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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无论是他的小说，抑或是杂文，他都聚焦一个对象——“人”。在不细致刻画情节的小说中，着重塑造了中国封建制度下被压迫的农村人物。这些人完全受着封建纲常礼教的钳制，他们具备一种“被超我”的“崇高品格”。在先生的杂文中，他着力再现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狰狞面目，用坚硬凌厉的笔锋刺痛“疯狂的原始人”。
关键词：鲁迅；超我；本我；悲剧；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1
一、探究鲁迅小说人物性格
（1）鲁迅小说人物性格
鲁迅小说常具极深的悲剧性质，不仅是主人公所经历的悲惨的生活本身，还在于他们周围人的不觉悟，在于他们对共同利害的不认识。因此，同样是被压迫者，对于别人的不幸，是冷漠、是麻木，这便不但使被压迫者的悲惨境遇带着更深的悲剧性质，而且这种被压迫的状况更加难以改变。一面“看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的“看/被看”的二元对立。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被看的对象，《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也是在经历丈夫和儿子的离世后悲痛地舔舐着灵魂的创伤。诸如《孔乙己》里的店主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人，《阿Q正传》里看枪毙阿Q的吴妈和许多不知名的人，《风波》以及《药》里的许多茶客，都是这般。鲁迅小说中的被压迫者，他们的苦痛不但得不到同情理解，反而成了别人鉴赏和娱乐的谈资。
（2）鲁迅如何表现人物性格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小说《呐喊》、《彷徨》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在经过长久的怀疑、痛苦、探索和寻求之后，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矛盾着的社会底层。先生在反映现实时，不仅仅局限于饥饿、挨打、紧张的情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经受的精神折磨和灵魂漂泊。鲁迅正是从“下面”、从被压迫者的角度来提出反封建问题，因此先生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具有更深刻和更彻底的性质。
（3）人物的“被超我” 属性
超我（superego），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结构理论，是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超我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为自我理想，是要求自己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二为良心，是规定自己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因此，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从支配人性的原则看，支配超我的是完美原则。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分析中，“超我”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超我追求完美，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是“道德的人”。这里反其意而用之，旧制度不但毁灭了人的生活，而且毁灭了人，在残酷的封建制度意识的压迫下，被压迫者们的精神意识被上层建筑的封建的纲常礼教所束缚和压制，他们是被迫的服从于这种畸形的精神服役，并不是自觉自愿地享受这一精神的征召。因为，这种封建的人伦教化、礼教纲常本身是违背人性的正常发展和心理品质的。鲁迅先生在小说人物性格的展示过程中，着重刻画人物的精神损伤，旨在在尖刻地批判中揭示封建制度的罪恶与丑态。
二、鲁迅杂文人物性格
（1）《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中人物性格
鲁迅先生是现实的，是批判的，鲁迅不仅具有斗争精神，“他在黑暗和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而且鲁迅具有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锋向他所憎恶的一切”。鲁迅在他的杂文当中，正是时刻体现着这样一种坚定不懈的精神追求。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是鲁迅先生为反对复辟帝制倒退而写的颇具战斗力的文艺性杂文，他深刻揭示了两种狗：一是“落水狗”，它从不“堂皇”，从不了解什么是“道义”，也从不因为落水而表示“忏悔”。由此得出结论，“倘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他在岸上或水中”。这类人就是当时为北洋军阀政府积极戕害革命党人的刽子手。
一是“叭儿狗”，这类人是为北洋军阀执笔的走狗文人。在当时，他们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提倡的“费厄泼赖”精神，要求对失败者要宽大，不要过分，不邀穷追猛打，否则就不够“光明正大”，失了“绅士”风度，强调这和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鲁迅对这类人的批判和讽刺是更为痛心疾首的，他们虽然没有带着沉重的屠刀，但他们轻盈的笔杆下面写出的却是比屠刀更为锋利，更为厉害的戕害人民意识，摧毁人民精神的思想论调。
（2）人物的“本我”属性
弗洛伊德的本我（id）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部分，从出生日起算即已存在。构成本我的成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如饥、渴、性三者。本我中之需求产生时，个体要求立即满足，故而从支配人性的原则言，支配本我的是唯乐原则。无论是“落水狗”亦或是“叭儿狗”，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性格品质是一种本能的生存的驱动。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动荡社会当中，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意识依附于当时的政治统治，让自己的行为方式遵从统治的需要，因此，无论是屠刀的显性杀戮，抑或是笔杆的间接戕害，无非是想获得在非人社会下得安逸苟且和偷生。所以，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本能的物质需要，他们沦为了那个时代为人所耻的职业杀手。在他们拥护统治的背后，鲁迅尖刻地指出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用毫不留情的语论批判了这一群类的丑态。
参考文献：
[1]《鲁迅论》 陈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2]《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理群 温如敏著1998年7月第1版.
