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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群：探索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由马蒂亚斯·皮尔茨（Matthias Pilz）主编、施普林格国际出版集团2012年出版的《变化世界中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未来》（The Fu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a Changing World）一书，是2010年在德国科隆大学举办的“变化世界中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未来”国际研讨会的成果。该次会议也标志着科隆大学比较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中心（The German Research Centre for Compara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正式成立。
该书由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等15个国家包括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学者的29篇文章组成。全书在四个方面给出了一个有关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全貌：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造成各国职业教育体系和现状巨大差异的原因；各国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的相似难题与挑战；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和全球化挑战，各国职业教育特有的现实问题和应对措施，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著作从广阔视角展示了各国职业教育发展以及在终身教育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与所有的比较教育研究一样，本书并没有追求得出共同性的结论，而是试图通过比较促进各国职业教育的理解和认可，并接受差异。
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人力和资本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改进职业教育的整体质量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保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和专业人员（特别是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本书的出版，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在国际职业教育研究领域，与本书在规模和深度上具有可比性的可能只有两部著作，一部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研究手册》（Rauner and Maclean， 2008），另一部是《为变化的工作世界作准备的教育国际手册》（Maclean and Wilson，2009），两者均由施普林格国际出版集团出版。其中，前者主要讨论职业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和前沿问题，而后者涉及面较广，但是多为分领域的资料性文章。
本书各篇文章讨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关注的重点和依据的理论也不尽相同，因此要对本书内容做出一个简短而整体化的评价并不现实。本书前三部分从不同视角展示了不同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并分析了造成这些局面的原因，包括提供的机会、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政策等。例如，石伟平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与挑战”指出了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矛盾，如教育资源扩张与学生人口结构变化之间的矛盾、政府“就业导向”办学方针与学生“深造需求”之间的矛盾等，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其中“独立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不适合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等与当前中国政府建立独立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这为了解中国职业教育的复杂性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克里斯多夫·皮齐克勒（Christopher Zirkle）和林德西·马丁（Lindsey Martin）的“美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挑战与机会”一文，提出了美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面临的挑战，如视职业教育为次等教育的公共意识、对职业教育课程与项目财政资助的缺乏等，这有机会让读者在羡慕美国高质量的研究性高等教育的同时，了解另一种类型教育的发展情况。作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美国职业教育发展所流露出的不确定因素也常常困扰着他们。本文对深入了解美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我们无法从对各国的比较中得出具有普遍性和广泛包容性的职业教育框架。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市场结构、教育体系和制度安排不同，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也不同。第四部分“全球与理论问题”试图从理论层面讨论解决一些共同的难题，如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相比社会地位不高和缺乏吸引力，国家职业资格体系的建立与优化，不同国家校企合作或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以及职业教育与解决贫困、获得体面劳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例如，费利克斯·劳耐尔（Felix Rauner）的“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割裂及其解决方法”一文指出，目前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割裂（仅有1%的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相关法规，而是缺乏有操作性的规程和相应的教学基础。乌特·克莱门特（Ute Clement）的“职业教育、贫困与权力”一文探讨了能力（Competence）对个体与国家幸福生活的潜在影响，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社会权力利用“能力”的局限性。它从“能力能否减少贫困”这一问题切入，研究资格证书与在正式劳动市场取得成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值得全世界相关学者和政治家反思的问题，即如何证明资格证书与获得体面工作之间的关系，国家职业资格框架是否是一个解决办法。在此之前，人们似乎已经广泛默认了资格、职业教育、资格证书等与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减少贫困、获得体面劳动）间的直接联系。
以上仅是本书对我产生启发的众多观点中的几个，限于篇幅，这里无法提及太多。当然，试图用数百页文字全面阐述职业教育这一复杂主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无法奢求该书所有文章具有相同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本书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未来国际职业教育研究的主题，也是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赵志群，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任务也因国家而异
这本书缘起于2010年秋季在德国科隆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主题与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变化世界中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未来”。
