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代北地匾的沙陀势力一度是唐王朝的大患，代北行营即唐廷封付沙陀势力而设的军事机构。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情况下,行营作为对叛藩进行征讨的手段,经常被运用.但在代北的行营则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功能的现象,可分三期四阶段.第一期的代北行营，出现于晚唐意宗元和年间，通过对代北行营招抚使的考察，可知招抚使也并非招讨使的温和称呼，而是兼具招讨于扶绥两项功能。第二期的代北行营，出现于唐末王仙芝、黄巢之乱的大背景下，鉴于军事上的失利，直接任命招讨使，不再由河东节度使兼任，并单独设置供军的都粮料使，以及配置都监押。第三期的代北行营，出现于黄巢占领长安之后。唐廷为了尽快平叛，赦免李国昌父子，并任命李克用为代北行营兵马使。这时的代北行营，某种程度上是整合沙陀势力，以讨伐黄巢之用，故不再使用“招讨使”这样的名号，而代之以“兵马使”。其中,第二期代北行营的作用,若从整个唐末形势的角度出发,则更多的是唐廷对于当时地方独立化倾向的一种阻遏.因此,在这种情沉下,代北行营的招讨对象并非代北地区的整体沙陀人,而是其中具有独立化倾向的李国昌父子.唐廷启用"以蕃制蕃"策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