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期有媒体发表“教育部承认当年高校扩招太急促”的报道，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根本没说过扩招太急促导致就业难等话题，有关报道严重失实。发言人表示，“个别媒体曲解了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并作了渲染和歪曲报道。”
　　据报道，10月上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在某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承认，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引发另一些问题接踵而来，包括：扩大规模的辅助性政策和措施跟不上，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的约束成为高校稳定问题的新因素；一些学校由于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等等。当时一听到这消息我就好生“奇怪”：有关负责人是不是“说错了话”？果然，第二天进一步查看消息，发现网上与此相关的不少新闻链接已经打不开。后来才知是个别媒体在“渲染”和“歪曲”。
　　说实在的，无论是个别媒体涉嫌渲染还是歪曲报道，或者是有关负责人是否“说错了话”，在我看来，对于国内高等教育扩招存在“不足”，许多有识之士已多次指出并批评，教育部即便坦承扩招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天也塌不下来，反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总结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得失的好风气。再进而言之，高等教育的扩招，或许不是导致今天高等教育问题的原因，但是，扩招本身凸显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严格地说，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执行，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得有失。在回顾一项改革，并基于这项改革进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时，务实地分析得失十分有必要。就高等教育的扩招而言，目前，其实缺乏系统的总结，分析得失的报告、文章，散见在报纸杂志的，却都是些零散的、各执一词的评论，有的说扩招造成人才质量下降、致使大学债台高筑、直接导致就业难；也有的指出，扩招不是人才质量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是大学债台高筑的理由、不是就业难的罪魁祸首，等等。
　　笔者认为，扩招并非单一的教育问题，很难就事论事，总结分析扩招改革，可以从根本上厘清诸多问题。首先，高教规模发展与高教结构层次问题，即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应该怎么走，才更符合发展规律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现实；其次，高教规模发展与国家教育投入问题，即国家采取怎样的方式发展高等教育，应该怎样配置资源，才能保证高教发展，不以增加受教育者的教育负担，和违背教育的公益属性为代价；第三，高教规模发展与社会人才需求问题，即高教办学应怎样注意通识教育与技能教育，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大学的独立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第四，高教规模发展的国家计划与大学自主办学问题，即政府如何履行自身职责做好教育规划、决策，学校如何在一定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人才环境中，自主办学。
　　可以说，这些问题，当前的教育界并没有很好地回答清楚。扩招使这些问题进一步凸显——譬如，学校定位不清晰，这在高等教育规模小，毛入学率不到10%时不突出，但在高等教育规模达到2700万，毛入学率23%，高校1900多所时，就特别突出，哪些学校承担精英教育任务，哪些学校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哪些学校应办成研究型大学，哪些学校应坚持教学型，哪些学校应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而以能力与素质为导向办学，哪些学校必须面向就业设置专业，等等，直接关系到各个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特色。
　　还譬如，政府与学校职责不明确，国家可以确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但具体到学校办学，却需要高校在政策影响下，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办学条件，自主确定办学规模，确保办学质量不因规模变化而受到影响；另外，在精英教育阶段，从经费投入角度，国家似乎还可“包办”教育，但是，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国家却无法包办教育，可是如果国家不建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市场机制，不引入社会资源办学，就无法避免让受教育者承担过高的教育成本分摊比例。
　　再譬如，学校的选择权与学生的选择权问题，市场对人才的选择，其实需要受教育者对高教的选择以及高等教育对人才的选择，但是，随着扩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选择机制建立，可受教育者选择学校、学校选择受教育者的机制却不存在，这直接导致扩招之后的高等学校，没有质量意识与危机意识，于是只顾规模发展而忽视内涵建设。
　　由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不纠缠于扩招本身的对与错——如果扩招配套清晰的高教结构调整规划、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摊机制、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大学的自主办学，也许目前的问题不会那么集中出现——但是，我们不能错过对扩招所表现出来的教育发展问题的分析，理性地直面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对于未来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就不难得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要协调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关系，就必须改变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要打破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赋予高校切实的办学自主权、增加高校按市场需求调整办学结构的灵活性。这些对国内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是多么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