下面引用的例子恰好诠释了现代世界比较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时效性与必要性。例如，当我们探讨均等对待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这一问题时，很明显，许多国家的职业教育并没有被看得非常重要，甚至被认为根本不重要或是“次等教育”。这不仅是企业雇主的认知，也是学生及其家长的认知，同时也是职业院校及高等教育机构教师员工的认知。 国际视角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通常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在一些国家，对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平等重视并没有被作为相当紧迫的任务，因为这些国家对高技能和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较少，或是他们对培训的需求可以通过其他学术性的教育项目来满足。其他国家，包括一些讲英语的国家，正面临着具有中等资格水平的技术工人短缺以及日益严重的“学术漂移”现象。与此相反，讲德语的国家因为他们培养出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但这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着如何使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人才在传统学术教育体制下获得发展的问题。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对一个问题及其后果的全面理解并制定出普遍适用的方案而不受非议是不可能的。避免民族中心主义至关重要，或许这是在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这又会导致另外一种情况。关于国际比较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好且深入了解其他教育体制，也将为各国间的互相学习作出重大贡献。例如，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中模块化的讨论。在德语国家，如果有关部门借鉴英语国家的经验，这些讨论就会较早产生初期效果。然而，这些讨论因为陷入两极分化的困境而受到批判，其中一种说法为德语国家落后于英语国家十年。
然而，也有学习国外经验的例子。当前为完善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体系所作出的努力明显折射出了其他国家长期积累的经验。不过，与此同时，强调仔细审视其他教育体系以避免全盘照搬某一国家的经验模式而出现“水土不服”也有必要。许多研究者都亲自参与了构建一国职业资格框架体系的过程，或者至少知晓其中面临的问题。例如，在这个框架体系下如何区分职业教育项目在参考层面总是没有明确的定义，实际利益并不总是与付出的努力和花费的成本相当。
此外，某一国家的数据也有可能被曲解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OECD推出的《教育概览》系列书籍多年来一直在谴责德语国家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减少。因此，每年都建议政府通过定向的教育政策鼓励来增加毕业生人数。这些国家教育部长和其他教育专家每年都会响应号召强调“双元”学徒制及其提供的高质量培训与知识的重要性。
总之，在得出结论或制定出改革建议之前，必须全面理解并阐释某一国家的特征。由此而论，也十分有必要对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内涉及大范围评估的国际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因为目前在许多国家仍缺乏实证数据来证明“双元制”背景下获得职业资格学生的能力水平与那些获得学术资格认证学生的能力水平相当。
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这些研究将会对职业教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例如，印度在接下来的5年里人口将会增长500万，这其中会有超过100万的人口没有接受过培训和良好教育，这将导致实际需要的人才数量不足。同时，想努力在印度最高学府获得一席之地的印度年轻人数量却在增加。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与考大学人数的增多严重不协调意味着许多年轻人将会失去升入大学的机会。职业教育与培训或许是他们的选择。
一方面，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实用性可以使年轻人获得基本的职业资格；另一方面，其也会为那些具有很大潜能但并没有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提供高水平的职业生涯路径。印度政府也在三个方面强调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贡献：第一，职业教育与培训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第二，职业教育与培训将会为印度提供所需的高技能劳动力，并有助于其实现经济目标；第三，职业教育与培训也将有助于应对农村人口减少问题。
相反，中国、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则面临着与此完全不同的挑战，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例如，中国面临的最有压力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以确保即使在年轻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具有中等职业资格水平的学生人数仍会增长。同时，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应对终身学习的需求以及如何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融入教育体系。
总之，只要对其他国家及其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关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比较研究就能取得丰硕成果。杰出的比较教育学者凯兴·贝雷迪（Georg Bereday）早在50年前就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在书中写道，“长期呆在一国对其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实践这一观点的最好且最简单办法就是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人只有在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与交流中，才能深切感受一种异国文化，才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特点，这绝不是靠简简单单阅读书籍学到的。不但这种观点本身非常重要，而且它也是人们分析学校体制时正确选择研究方法的关键。通常，作为在比较教育科学领域对全体研究者进行培训的一部分，一个人要在国外至少呆一年”。
这本书将关于国际比较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众多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进行了汇总。国家个案研究、纯理论研究、比较方法以及政策文件都说明，国际职业教育与培训具有鲜明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也不一样。与构建得较好的普通教育相比，很明显，职业教育与培训包罗众多方面——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参与者、职业教育项目、学习形式以及资格认证。这归结于两个因素：第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职业教育传统，比如，或者是以学校为基础的，或者是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的。第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任务也因国家而异。例如，它可能是以职业基础教育或职业导向的形式开展，又或者是它广泛涵盖从初始职业培训到专门人才实践技能培训的方方面面。目标人群也存在很大差异：在一个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可能将重点集中在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然而在另一个国家，它则将重点放在吸引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或专门针对那些获得中学资格证书的人，这些都表明了世界各地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的多样化。本书的讨论总是围绕着各国之间职业教育与培训体制的差异以及各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优先领域展开的。然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才催生了各国实践的不同案例。
本书试图通过如下框架将这种多样性呈现给读者。这一框架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关注讲英语的国家，第二部分介绍亚洲（包括印度），第三部分重点介绍欧洲，第四部分将关注点放在全球以及国际范围内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理论发展方面。
