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尤金·奥尼尔在美国戏剧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现在已无人质疑，他生前却屡受祖国同胞的漠视及非议。在1936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重要的文学界人士竟无一人表示关注，当时的美国评论界对其作品往往是毁誉参半，虽然曾四获普利策奖，他的剧本常因所谓的情节、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缺陷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还因内容猥亵或过于沉闷而鲜有剧院问津上演。与国内种种不利评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剧作在世界其它国家及地区却大受欢迎，奥尼尔在本国与别国境遇如此之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年青、肤浅的美国似乎只看到了剧作家在作品中所呈现的“隐密世界”，而文化积淀深厚、持重、睿智的欧洲却感受到了“隐密世界”后的“广袤天空”。本文拟从奥尼尔的“隐密世界”出发，探寻出其通向“广袤天空”的路径，从而更深层次地说明奥尼尔剧作的真正魅力，驳斥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对其过分沉溺于自传性题材的指责。　　不可否认，奥尼尔的成功之作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剧中人物或同属一个家庭，或自成同一团体，共同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狭小的“隐密世界”中，典型背景常表现为客厅、酒吧、或船舱，情节简单，着力刻画的仅是几个人物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生活环境。而他的失败之作也颇多共同之处，都是诞生于剧作家创作生涯中期的宗教、历史巨篇，声势浩大，构思复杂，过分强调独特的戏剧风格，这些败笔似乎更加证实了奥尼尔只善于描绘“隐密世界”，而缺乏掌控“广袤天空”的磅礴气度，持此观点者无疑忽视了奥尼尔曾在公开场合和剧作中都表达过的对自己创作深度的要求:　　“当今的剧作家必须根据自己的感觉来挖掘出今天的病根——旧的上帝死去了，而科学和实利主义并不能提供任何令人满意的新的上帝，来为残存的原始宗教本能找到生存的意义并安慰对死亡的恐惧。在我看来，任何力图创作巨著的作家在其剧作或小说中所表现的种种小题材的背后都要有这一大题材的支撑，否则，他就只是蜻蜒点水，只是一个低级杂耍者。”　　奥尼尔鄙视他父亲一样的“低级杂耍者”，毕生都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探求生命的意义，他剧作中看似平淡无奇的“小题材”后事实上都隐藏着“大题材”，本文将主要从三个方面说明奥尼尔剧作中一个个的“隐密世界”是如何巧妙地与“广袤天空”范畴内的精神家园、社会全景及文化内涵联系起来的。　　奥尼尔对世界局势一直保持着严肃作家特有的关注，通过本文第一章对他不同时期剧作的纵向研究，可清晰地看出剧中人物所经历的信仰变迁与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精神家园的逐渐荒芜惊人地一致，从伊弗雷姆扭曲的清教徒信仰，到扬克的产业工人对异化的机器的崇拜，再到马可的金钱至上作风，构成了美国社会自原始积累，经产业革命，直至物质极为丰富，精神极为堕落的缩影，因此，不言而喻，奥尼尔在创作过程中一直都对美国社会的变迁保持着高度的敏感。　　除了表现抽象的精神家园在与外界撞击中所受到的侵蚀以外，奥尼尔还细致地观察到了一系列具体社会现象的变化，并在剧作中进行了阶段性、局部性的描绘。单独看来，似乎每部剧本都只是部分地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但从总体上来看却是奥尼尔生活态度的全面展开，本文第二章归纳了奥尼尔作品中所涉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四个重要变化，即女权兴起对父权统治的冲击，机械社会对阶级鸿沟的促成，移民潮对种族矛盾的激化，以及战争对人们产生的阴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奥尼尔的社会责任感。　　受社会大环境影响的又一因素是文化，奥尼尔最伟大的创举之一是将古希腊文化中神的悲剧成功地用来诠释现代人的生活，本文第三章先从古代真理对现代现象的适用性说明了世界文化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具有相同的审美意义，进而指出文化潮流尽管有一定的持久性，但并非一成不变。多元文化社会中，各种文化力量此消彼长，上演着永无休止的斗争，于是庄严的大厦腐蚀了诗人的气质，严苛的清教扼杀了肉欲的渴望，灾难性的大战谱写了奇异的插曲。　　由此可见，奥尼尔绝非蜗居在自己“隐密世界”中，眼光狭隘的“低级杂耍者”，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凭直觉在自己及亲人、朋友的经历中发现了美国的普遍现象，尽管他描绘的往往是个人悲剧，但在他赋予的悲剧性冲突中，个人已经上升到了社会受害者的高度，于是，本文将着眼于个人及其所生活的“隐密世界”，从精神、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剖析奥尼尔剧作中所反映的“广袤天空”，说明他不仅依存，并且超越了作为其创作素材的自传性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