[3]《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 丸尾常喜著 秦弓 孙丽华编译 2009年11月第1版.
关键词：鲁迅；超我；本我；悲剧；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1
一、探究鲁迅小说人物性格
（1）鲁迅小说人物性格
鲁迅小说常具极深的悲剧性质，不仅是主人公所经历的悲惨的生活本身，还在于他们周围人的不觉悟，在于他们对共同利害的不认识。因此，同样是被压迫者，对于别人的不幸，是冷漠、是麻木，这便不但使被压迫者的悲惨境遇带着更深的悲剧性质，而且这种被压迫的状况更加难以改变。一面“看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的“看/被看”的二元对立。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被看的对象，《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也是在经历丈夫和儿子的离世后悲痛地舔舐着灵魂的创伤。诸如《孔乙己》里的店主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人，《阿Q正传》里看枪毙阿Q的吴妈和许多不知名的人，《风波》以及《药》里的许多茶客，都是这般。鲁迅小说中的被压迫者，他们的苦痛不但得不到同情理解，反而成了别人鉴赏和娱乐的谈资。
（2）鲁迅如何表现人物性格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小说《呐喊》、《彷徨》所反映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在经过长久的怀疑、痛苦、探索和寻求之后，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矛盾着的社会底层。先生在反映现实时，不仅仅局限于饥饿、挨打、紧张的情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经受的精神折磨和灵魂漂泊。鲁迅正是从“下面”、从被压迫者的角度来提出反封建问题，因此先生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具有更深刻和更彻底的性质。
（3）人物的“被超我” 属性
超我（superego），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结构理论，是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超我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为自我理想，是要求自己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二为良心，是规定自己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因此，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从支配人性的原则看，支配超我的是完美原则。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分析中，“超我”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超我追求完美，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是“道德的人”。这里反其意而用之，旧制度不但毁灭了人的生活，而且毁灭了人，在残酷的封建制度意识的压迫下，被压迫者们的精神意识被上层建筑的封建的纲常礼教所束缚和压制，他们是被迫的服从于这种畸形的精神服役，并不是自觉自愿地享受这一精神的征召。因为，这种封建的人伦教化、礼教纲常本身是违背人性的正常发展和心理品质的。鲁迅先生在小说人物性格的展示过程中，着重刻画人物的精神损伤，旨在在尖刻地批判中揭示封建制度的罪恶与丑态。
二、鲁迅杂文人物性格
（1）《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中人物性格
鲁迅先生是现实的，是批判的，鲁迅不仅具有斗争精神，“他在黑暗和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而且鲁迅具有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锋向他所憎恶的一切”。鲁迅在他的杂文当中，正是时刻体现着这样一种坚定不懈的精神追求。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是鲁迅先生为反对复辟帝制倒退而写的颇具战斗力的文艺性杂文，他深刻揭示了两种狗：一是“落水狗”，它从不“堂皇”，从不了解什么是“道义”，也从不因为落水而表示“忏悔”。由此得出结论，“倘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他在岸上或水中”。这类人就是当时为北洋军阀政府积极戕害革命党人的刽子手。
一是“叭儿狗”，这类人是为北洋军阀执笔的走狗文人。在当时，他们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提倡的“费厄泼赖”精神，要求对失败者要宽大，不要过分，不邀穷追猛打，否则就不够“光明正大”，失了“绅士”风度，强调这和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鲁迅对这类人的批判和讽刺是更为痛心疾首的，他们虽然没有带着沉重的屠刀，但他们轻盈的笔杆下面写出的却是比屠刀更为锋利，更为厉害的戕害人民意识，摧毁人民精神的思想论调。
（2）人物的“本我”属性
弗洛伊德的本我（id）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部分，从出生日起算即已存在。构成本我的成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如饥、渴、性三者。本我中之需求产生时，个体要求立即满足，故而从支配人性的原则言，支配本我的是唯乐原则。无论是“落水狗”亦或是“叭儿狗”，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性格品质是一种本能的生存的驱动。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动荡社会当中，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意识依附于当时的政治统治，让自己的行为方式遵从统治的需要，因此，无论是屠刀的显性杀戮，抑或是笔杆的间接戕害，无非是想获得在非人社会下得安逸苟且和偷生。所以，仅仅是为了生存，为了本能的物质需要，他们沦为了那个时代为人所耻的职业杀手。在他们拥护统治的背后，鲁迅尖刻地指出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用毫不留情的语论批判了这一群类的丑态。
参考文献：
[1]《鲁迅论》 陈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2]《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理群 温如敏著1998年7月第1版.
[3]《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 丸尾常喜著 秦弓 孙丽华编译 2009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