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国原始经学时期即存在着丰富的诠释学命题，这些命题虽然是隐性的关于经典文本之理解与解释的思想，但其比西方显性的诠释学理论在学理性上要博广且精深得多。当代中国经学研究者不仅应该拥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并且还应该拥有扎实的西学功底及某一两种印欧语言的阅读与交流能力，封闭于中国本土的经学研究需要走向国际学界。经今文学的独断论诠释学是对儒家经典之意义进行过度性诠释的创造性误读，但是，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观念上立论，恰恰是这种过度性诠释在创造性误读中构建了一个时代之国族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并且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乾嘉学派是经古文学的终结者，他们迫于一种政治暴力而退缩到纯粹的技术性释经境遇中；于存在论的意义上，他们把考据的历史语言学在方法论上看视为生存的本体论，其实，经古文学也是一种隐性的独断论诠释学，只是经古文学在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解释中所隐含的暴力性诠释，被考据及其学术修养遮蔽得更加温良恭俭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