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竟然成为一个八旬老人了，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回首这80年我所走过的路，童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18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船，做过一道去南洋漂泊的梦。这姻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
　　29岁上，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当时，我已同“小树叶”在一起了。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和女钢琴家均已嫁作人妇，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1946年，我在江湾筑起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结婚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在《终身大事》中，曾总结过自己的恋爱观。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更可炼出真情，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有人以为1957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待在上层，处处占着上风。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天早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了，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革”发发议论———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成了一种社会考察活动。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黃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人材料。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齐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1932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统统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1934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古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当个小官，而且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同样，1947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幸好，胡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我最引以自豪的，就是自从走上创作道路，我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有什么天才，懂得一切都只能靠呕心沥血，凭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常有人用假定的语气问我，平时有什么可悔恨的。我这人太讲实际，一向认为悔恨是一种徒然的，甚至是没出息的情绪。人生就是在白纸上写黑字，若用铅笔写，还可以擦掉，然而不可能老用铅笔写，而且那样的人生也太乏味了。总有些场合非用毛笔写不可，一经写下，就再也擦不掉，拙劣地糊上一层纸，痕迹也依然留在那里。有些人喜欢往上糊纸，左一层右一层地糊，我不。因此，我对于一生在十字路口上所做的选择，从不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