（译者：李盟盟，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由马蒂亚斯·皮尔茨（Matthias Pilz）主编、施普林格国际出版集团2012年出版的《变化世界中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未来》（The Fu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a Changing World）一书，是2010年在德国科隆大学举办的“变化世界中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未来”国际研讨会的成果。该次会议也标志着科隆大学比较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中心（The German Research Centre for Comparat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正式成立。
该书由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等15个国家包括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学者的29篇文章组成。全书在四个方面给出了一个有关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全貌：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造成各国职业教育体系和现状巨大差异的原因；各国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的相似难题与挑战；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和全球化挑战，各国职业教育特有的现实问题和应对措施，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著作从广阔视角展示了各国职业教育发展以及在终身教育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与所有的比较教育研究一样，本书并没有追求得出共同性的结论，而是试图通过比较促进各国职业教育的理解和认可，并接受差异。
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人力和资本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改进职业教育的整体质量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保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和专业人员（特别是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本书的出版，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在国际职业教育研究领域，与本书在规模和深度上具有可比性的可能只有两部著作，一部是《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研究手册》（Rauner and Maclean， 2008），另一部是《为变化的工作世界作准备的教育国际手册》（Maclean and Wilson，2009），两者均由施普林格国际出版集团出版。其中，前者主要讨论职业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和前沿问题，而后者涉及面较广，但是多为分领域的资料性文章。
本书各篇文章讨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关注的重点和依据的理论也不尽相同，因此要对本书内容做出一个简短而整体化的评价并不现实。本书前三部分从不同视角展示了不同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并分析了造成这些局面的原因，包括提供的机会、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政策等。例如，石伟平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与挑战”指出了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矛盾，如教育资源扩张与学生人口结构变化之间的矛盾、政府“就业导向”办学方针与学生“深造需求”之间的矛盾等，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其中“独立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不适合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等与当前中国政府建立独立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这为了解中国职业教育的复杂性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克里斯多夫·皮齐克勒（Christopher Zirkle）和林德西·马丁（Lindsey Martin）的“美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挑战与机会”一文，提出了美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面临的挑战，如视职业教育为次等教育的公共意识、对职业教育课程与项目财政资助的缺乏等，这有机会让读者在羡慕美国高质量的研究性高等教育的同时，了解另一种类型教育的发展情况。作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美国职业教育发展所流露出的不确定因素也常常困扰着他们。本文对深入了解美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我们无法从对各国的比较中得出具有普遍性和广泛包容性的职业教育框架。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市场结构、教育体系和制度安排不同，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也不同。第四部分“全球与理论问题”试图从理论层面讨论解决一些共同的难题，如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相比社会地位不高和缺乏吸引力，国家职业资格体系的建立与优化，不同国家校企合作或现代学徒制的实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以及职业教育与解决贫困、获得体面劳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例如，费利克斯·劳耐尔（Felix Rauner）的“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割裂及其解决方法”一文指出，目前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割裂（仅有1%的职业教育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相关法规，而是缺乏有操作性的规程和相应的教学基础。乌特·克莱门特（Ute Clement）的“职业教育、贫困与权力”一文探讨了能力（Competence）对个体与国家幸福生活的潜在影响，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社会权力利用“能力”的局限性。它从“能力能否减少贫困”这一问题切入，研究资格证书与在正式劳动市场取得成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值得全世界相关学者和政治家反思的问题，即如何证明资格证书与获得体面工作之间的关系，国家职业资格框架是否是一个解决办法。在此之前，人们似乎已经广泛默认了资格、职业教育、资格证书等与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减少贫困、获得体面劳动）间的直接联系。
以上仅是本书对我产生启发的众多观点中的几个，限于篇幅，这里无法提及太多。当然，试图用数百页文字全面阐述职业教育这一复杂主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无法奢求该书所有文章具有相同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本书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未来国际职业教育研究的主题，也是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赵志群，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任务也因国家而异
这本书缘起于2010年秋季在德国科隆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主题与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变化世界中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未来”。
