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颂龙，猴年夸猴，牛年赞牛，马年呢？友人说，你脱脱俗套说点真实的吧，你属马，也最知马年的滋味。
　　我回头一看，倏忽已过了五个马年。咀嚼一下，每个本命年的滋味竟然全不一样。
　　我的第一个马年是1942年，我出生。本来母亲先怀了一个孩子，不料小产了，不久就怀上我。倘若那孩子——据说也是个男孩子“地位稳固”，便不会有我。我的出生乃是一种幸中之幸。第一个马年里我一落地，就是匹幸运之马。
　　第二个马年是1954年，我12岁。这一年天下太平。世界上没有大战争，吾国没有政治运动。我一家人没病没灾没祸，没有意外的不幸。今天回忆起那个马年来，每一天都是笑容。我则无忧无虑地踢球、钓鱼、捉蟋蟀、爬房、画画、钻到对门大院内去偷摘苹果，并且第一次感觉到邻桌的女孩有种动人的香味。这个马年，我是快乐之马。
　　第三个马年是1966年，我24岁。这年，大地变成大海。黑风白浪，翻天覆地。我的家被红卫兵占领40天，占领者每人执一木棒或铁棍，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理想与梦想全都淋漓尽致地捣个粉碎。那一年，我看到了生活的反面、人的负面，并发现只有漆黑的夜里才是最安全的。我还有三分钟的精神错乱。这一个马年，我是受难之马。
　　第四个马年是1978年，我36岁。这一年，我住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写小说，第一次拿到了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自己的书《义和拳》。但我真正走进文学，还是因为投入了当时思想解放的洪流。我到处参加座谈会，每个会都是激情洋溢的，人人发言都有耀眼的火花。那是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作家们都为自己的思想而写作。我“胆大妄为”地写了伤痕文学《铺花的歧路》。这小说原名叫《创伤》，由于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起激烈争论，误了发表，而卢新华的《伤痕》出来了，便改名为《铺花的歧路》。这情况直到11月才有转机。一是由于茅盾先生表示对我的支持，二是小说被李小林要走，拿到刚刚复刊的《收获》上发表。我便一下子站到当时文学的“风口浪尖”上。对于我，这一马年，我是从挣扎之马到脱缰之马。
　　第五个马年是1990年，我48岁。我的创作出现困顿，无人解惑，便暂停了写作，打算理一理自己的脑袋，再走下边的路。在迷惘与焦灼中，我重拾画笔，却意外地开始了阔别久矣的绘画生涯。世人不知我的“前身”为画家，吃惊于我；我却不知这些年竟积累了如此深厚的人生感受，万般情境，挥笔即来，我也吃惊于自己。在艺术创作中，最美好的感觉莫过于叫自己吃惊。我于是发现，稿纸之外还有一片无涯的天地，心情随之豁然。这一年的我，可谓突围之马。
　　回首五个马年才知，这马年的滋味，酸甜苦辣，驳杂种种。何况本命年只是人生的驿站。各站之间长长的十二年的征程中，还有说不尽的曲折婉转。我不知别人的本命年是何滋味，反正人生况味，都是五味俱全。五味之中，苦味为首。那么，在这个将至的马年里，我这匹马又该如何？
　　前几天，请友人治印两方，皆属闲文。一方是“一甲子”，一方是“老骥”。这“老骥”二字，不过是乘一时之兴，借用曹操的诗，以寓志在千里罢了。可是反过来，我又笑自己不肯甘守寂寞，总用种种近忧远虑来折磨自己。看来这一年，我注定是奔波之马了。
　　（选自《灵魂的巢》，冯骥才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本刊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