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共党史而言,20世纪60年代全面调整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经历了“大跃进”的盲目、混乱和严重困难后,各方面开始调整政策,进行纠“左”,以求度过难关。目前,研究60年代全面调整的专著和文章相当丰富,但从高等教育调整这个特殊的视角来作专题研究的,却少而又少,并非研究者们目光有限看不到其重要性,而在于史料的匮乏。对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的薄弱性,正好说明了选题的可行性。几年来,笔者多方搜集档案材料,最终得以对这一选题开展较为详细的研究。　　 本研究由六章和结束语部分构成,主要按历史进程和发生的大事要事来反映60年代前半期我国高等教育调整的几个重要方面及其成果。一是放慢速度、缩短战线。1961至1963年间,高等学校由1289所裁减为407所,精简40万师生员工,专业设置也得到较大调整,“大跃进”带来的高等学校盲目扩招、专业设置变动频繁等诸多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二是起草制定“高教六十条”,这是高等教育法制化的起步标志。论文对中央书记处对条例的重要修改、庐山会议原则批准“高教六十条”的过程、教育界对条例的反应等内容,都有首次详细的.披露。三是开展大规模的教材建设。论文重点描述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过程,认为60年代前半期是我国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新阶段,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四是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初步调整,内容涉及“以教师为主”政策的贯彻实施、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以及高等学校的甄别平反工作。结束语部分,主要对60年代高等教育调整作一个简单的总括。从横向来看,在60年代西方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走上对高等教育进行大调整、大发展的道路之时,我国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对别国的情况和经验知之不多,借鉴更少,更没有将高等教育置于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来考虑,“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被视为调整的圭臬,从而导致调整的不彻底性和调整成果的反弹。从纵向来看,这次调整是在继承院系调整格局的基础上,对“教育革命”所进行的具有克乱求治性质的一场改革。在摆脱教育困境的同时,又通过反思和一定程度的纠“左”,形成了一套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经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