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粮农直补政策的核心是试图通过降低种粮成本来刺激并诱导粮农增产粮食,粮农自身有平衡自有土地用途的资产组合动机,粮农直补政策的有效性要求政策与粮农的微观动机相契合。
　　【关键词】 粮农直补;粮农行为;政策效果
　　
　　一、粮农直补政策的微观效应分解
　　对粮农实施直接收入补贴是粮农直补政策的重要手段,其实施结果包含两大微观效应:种粮农民增多和种粮面积增大。前者是政策的广延边际效应,其影响了粮产的劳力禀赋。在粮农直补政策的大背景下,对于粮农而言,其行为之一是选择种粮或者不种粮。在粮农直补政策影响下,原有耕地在是否种粮的农户之间进行内部转移,参与粮食耕种的土地是事前确定的。换句话说,A农户不种粮,B农户种,A将种粮耕地转种于B;如果A、B都因为种粮补贴增多而决定都种粮,则种粮的耕地面积依然不变,只是原有耕地在愿意种粮的农户之间重新配置。政策的广延边际效应的实质是直接影响种粮劳力投入而间接影响粮产。后者属于政策的集约边际效应,其影响粮产的土地禀赋,具体包含两个效应:效应一是替代效应,即政策激励农户将种非粮(商品类经济作物)土地置换成种粮土地;效应二为总量效应,即政策激励粮农新开耕地,以扩充种粮土地面积。基于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可知。近年来,我国的农村劳力在逐年减少,可见政策的广延边际效应较小;从我国实有耕地面积的减少趋势和每年净减耕地面积为正的事实可知,政策未能有效激励粮农增开耕地,即政策的集约边际效应中的总量效应偏弱;2003年以来,我国种粮耕地面积却逐年递增,其原因应归于政策的集约边际效应中的替代效应较为明显。
　　二、种粮农民的自发微观行为分析
　　从理性人假设出发,粮农的理性行为是:确定自有耕地进行种粮和种非粮的土地比重以优化个人收益和风险。一般而言,种粮土地的粮产和粮价都较为稳定,故种粮土地属于无风险资产。相比之下,农户亦可以将种粮耕地用于种植西瓜、苹果等非粮作物,其产量和市价较粮产和粮价而言,波动空间更大,故可将种非粮的土地划定为风险资产。理性的农户有规避风险的动机但不等于持有风险资产为零,即理性农户为了平衡土地在种粮和种非粮上的收益和风险,不可能只耕种粮食,也必然耕种其他经济作物,以优化个人决策。首先,土地用于种非粮(商品类经济作物)的收益和风险的变化。其次土地用于种粮的资产收益和风险的变化。
　　三、粮农行为与粮农直补政策
　　从粮农平衡土地资产组合的收益与风险的理性动机出发,可知粮农的种粮面积的事前选择是其在对无风险的种粮土地和有风险的种非粮土地进行资产组合选择的内生结果。政策要增产粮食,只有确保其与种粮农民在土地用途上的微观行为事先一致。首先农户偏好于将耕地用于种植非粮以平衡其土地收益和风险的行为,造就了非粮土地对种粮土地的刚性挤占效应,若此时政府对粮农的种粮收入直补太少,就不能抹平粮农在种粮和种非粮之间的收益风险差,以至于政策低效或失效。其次从粮食产品的资源禀赋特性来看。粮食商品很特殊,是农户以生活必需品,农户既生产粮食也消费粮食,职业农户还有储粮以避免风险的动机,在粮食作为禀赋商品的前提下,粮农直补就部分地转化为粮农的总收入,影响的是粮农的消费预算边界和间接购买力,政策在降低粮农生产成本的补贴效果被弱化和扭曲了。再次种粮补贴在实际执行时也会有瑕疵。要完全且有效地按种粮面积而不是种非粮面积的标准来监督一般农户履行种粮的契约是高成本,难执行且低效,相反,农户往往在首先平衡自我土地用途的资产组合上先决策,而种粮补贴却又变成了制约农民行为的软约束,即种粮的得补贴,种非粮的农户补贴也还少不了。
　　四、结论与政策展望
　　从粮农主体的微观行为可以发现,粮农直补政策未能与粮农的微观动机相契合。为了更好的增产粮食,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难题,单方面的粮农直补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辅之于需求激励政策——价格政策。首先只有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的粮农直补政策才可能稳定粮食产量。粮食商品拥有众多的买者和卖者,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其需求价格弹性或供给价格弹性都很小,难以通过增产粮食来有效改善农民收入。要同时实现粮农增收和增产的双重目标,必然要求采取限制粮价向下浮动的价格政策,且同时保证粮价上涨的空间。其次稳定粮食增产要求稳定种粮的耕地面积,稳定种粮面积的关键在于实现粮农直补政策与粮农主体的微观动机的一致。因粮农有平衡种粮土地和种非粮土地的资产组合的收益与风险的偏好,要克服种非粮土地对种粮土地的刚性挤占效应和替代效应,价格政策应该比收入补贴政策更有效。收入补贴政策耗资太大,价格政策却可以依赖市场进行耗资分散。
　　参考文献
　　[1]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