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西方文明与中国在甲午之后的相遇,给中国带来了暴力与创伤,但更重要的是它以一套近代的历史哲学叙述,将中国文明贬抑为传统的归属于过去的静态与停滞的文明。梁漱溟本人在1920年代完成由佛归儒的人生转变,基于人生路向与文明类型的互构,重思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问题。他在人生三大问题(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己的问题)、三种基本态度(向前、持中、向后)、三种文明类型(西方、中国、印度)三者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以此方式回应西方的历史哲学中的文明论述。在西方历史哲学中被作为世界历史终点的西方文明被梁漱溟重新安置
【机 构】
: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方文明与中国在甲午之后的相遇,给中国带来了暴力与创伤,但更重要的是它以一套近代的历史哲学叙述,将中国文明贬抑为传统的归属于过去的静态与停滞的文明。梁漱溟本人在1920年代完成由佛归儒的人生转变,基于人生路向与文明类型的互构,重思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问题。他在人生三大问题(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己的问题)、三种基本态度(向前、持中、向后)、三种文明类型(西方、中国、印度)三者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以此方式回应西方的历史哲学中的文明论述。在西方历史哲学中被作为世界历史终点的西方文明被梁漱溟重新安置
其他文献
城乡统筹医保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农村老年人消费:一是通过提高其预期健康,弱化其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促进农村老年人消费;二是通过减轻其医疗负担,增加其相对收入,从而促进农村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所处的历史新方位。研究首先分析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多学科交叉的中国社会政策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其次,以社会政策学科在理论建构创新、基础研究夯实、研究问题取向、学科交融推进、前沿技术支撑、政社经文融合的新定位把握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然后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治理范式、联动性问题及其新动力、价值理念基础和新挑战新图景等议题;最后,对社会政策学科
善因营销将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二者有机结合,成为企业开展营销活动的重要趋势。基于详尽可能性模型,研究善因营销产品—事件契合度对消费者态度的作用机制,提出两条路径:以温暖光辉为核心的积极路径和以怀疑为核心的消极路径。运用实验法对假设进行验证,最终得出下列结论:产品—事件契合度对消费者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品—事件契合度高有利于产生更加积极的消费态度;温暖光辉在产品—事件契合度与消费者态度之间起中介作用。产品—事件契合度越高,产生的温暖光辉越多,越有利于消费者形成积极的消费态度;怀疑在产品—事件契合度与消费
将收入差距分为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和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使用CFPS2010—2018年面板数据研究三类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类收入差距的系数
摘要:劳动正义作为一种对人类劳动活动、劳动关系以及劳动方式是否合乎正义价值的批判反思性话语,在人类历史上早已有之。但劳动正义作为一个时代性的思想主题并予以课题化,乃是与近代市民社会的生成及其内在矛盾紧密相关。正是现代市民社会广泛存在的“劳动悖论”境况,构成现代劳动正义话语出场的存在论背景。对于何谓劳动正义,存在着诸如国民经济学、抽象伦理学和思辨形而上学等不同的劳动正义理解路数。在经济哲学视阈中,劳
2020年初席卷全国肆虐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病毒,引发了疫情防控的深入思考。在当前区域合作加速发展的新时代,基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别合作区建设,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特别合作区的理念是基于病毒无差别传播的风险,区域间通过合作共建预防区域来予以应对。特别合作区的效能是基于党和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责任,从而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特别合作区的设置是基于市代管县(市)这一区域管理机制,在市和县(市)的结合部,建设一个共享的预防区域,用来物资储备、隔离和治疗等。特别合作区的管理基于“体国经野”的历史传承,形成以中心城
云和县结合自身实际选择了“小县大城”的县域城镇化方式,推动了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重构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街乡共治”是回应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要求而实施的一项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坚持以党建为抓手,引领街乡共同治理;以联动为机制,推动街乡融合联合;以问题为导向,实现同城同待遇,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嵌合性、治理方式的联动性、治理内容的包容性等融合型治理特征。这既是对城乡二元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超越,又是对传统“籍地管理”制度的超越,也是对传统“官本位”基层治理方式的超越。作为城乡二元治理体制未被彻底打破背景下的一种
摘要:新移民作家的抗战史叙事存在一种以伦理困境为内容核心、以文化比较为意义方向的审美建构,明显表现出批判中国文化、推崇西方价值观的思想倾向。实际上这是以国际化言说姿态体现的、借助启蒙文化逻辑的自我东方化,价值根基是西方人文话语的观念逻辑,而非“二战”世界话语的历史逻辑。由此达成的局部、个体层面的叙事真实,置于中国历史全局中则体现出背离历史基本状况、意义线索和价值逻辑的特征。 关键词:新移民作家
此碑横额行楷“龙洞记”三大字,记文楷书凡21行,满行40字,共计827字,末署“宣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眉山苏元老在廷记”。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十二日,合公元1122年12月27日。苏元老应请而作,记述了龙门三洞的险要及其奇特景象:“自蜀至京行四千余里,几半天下,山水之可喜者,莫如利(州)、三泉(县)、兴(州);自利至兴行五百里,几半蜀道,岩洞之可喜者,莫如龙洞……”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反身性效应的不断扩大使国家治理面临较之以往尤甚的不确定性,并演化出新型的结构性矛盾:人与技术之间基于“控制—反控制”的主体争论;国家、技术、社会秩序之间基于“辖制—反辖制”的竞争角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放大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的开放性与技术的自主性,鼓吹“国家委顿论”,试图打造技术依附型的“中心—边缘”国际格局。事实上,国家仍然是现阶段无可替代且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国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