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通报：四川原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厅级非领导职务；湖北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贺家铁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
　　有专家分析，在上述通报中，魏宏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标志意义——他是新的党规党纪实施后第一个受到降职处理的正省级干部。
　　那么，这些受到降职处理的官员都有哪些“违纪类型”？经梳理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纪检监察机关对降职官员的通报中，“以权谋私”“生活作风问题”“影响干部形象”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较高。
　　以“以权谋私”为例，根据违纪情节的严重程度和受到纪律处分的不同程度，官员降职的幅度也不尽相同。比如，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许爱民从副省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涉及问题之一便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女儿、女婿在公务员录用和职务晋升方面谋取利益”；上海市嘉定区政协原副主席严菊明从副局级降至正处级，纪委在通报中提到，“在担任菊园新区党工委书记和南翔镇党委书记期间，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向管理服务对象购买房产，获取不正当利益”。
　　生活作风问题，也是一些官员被降职的原因。广西东兰县反贪局副局长黄东坡由副科级被降为科员，并被调离检察机关，原因就是“与有夫之妇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违反社会公德和有关纪律规定”。
　　因为醉酒造成不良影响而受到降职处理的官员也不少。例如，2014年9月10日晚，陕西省宁强县住建局局长闫亮等人在县内一家音乐会所与人打架，因“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县干部作风纪律规定，严重损害了干部队伍形象，影响恶劣”，闫亮被撤销职务，降为科员。而广西柳州市委维护稳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占良，则因为“酒后言行不当，严重影响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被从正处级降为副处级。
　　此外，“失职渎职”“私设小金库”“婚丧大操大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用人”“公款消费”“公车私用”“聚众赌博”“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向企业违规收费”“泄露巡视工作秘密”“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人均会议费用超标”等违纪行为，也是导致官员降职的“关键词”。
　　那么，这些官员受到降职处理的制度依据是什么呢？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因工作能力较弱、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其他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务层次的，应当降职使用。”
　　《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中提出，要“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坚决进行组织调整”。
　　由于《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现行法规没有对降职标准做出明确界定和具体量化，目前的降职处理主要综合考量各方面情况，带有很大程度的探索性质。
　　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表示：“给予这样的处理（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按照党的法规规定，按照纪律处分条例，按照案件检查规则、审理工作条例的规定，针对违纪的不同情况，按照违纪的事实，按照纪律处分相关规定，区别不同的情况，从而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做出这样的处理，也是中央纪委提出的‘四种形态’当中的一种。”
　　今年年初，中央纪委在给予10名中管干部党纪重处分并做出重大职务调整时，明确列出了五项考量因素，即违纪行为的性质和情节、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认错悔错态度、配合组织审查和退缴违纪所得。中央纪委的通报中还提到“综合考虑”和“依纪依规”。也就是说，要针对被审查人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以上五个因素，最后“依纪依规”给予党纪重处分，并做出重大职务调整。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当下改革的趋势是让降职有据可依，“一个官员违反党纪政纪到什么程度，要分几个档次，够上一个档次降一级，够上两个档次降两级，以此类推，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自由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