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很多理论的发展过程往往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形态一样，中国古代文论也经历了一个从产生、兴盛、衰落再到复兴的过程。具体地说，中国真正的文学评论产生于魏晋以后，兴盛于齐梁时代，而衰落于唐宋金元，复兴于明清时期。因此，明清文论尤其是明清诗学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占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对明清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格调说”进行详细梳理，进而彰显其在明清诗说中的重要价值。　　明清诗坛的李东阳、前后七子、沈德潜等人力倡复古，标举格调，尊崇汉魏盛唐诗歌而排斥宋诗，形成了后人称之为“格调说”的诗歌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包括追求气象壮伟、体格高古、反对诗歌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等多种属性，而它的实质属性就是以汉魏盛唐诗歌为典范。　　本文在理解和阐释“格调说”的基础上，通过对明清“格调说”从共时、历时和比较的角度进行论述，并进而探讨格调范畴现代转化的可行性和意义。　　从共时的角度研究“格调说”，主要从文本、作家、接受者三个视域展开分析。　　（一）对格调与体式、音韵、风格和兴趣的讨论构成了“格调说”关于文本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研究:　　1、格调派对诗歌体式的基本主张是五言古体诗以汉魏为标准，七言古体诗和近体诗以初盛唐为标准，这是格调派关于诗歌体式的最高典范;　　2、格调派重视诗歌的音乐性，对格调说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是“格调说”的重要文化基因;　　3、格调本质上是一种风格，格调派标举诗歌的风格趋向总体上是追求厚实稳健、卓立遒举的精神态势;　　4、作诗不可无兴趣，格调派对兴趣的重视同样也是其论诗的标准所在。　　（二）在格调和作家才情的关系上，格调派基本经历了从致力于遣词用句、声调格律、体裁规范等形式方面的研究到强调重视情实，主张根于才性，最后将才情和格调综合起来加以论述的发展历程;　　（三）从接受的角度讨论格调，充分显示格调派复古汉魏盛唐的创作动机，并在与汉魏盛唐诗人的默契会通中体验自我、发现自我、展示自我。　　二、通过对“格调说”的历时性研究可以梳理其从萌芽、建立、发展到成熟的整个演变发展历程，借以理清“格调说”的脉络和轮廓。　　（一）魏晋南北朝以前，对“格”和“调”的界定仅仅局限在它们内涵的演变，而以“格”、“调”论诗则从魏晋南北朝才刚刚开始，唐代以后“格”、“调”概念在诗学批评中得到广泛应用，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关于“体制”、“格力”、“音节”、“兴趣”、“气象”等诗法的独特见解对明清的格调理论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格调说”诗歌理论在明代得到正式确立。在梳理明代的“格调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格调派一般都秉持“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观念，前七子认为诗歌的典范必须坚持汉魏盛唐，否定六朝、中晚唐和宋元的诗作，后七子反思了前七子的诗说典范，在仍然坚持复古思想的前提下，对诗歌体变进行全面阐释。　　（三）前后七子坚持格高调逸的取诗标准导致明代诗歌创作的风气机械、单调，前后七子后学不满当时诗坛的那种字摹句拟的现象，他们在继承格高调逸理论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迸一步的发展和修正。　　（四）清代的沈德潜在继承明代格调派的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复古思潮和“格调说”的偏倾，并对之进行全面修正，他推崇严羽和明代复古派的诗论，追求格高调逸的审美功效，对以汉魏盛唐诗歌为典范的诗学理念进一步提升，较为圆活地强调情感与形式的合规范性，使以儒为本的人生理念再次回归，其诗论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改变了前后七子在创作和批评方面偏执地强调“拟议变化”和“格高调逸”，正是这种圆活性和包容性使他成为明清“格调说”的集大成者。　　三、“格调说”与明清其它的各派各说存在着互根互生、交互感通的关系，它与“性灵说”都非常重视性情，但是“格调说”因“敛才以就格”的创作实践而导致性情的流失，“性灵说”则主张性情充分流露，自由叙述;“格调说”和“神韵说”对境界的关注，从根本上说都是重视风格，但是二者在艺术风格的崇尚上却有着根本差异。　　四、格调作为一种重视文化内涵的审美范畴，在反映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结合当今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失语”现象，对格调范畴进行现代转化就有着非常现实的可行性，它对于提高大众审美文化的格调，繁荣当代文学创作和建构民族文化也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