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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27日，中国和法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而这时中英关系还处于代办级。中法建交意义重大，对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具有重要作用。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挑战美国霸主地位，拒绝在美苏英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不顾美国阻挠，要由法国带头来搬掉封锁中国的大石头。
毛泽东、周恩来自然对戴高乐的动向一目了然。其实，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已经同新上台的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共商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有过合作共事的经历。6月20日，周恩来接见法国社会党议员拉科斯特、萨瓦利，表达了中方的友好愿望，说：“中法人民应当友好，法国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同情过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要与各国和平相处，我们是抱着和解精神来日内瓦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的。法越双方应该负责任来迅速求得和平……如果追随别国奉行冒险政策和扩大战争的政策，法国的荣誉只会受到损害。”
1962年8月，有消息说戴高乐要授权富尔以私人身份访华，试探建交问题。周恩来认为送上门来的客人哪能拒绝，“法国是西欧大陆的重要国家，通过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进一步擴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的封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美帝国主义”。
1963年10月22日，法国政治家埃德加·富尔受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邀请到达北京。
富尔把戴高乐的亲笔信递给周恩来。富尔担任过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所以戴高乐在信中称他为“主席”。信中写道：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再次重申我对你下次旅行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的重视。由于我们最近的会谈，我能够向你清楚地指出：为什么我非常重视有关我们和这个伟大人民各个方面关系的问题，以及我是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请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夏尔·戴高乐
1963年10月9日
周恩来看后，把信还给富尔，请他继续谈。
在涉及台湾问题时富尔谈得含含糊糊，反映出戴高乐想同中国建交，却又要绕些弯子，在台湾问题上有些放不下。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出：“中法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你们还有什么困难？”
富尔说：“戴高乐将军奉行独立政策，不需征求美国和苏联的意见，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中国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有失体面的条件。台湾问题是个微妙问题，法国断绝与台湾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一切关系。”
周恩来在这样的问题上是绝不会含糊的，他说：“法国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100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侮和干涉我们。不解决对台湾关系问题，中法不可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那只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
周恩来告诉富尔中国不拿原则做交易，希望把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转告戴高乐。
1963年10月31日，周恩来将同富尔会谈的情况报告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上海面商。到上海后，周恩来将“新的直接方案”报告毛泽东。该方案是：
一、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派大使;二、中国政府复照，欢迎法国政府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三、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立使馆，互派大使。双方还要就法国政府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达成默契。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同意此方案。
12月26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尔接见了李清泉。他先让李清泉复述一遍经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和几种方案，共有四种：在北京谈成的互换照会为第一方案;第二、第三方案是法方提出的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但中国的主词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第四方案是同意法方提出的发一简短公报，同意法方的措辞，但中方将单独发表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建交的。
李清泉复述无误后，周恩来给他作了新的指示：与法国建交以速决为宜，先提第一方案，准备就第四方案达成协议。最后，法方提出不用互换照会而改用发表简短联合声明的办法宣布建交，中方表示接受。
周恩来经过与富尔的谈判，对富尔及法国的态度摸得一清二楚，预感到法方有可能会搞些小动作，所以在李清泉走后，他指示乔冠华草拟中方声明稿，一定要把中方的严正立场充分表达出来。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当1964年1月9日双方在瑞士达成最后协议的同一天，富尔向《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在次日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他说法方没有承担撤销对蒋介石的“承认”，法国在台设“领事馆”纯属法国政府的事，“台湾归属问题”不明确，甚至说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对其“承认”等。这涉及我们的底线和原则问题，所以不能不出来表明严正立场。
1月27日，中法发表了一个最短的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法兰西共和国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里面没有中方最强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这一主词。
周恩来指示乔冠华起草的声明稿经报国内批准后，于1月28日在北京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割裂出去或者制造 “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摘自《党史博览》）
“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挑战美国霸主地位，拒绝在美苏英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不顾美国阻挠，要由法国带头来搬掉封锁中国的大石头。
毛泽东、周恩来自然对戴高乐的动向一目了然。其实，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已经同新上台的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共商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有过合作共事的经历。6月20日，周恩来接见法国社会党议员拉科斯特、萨瓦利，表达了中方的友好愿望，说：“中法人民应当友好，法国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同情过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要与各国和平相处，我们是抱着和解精神来日内瓦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的。法越双方应该负责任来迅速求得和平……如果追随别国奉行冒险政策和扩大战争的政策，法国的荣誉只会受到损害。”
1962年8月，有消息说戴高乐要授权富尔以私人身份访华，试探建交问题。周恩来认为送上门来的客人哪能拒绝，“法国是西欧大陆的重要国家，通过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进一步擴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的封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美帝国主义”。
1963年10月22日，法国政治家埃德加·富尔受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邀请到达北京。
富尔把戴高乐的亲笔信递给周恩来。富尔担任过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所以戴高乐在信中称他为“主席”。信中写道：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再次重申我对你下次旅行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的重视。由于我们最近的会谈，我能够向你清楚地指出：为什么我非常重视有关我们和这个伟大人民各个方面关系的问题，以及我是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请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夏尔·戴高乐
1963年10月9日
周恩来看后，把信还给富尔，请他继续谈。
“中法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个问题”
在涉及台湾问题时富尔谈得含含糊糊，反映出戴高乐想同中国建交，却又要绕些弯子，在台湾问题上有些放不下。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指出：“中法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你们还有什么困难？”
富尔说：“戴高乐将军奉行独立政策，不需征求美国和苏联的意见，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中国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有失体面的条件。台湾问题是个微妙问题，法国断绝与台湾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一切关系。”
周恩来在这样的问题上是绝不会含糊的，他说：“法国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100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侮和干涉我们。不解决对台湾关系问题，中法不可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那只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
周恩来告诉富尔中国不拿原则做交易，希望把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转告戴高乐。
“与法国建交以速决为宜，先提第一方案，准备就第四方案达成协议”
1963年10月31日，周恩来将同富尔会谈的情况报告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上海面商。到上海后，周恩来将“新的直接方案”报告毛泽东。该方案是：
一、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派大使;二、中国政府复照，欢迎法国政府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三、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立使馆，互派大使。双方还要就法国政府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达成默契。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同意此方案。
12月26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尔接见了李清泉。他先让李清泉复述一遍经中央批准的谈判方针和几种方案，共有四种：在北京谈成的互换照会为第一方案;第二、第三方案是法方提出的发表联合公报，或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公报，但中国的主词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第四方案是同意法方提出的发一简短公报，同意法方的措辞，但中方将单独发表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唯一的合法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建交的。
李清泉复述无误后，周恩来给他作了新的指示：与法国建交以速决为宜，先提第一方案，准备就第四方案达成协议。最后，法方提出不用互换照会而改用发表简短联合声明的办法宣布建交，中方表示接受。
周恩来经过与富尔的谈判，对富尔及法国的态度摸得一清二楚，预感到法方有可能会搞些小动作，所以在李清泉走后，他指示乔冠华草拟中方声明稿，一定要把中方的严正立场充分表达出来。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当1964年1月9日双方在瑞士达成最后协议的同一天，富尔向《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在次日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他说法方没有承担撤销对蒋介石的“承认”，法国在台设“领事馆”纯属法国政府的事，“台湾归属问题”不明确，甚至说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对其“承认”等。这涉及我们的底线和原则问题，所以不能不出来表明严正立场。
1月27日，中法发表了一个最短的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法兰西共和国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里面没有中方最强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这一主词。
周恩来指示乔冠华起草的声明稿经报国内批准后，于1月28日在北京由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割裂出去或者制造 “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