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犹如司法过程运转的一根杠杆，虽然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性风格和特有的内在定力，但在司法场域中，却不得不承载参诉各方不同利益的价值考量与选择。控辩双方的证据利益安排，是刑事诉讼法的一根主线.我国现行法在控辩证据利益安排上呈现如下特点：1，取证以侦控机关侦查取证为主，以辩护人调查取证为补充；2，侦查讯问权归属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3，辩护方的取证权基本上属于辩护律师；4，审前证据材料是单向不完全披露：5，侦控方与辩护人都有违法取证的法律责任。我国控辩证据利益机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取证权与证据信息披露义务不对应；没有辩护人的嫌疑人，被告人则不能知悉控方的证据信息，辩护能力严重不足；侦查讯问具有取证的强制性；侦控机关可以自行启动追究辩护人妨害证据犯罪的刑事程序，使辩护人丧失调查取证的安全感；法律关于妨害证据犯罪的规定，在构成和刑罚上有偏袒侦控方之嫌；侦控方程序性强势带来实质性劣势，减损了打击犯罪的力度；非法证据排除，是个人违法，国家买单。期望修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时，对证据法进行价值平衡和技术更正，将刑事取证权与证据信息披露义务作对应调整；设置公正的侦查讯问程序，并赋予合法口供独立的证据效力；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修改有关辩护人证据犯罪的法律规定；限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违法的程度；对非法取证、妨害证据真实性的行为人，增加非刑事化处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