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人士龙应台有一句名言：“验证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否发达，一场大雨足矣”。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南方地区武汉、南京、广州等主要城市频繁出现“看海”景象、城市内涝愈演愈烈，其主要原因是严重滞后的城市排水系统，越来越难以满足我国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边界不断扩张的需要。笔者建言，在当前经济持续下行背景下，中央政府可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加大城市地区的地下管网建设，全面改造和升级城市排水系統。之所以如此建言，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首先，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市地下排水管网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地下和地上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大概为1：1，然而，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中仅有4%投向地下排水系统，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城市始终未能摆脱“先地上，后地下”的发展模式。从住建部统计数据看，2015年全国16个试点“海绵城市”建设项目992个，投资279亿元，这一投资规模甚至不及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一条干线地铁的建设投入。举例来说，武汉作为全国内涝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曾在2015年制定了详细的内涝治理方案，计划三年内投资162.9亿元，实施项目455个。然而，在其资金来源中，中央财政每年提供5亿元补助，武汉市政府每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换句话说，中央和地方财政三年累计投入仅30亿元，其他133亿元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长期贷款、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显然，在城市排水系统仍然是公共产品、无法盈利的情况下，这一融资模式不可能完成预期投资目标。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得城市排水系统标准低、年久失修等问题凸显。


　　其次，中央政府财政扩张的空间相对较大。长期以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是地方政府及下属融资平台企业。然而，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地方政府扩大投资显得有心无力。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截至2015年末全国政府债务共计26.66万亿元，包括10.66万亿元的中央政府债务和1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二者比重分别为40%和60%。而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占公共债务的比重一直都在30%以下，联邦政府债务占比则在70%以上。与美国相比，我国作为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政府债务更应占据政府债务的主要部分。因此，中央政府应成为当前阶段性加杠杆的主体，特别是在地方政府控杠杆的背景下，中央财政加大对公共属性更强、无法盈利的排水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显得尤为必要。
　　再次，我国具有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中央主导重大水利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恰逢1998年“百年一遇”的长江特大洪灾，中央政府在1998-2000年三年就发行了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定向用于水利、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等全国各地区的重大项目投资。三年内，我国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引导总投资规模高达24000亿元，其中，荆江大堤加固工程、洪湖监利长江干堤加固工程等长江水利六大工程是重大国债工程，在随后十余年的长江防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中央财政投入相对减少，长江大堤加固工程落后于更高标准防洪的需要，这是造成今年长江流域再次爆发洪灾的重要原因。


　　最后，中央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刺激民间投资的信心。鉴于当前经济增长前景较为悲观，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为落实权威人士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真正积极”的政策精神，重建国内外投资者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应充分发挥扩中央张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经济的稳定器作用。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之成为过剩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的重要引流器，用于改善当前一、二线中心城市排水系统等地下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根本上消除城市内涝频发的隐患。具体而言，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发布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工程，采取BT（投资—转让）模式向民营企业公开透明地招投标，甚至可考虑设定项目投资中民间投资比例，从而刺激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信心。
　　综上所述，近年来城市内涝根源在于地方政府“重地上、轻地下”的发展思路，加上地下管网具有完全公共产品的属性，无法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投入积极性不高。在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应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承担起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和管网建设的主体责任，从根本上缓解城市内涝频发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