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功能学派是人类学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本身又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理论渊源和学术传承之组成部分，对社会学、人类学的中国化及后续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英语学术圈对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文献非常多，且较为系统，但在中国，除了少数论文之外，尚无系统性的研究著述问世。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好基础资料工作、厘清学派的源流、传承关系和历史际遇，进而探讨学科发展史中某些具有规律性的问题和中国场景下的特殊经验，是一项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工作。　　 本文致力于梳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及其历史际遇，并借此叙述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以及与英国为主的外国人类学的关系。在梳理英国功能派人类学的社会历史基础、思想渊源、学术背景、创立者的基本思想方法及其创建过程、学术的代际传承与更新等内容的基础上，讨论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在中国、苏联、南非、澳大利亚、印度、美国、欧洲大陆等地的历史际遇及其对人类学、社会学学科的持久贡献，从而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　　 作为一项具有学科史意义的文献研究，本文既关注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理论、方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也注重学科机构与制度建设角度的考察。具体就前一方面来说，本文一方面强调功能主义人类学理念、方法的延续和转变，另一方面在“人类学家与人类学”的意义上关注重要人物的影响，此外还一直注意社会历史条件、政治气候、时代精神等外部因素在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兴衰历程和历史际遇中扮演的角色。　　 继“绪论”之后，第2、3两章对英国功能学派进行了“史前史”考察。研究发现，功能主义人类学既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也有其深厚的哲学、社会学思想基础，它同时也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结果：既是涂尔干社会学经由莫斯、列维-布留尔、休伯特等人继续和进一步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英国人类学本身从泰勒到弗雷泽到哈登到塞里格曼、里弗斯到马凌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渐进发展的结果，后者不仅体现在思想观点上，更体现在研究方法上。　　 第4-6章以及第9章的第2节对英国功能学派的兴衰历程进行了梳理和讨论，在具体研究上兼顾学派发展历程、行动者以及外部环境这三种视角。　　 从学派发展历程来看，1922年，现代民族志与功能主义理论的历史性结合，标志着英国功能学派的开端。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以1930年代后期和1940年代后期为界，可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期间它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领军人物方面，从马凌诺斯基到拉德克利夫-布朗再到他们的早期诸弟子；理论重心方面，从“功能”到“结构”再到“多元发展与争鸣”之气象；学术中心方面，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到牛津大学再到多中心均势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换并非绝对、机械、泾渭分明的，而是一个一脉相承的逻辑发展过程，在机构上是如此，在智识上更是如此。尽管三个阶段在理论上各有侧重，但每个阶段的关注点都不是单一和互斥的，且各阶段理论侧重点之间是矫正而非反对的关系。　　 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看，前两个阶段主要是马凌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卡里斯玛权威时期，他们对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战后，弗思、埃文斯-普里查德、利奇、格鲁克曼等人都在各自的学术传承脉络中多有独创性思想，且对马凌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进行了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改造，开始强调能动、过程、冲突、历史等，但他们依然恪守功能主义的基本假设和田野民族志方法，并声称自己是功能主义者。尽管彼此之间歧见不浅，但在面对外来的批评和挑战时，他们又倾向于团结一致。埃文斯-普里查德等人虽然对马凌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正统理论多有反叛之举，但主要是一种批判性反思和改造性发展，较少伤及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根基。　　 然而，“多元化”本身就已蕴含了走向式微的因素，战后英国功能学派的特色、内部凝聚力、外部影响力已经不如从前。学科外部及世界范围的考察表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社会历史条件变化、人类学理论新发展、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写作方式变化等方面的合力，导致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迅速式微。当弗思、福蒂斯、埃文斯-普里查德这一代人在1968-1972年间先后退出英国社会人类学系的领导岗位，作为学派的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也就宣告结束了。　　 但第7章国家传统角度的分析表明，英国功能学派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功能传统的消亡。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特有传统不仅在1922-1970年前后体现得尤其明显，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田野作业与功能关联；2)小圈子及其家族特征；3)“伦敦-剑桥-牛津”三角的学术霸权；4)与殖民主义关系密切。　　 第8、9两章关于英国功能学派之世界际遇的考察也支持这一点。功能派人类学家的研究著述、田野作业和教学工作使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遍及英帝国、英联邦的广阔疆域，同时也对中、美等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上的“中国功能学派”就是明证之一。从学科实践上来看，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一方面促进了各国对土著部落或少数民族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各文明社会促进了深度田野方法和社会学研究框架的结合，后者在中国、印度和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时至今日，中国、印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还具有较高的亲和性，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英国功能学派的影响。　　 总之，虽然人类学的功能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其遗产有一部分已深深扎根于人类学学科之中，成了这门学科的内在品质。此外，功能主义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依旧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础，并持续地为社会学学科提供滋养。　　 在创新性方面，总体而言，本文深入、系统地梳理了功能派人类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际遇，和国人要么过于笼统，要么只侧重某个人物、某个方面、某个时期的现有研究相比，在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方面都有长足的提高。其中，关于该派“史前史”的探讨，对该派世界性影响和历时性际遇的较全面论述，对曼彻斯特人类学的系统介绍，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国内空白的意义。　　 具体来说，本文在以下方面的工作和见解较具新意：　　 其一，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兴衰历程和历史际遇表明，人类学范式的转换及历史际遇固然与学科本身的发展有关，但来自学科外部的原因同样很重要；人类学范式转换是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和意识形态、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气候，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代差。　　 其二，以英国功能学派、曼彻斯特学派和中国功能学派这三个学派及其生命史为案例，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学派、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并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　　 其三，通过对英国功能学派“史前史”的考察，再联系发生在中国的一些田野调查实践，对“马凌诺斯基革命”进行了重新思考。1)田野调查早已有之，不能将“田野调查革命”和田野调查的起源混为一谈。2)后来被归功于“马凌诺斯基革命”的许多东西在1922年之前已有表述，我们在承认马凌诺斯基贡献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他承袭了前人的许多遗产。3)人类学民族志田野工作并非生来便是马凌诺斯基式的，它原本可以有别的样态。4)现代民族志和功能主义的联合并非逻辑意义上的唯一可能性。5)在中国场景下，正统的马凌诺斯基式田野方法还应与“中国特色”相结合。　　 其四，本文在反观中国人类学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1)除了强调英国功能学派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重要影响，还注意到中国对英国的影响。2)对“中国功能学派”进行了较具新意的讨论。3)从弗里德曼所言“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出发，既看到中国的人类学潜能，更从理论和方法两方面反观了中国人类学的边缘地位，同时看到当前中国学界的自觉和努力。　　 当然，本研究涉及的内容非常宽广、复杂，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尚留待进一步的后续研究，如英、中两国的特殊场景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规律性，社会学、人类学之间的关系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作者能够在这一领域交出一份更令人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