约基金会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借鉴“美国基金会模式”的成功经验，论证了在我国推广公益信托的可行性；最终基于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产权理论提出了构建、完善基金会治理机制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企业组织理论的公司治理思想和产权理论的代理思想移植到基金会机制研究中，赋予基金理事会决策权并代表社会公众行使产权，赋予基金会管理层行使基金管理的执行权，基金理事会、政府、社会公众配合行使对基金会运作的监督权。藉此，完善基金会产权、管理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治理机制，强化对社会公众作为出资者和受益者的利益保护，进而有效发挥基金会对政府福利的补位作用。二是在福利社会政府职能定位转换的宏观背景下和税收“杠杆”效应完善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研究基金会运行机制。三是提出我国基金会运行的信托模式。　　 本文主要采用规范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归纳和推理演绎对我国基金会的治理机制进行研究和论证。　　 囿于作者理论功底有限，本文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有待在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一是基于公司治理理论和产权理论研究基金会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仍较粗糙；二是由于目前多数基金会的财务、运营数据匮乏，因而本文仅能从规范研究、案例分析的角度对基金会的治理机制展开研究，未能从数据分析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日后有待进一步积累数据，并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