下面引用的例子恰好诠释了现代世界比较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时效性与必要性。例如，当我们探讨均等对待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培训这一问题时，很明显，许多国家的职业教育并没有被看得非常重要，甚至被认为根本不重要或是“次等教育”。这不仅是企业雇主的认知，也是学生及其家长的认知，同时也是职业院校及高等教育机构教师员工的认知。 国际视角的研究表明，不同国家通常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这些问题。在一些国家，对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平等重视并没有被作为相当紧迫的任务，因为这些国家对高技能和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较少，或是他们对培训的需求可以通过其他学术性的教育项目来满足。其他国家，包括一些讲英语的国家，正面临着具有中等资格水平的技术工人短缺以及日益严重的“学术漂移”现象。与此相反，讲德语的国家因为他们培养出的高素质技术工人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但这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着如何使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人才在传统学术教育体制下获得发展的问题。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对一个问题及其后果的全面理解并制定出普遍适用的方案而不受非议是不可能的。避免民族中心主义至关重要，或许这是在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这又会导致另外一种情况。关于国际比较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好且深入了解其他教育体制，也将为各国间的互相学习作出重大贡献。例如，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中模块化的讨论。在德语国家，如果有关部门借鉴英语国家的经验，这些讨论就会较早产生初期效果。然而，这些讨论因为陷入两极分化的困境而受到批判，其中一种说法为德语国家落后于英语国家十年。
然而，也有学习国外经验的例子。当前为完善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体系所作出的努力明显折射出了其他国家长期积累的经验。不过，与此同时，强调仔细审视其他教育体系以避免全盘照搬某一国家的经验模式而出现“水土不服”也有必要。许多研究者都亲自参与了构建一国职业资格框架体系的过程，或者至少知晓其中面临的问题。例如，在这个框架体系下如何区分职业教育项目在参考层面总是没有明确的定义，实际利益并不总是与付出的努力和花费的成本相当。
此外，某一国家的数据也有可能被曲解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OECD推出的《教育概览》系列书籍多年来一直在谴责德语国家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减少。因此，每年都建议政府通过定向的教育政策鼓励来增加毕业生人数。这些国家教育部长和其他教育专家每年都会响应号召强调“双元”学徒制及其提供的高质量培训与知识的重要性。
总之，在得出结论或制定出改革建议之前，必须全面理解并阐释某一国家的特征。由此而论，也十分有必要对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内涉及大范围评估的国际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因为目前在许多国家仍缺乏实证数据来证明“双元制”背景下获得职业资格学生的能力水平与那些获得学术资格认证学生的能力水平相当。
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这些研究将会对职业教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例如，印度在接下来的5年里人口将会增长500万，这其中会有超过100万的人口没有接受过培训和良好教育，这将导致实际需要的人才数量不足。同时，想努力在印度最高学府获得一席之地的印度年轻人数量却在增加。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与考大学人数的增多严重不协调意味着许多年轻人将会失去升入大学的机会。职业教育与培训或许是他们的选择。
一方面，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实用性可以使年轻人获得基本的职业资格；另一方面，其也会为那些具有很大潜能但并没有进入大学学习的人提供高水平的职业生涯路径。印度政府也在三个方面强调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贡献：第一，职业教育与培训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第二，职业教育与培训将会为印度提供所需的高技能劳动力，并有助于其实现经济目标；第三，职业教育与培训也将有助于应对农村人口减少问题。
相反，中国、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则面临着与此完全不同的挑战，尤其是这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例如，中国面临的最有压力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以确保即使在年轻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具有中等职业资格水平的学生人数仍会增长。同时，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应对终身学习的需求以及如何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融入教育体系。
总之，只要对其他国家及其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关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际比较研究就能取得丰硕成果。杰出的比较教育学者凯兴·贝雷迪（Georg Bereday）早在50年前就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在书中写道，“长期呆在一国对其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实践这一观点的最好且最简单办法就是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人只有在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与交流中，才能深切感受一种异国文化，才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特点，这绝不是靠简简单单阅读书籍学到的。不但这种观点本身非常重要，而且它也是人们分析学校体制时正确选择研究方法的关键。通常，作为在比较教育科学领域对全体研究者进行培训的一部分，一个人要在国外至少呆一年”。
这本书将关于国际比较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众多研究方法与方法论进行了汇总。国家个案研究、纯理论研究、比较方法以及政策文件都说明，国际职业教育与培训具有鲜明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也不一样。与构建得较好的普通教育相比，很明显，职业教育与培训包罗众多方面——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参与者、职业教育项目、学习形式以及资格认证。这归结于两个因素：第一，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职业教育传统，比如，或者是以学校为基础的，或者是以劳动力市场为导向的。第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任务也因国家而异。例如，它可能是以职业基础教育或职业导向的形式开展，又或者是它广泛涵盖从初始职业培训到专门人才实践技能培训的方方面面。目标人群也存在很大差异：在一个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可能将重点集中在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然而在另一个国家，它则将重点放在吸引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或专门针对那些获得中学资格证书的人，这些都表明了世界各地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的多样化。本书的讨论总是围绕着各国之间职业教育与培训体制的差异以及各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优先领域展开的。然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才催生了各国实践的不同案例。
本书试图通过如下框架将这种多样性呈现给读者。这一框架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关注讲英语的国家，第二部分介绍亚洲（包括印度），第三部分重点介绍欧洲，第四部分将关注点放在全球以及国际范围内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理论发展方面。
（译者：李盟盟，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