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来的那一年，我十岁。
　　这之前，我在村里的一所私塾读书。我们的先生是一个倔强的老头，无论冬夏，总头戴黑呢子帽，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课余，我们常奔跑在教室外的一条河流边，玩着各种游戏。时间久了，就听见先生敲着两块竹板子，呼唤我们回去上课。我们往往晚回去几分钟，先生并不发怒，只是口里唠叨着：“你们这群孩子，你们呀，快要做亡国奴了，还不努力读书。”
　　我不知道什么是亡国奴，回到家里问起在村里做木匠的父亲，他也不说。可是有一回到县城里赶庙会，我隐隐约约知道了什么是亡国奴。
　　那天，我和同村的阿大、阿生三个人，各自从家里讨要了几个铜板，便向着县城的方向一路疾走。在路上，我们唱着先生教过的歌，心情既激动又兴奋。你想啊，每一年的庙会我们几乎都去逛过，那里人山人海，卖油条的，打爆米花的，玩杂耍的，说书唱戏的，要多热闹有多热闹。特别是一个铜板一碗的豆腐脑，吃起来那个带劲。说着闹着我们就到了县城的老城门前，却发现今年的城门前多了几个穿黄衣服戴黄帽子嘴里叽哩呱啦扛着枪的人，我们三个刚要往里挤，猛地被本村的一个大爷一把拽回来。他厉声说道：“小熊黄黄们，不要命了吗？”然后他朝前努了努嘴，“日本鬼子。”
　　我们后来才知道，县城已在两个月前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据说，守城的部队是省城一个叫韩什么的部属，一枪未放，便骑着马急慌慌地撤走了。这群废物逃跑时，据说鬼子离这边还有好几百里地呢。
　　人群在几个兵的呵斥下，排着队开始进城。那几个日本兵简直就是畜生，勒索钱财不说，看到漂亮的姑娘，还不时把手伸到姑娘的衣服里面。最可恨的是一个穿丝绸褂子的狗汉奸，刺着龙、文着虎，在鬼子旁边恐吓不愿掏钱的老百姓。大部分人义愤填膺，可又没什么办法。不一会儿，一个身穿蓝色长袍的人被鬼子拧着手抓起来，据说是游击队。就见其中的一个日本兵抡起枪托，径直照着那个人的脸打去，血立刻从那个人的嘴里眼里流出来。阿生“哇”的一声哭起来，然后是更多的小孩哭起来。
　　我们后来还是进了城，因为是小孩子的缘故，那几个鬼子摆摆手便让我们进去了。那天，我们照旧在护城河旁边的一棵柳树下喝了豆腐脑，还看了一会儿耍猴的。可能是被鬼子的残暴吓坏了，我们玩了不到一个上午，阿生便央求着回家。
　　我是两年以后的一个深秋再次来县城的。
　　那时，我早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儿童团团员了。日本鬼子的残暴，陆陆续续在我们这个地区传开了，促使许多人扔掉家里的瓶瓶罐罐，跟随着共产党游击队和鬼子干到底。也就是在那时，我参加了革命的少年儿童团。并且在这不久，由于我侦察敌人的情报立了功，还当了少年儿童团的团长。
　　这次，我是来侦察一个紧急的敌情的。
　　三天前，从县城回去的我方侦察员报告，在县城的东北角一个工厂内，鬼子集中了一个小队的兵力，架起机枪，日夜看护着，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一个小队，那可是得有五十多个鬼子。我此行的任务，就是要探清鬼子到底在干什么。
　　我先是到马庄的姑父家。姑父家算是那一片的富户，掌管着百十亩土地不说，还开了几个酿酒和造酱油、醋的作坊。我去的那一天，正好我的表哥在家过假期。他在省城上大学，是一位思想比较开明的学生。中午吃完饭，在店铺隔壁的房间里，我偷偷地告诉他此行的目的，他的兴趣立刻上来了，并极力要求帮助我完成任务。可该怎样下手才能查清那个工厂里的情况呢？正当我们绞尽脑汁地设想各种进入工厂的办法时，忽然听到一个人来店铺里买酒和酱油、醋。表哥伸头一看，兴奋地拍了一下我的大腿，说，有了。
　　原来，来买货的正是那个工厂里给日本人服务的一个汉奸。
　　征得姑父同意，表哥拉起送货的板车，我则在一旁帮忙推着，便和那个汉奸一块向工厂的方向去了。可别说，有了这个汉奸的帮衬，我们一路无阻。进了工厂，推着车子往后走了老长的路，才看见一处单独的小院子，是厨房的位置。相对于前门的森严戒备，这里就相对松多了。快到厨房的时候，按照我和表哥先前商量好的计划，我手捂肚子，装作很痛苦的表情，问汉奸厕所在什么位置。许是看着我是个小孩，他并未多注意，一指前面的一片杨树林。从厕所的位置，我一直猫着腰，顺着工厂的院墙向中間挪动。因为就是在那个位置，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一大片布篷覆盖的地方巡逻。绕开那两个鬼子的视线，我掀开布篷的一角，向布篷里一望，乖乖，成排的投掷筒排在篷布的中央，里面竟然还有两个鬼子在巡逻。我连忙退回去，顺着原路溜到厨房，正好，表哥已经把大部分货卸到了厨房里。看到我来，他说你好了，我连忙点头示意。跟着汉奸到他屋里取钱时，我悄悄地把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传单塞到他睡觉的床腿下。
　　不久后，我们的人按照我提供的路线图，避其锋芒，除取走五六套投掷筒交给正规部队，其余的都用手榴弹给炸掉了。据说，那次行动后，鬼子怀疑出了内奸，反复调查，竟然在汉奸的屋里发现了那张传单，一审，那汉奸也说不清传单从哪里来的，再加上平时敲诈勒索的不少财物不能说清来源，就被当内奸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