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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元年，浙省向湘省发起了请将秋瑾灵榇归葬西泠的迎接运动。秋瑾自湖南至浙江的迁葬过程几经周折，共和记忆的塑造、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女性角色的表现以及党派关系的整合与变动等诸多政治文化面相在此中得以充分展现。
关键词：秋瑾；迁葬；民元；政治文化
本文拟以民国元年秋瑾遗体自湖南至浙江迁葬这一问题为切入点{1}，透视秋瑾迁葬过程中展现的共和记忆的塑造、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女性角色的表现及党派关系的整合与变动等政治文化内涵。
一、请修秋墓：共和记忆的塑造
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下令在各地建立烈士祠，以纪念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士。
各地一时间出现了建立忠烈祠以表彰辛亥革命烈士的热潮{2}。早在1月9日，浙江就有人以“忠义之士赤心为国，万古如生，不可不留崇碑杰阁，以作永永纪念”为由，提请将“民国浙江诸烈士”设立专祠③，并恭迎徐锡麟、陈伯平、马子畦等烈士遗榇回籍{4}。
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浙籍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自然成为浙江光复后烈士纪念中的焦点人物。1907年7月15日秋瑾就义后，“暴尸道路”，起初“无敢收葬者”{5}，只能由善堂草草成殓；待贵福去职后，秋瑾家人才“密雇夫役，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⑥。次年，秋瑾好友徐寄尘、吴芝瑛为践行秋瑾生前之约，护送秋瑾灵柩赴杭，于西泠营建墓地，徐寄尘撰墓表，“用表其墓，以告后世”{7}。孰知墓成不久，又起轩然大波，清廷御史常徽到杭州西湖游览时，认为西子湖畔葬大逆不道的“女匪”，有损湖山美景，即上章弹劾，奏请平墓，清廷随后下诏允准{8}。时任浙抚的增韫因与秋瑾从父青士有旧，“贻书促家属速迁，并由浙抚派委员士兵督同秋誉章取出灵柩，运归绍兴，仍厝严家潭丙舍”{9}。1909年夏历八月，秋瑾夫家、湘潭王氏“遣人来越移瑾灵榇，九月返湘，迁葬于湘潭之昭山，与其夫王子芳合葬”{1}，而实际上秋瑾遗体到了湘潭后，由于其夫家不肯承认这“不孝之子”，不愿将其与王氏坟茔同葬，“只许暂厝在义冢里，上复（覆）茅亭”{2}。革命女英雄秋瑾之棺命运多舛、屡遭浩劫，令各界“心实痛之”③。
1912年1月12日，秋瑾生前好友徐自华向社会发出了“重修秋瑾墓”的吁请，并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强调“追维义烈，则侠女秋瑾断头流血，实与有力。前华为营墓西湖，卒遭虏廷毁灭……今拟就原址建风雨亭”{4}，恳请得到官方的赞助和支持。而越中既为秋瑾桑梓之乡，又为其成仁之地，浙省光复、革命告成之际，纪念秋瑾既是对其革命功绩的褒扬，同时也是向世人昭示其革命地位的最佳方式。
首先，秋社同人借共和告成之名，对秋瑾的仇敌章介眉和革命派厌恶的刘典加以清算，作为纪念逝者的一种表达方式。1月17日，徐自华秘遣同志赴绍府将兵科案卷“全行取出”，一是查明了“秋案”告密者确系胡道南，然胡道南“已早枪毙”；二是找到了怂恿增韫毁坏秋墓的章介眉，随即绍兴分府设计将其拿获，“责令其赔偿当年损失”{5}。1月22日，徐自华面见章介眉，斥其平毁秋瑾墓一事，章介眉自言，“毁坏秋墓实未预闻。当此时代，毁家纾难，亦理所当然，愿将所有家产悉数充公，或充军饷，或营秋社，均无不可。如有匿名藏匿等情，甘受重罪”⑥。于是王金发将章介眉家产没收，拨田二十亩，为秋瑾永久祀产{7}。湘人刘典，曾在浙江有屠杀太平军之“功”，清政府为其建“刘果敏公祠”。由于此人历史与革命旨趣不合，加之秋瑾生前常于此祠举行活动，因此秋社同人请求将刘祠改拨秋祠秋社{8}，并奉秋瑾栗主入祠，而“其他女侠，凡殉烈于革命之役者，均与列焉”{9}。
其次，秋社同人搜集秋瑾遗物，通过烈士遗物展览，再现女杰的革命历程。1月23日，吴芝瑛致信徐自华，称：“秋君墓表原石，当日毁墓时，妹密托心腹先期运出，故得保存。今尚藏吾悲秋阁中。秋祠成立后，此石应置祠中，何时需用，望示知，以便送上也。”{10}除了整理秋瑾遗物，秋社同人还积极尝试出版纪念秋瑾文集。张新斧致信徐自华、吴芝瑛，提及“秋君遇害时，曾向《国魂》征稿，与浦东谢春柳编著《越恨》一书，书成数载尚未出版”，今适逢秋祠将建秋瑾墓之际，亦拟将《越恨》同时出版，以文字的形式承载对秋瑾的纪念{11}。在杭垣追悼浙省先烈的大会上，秋瑾女士的写真与徐锡麟“击恩铭之手枪”共同陈列于会场{12}。烈士遗物作为宣传其革命生涯的记忆装置与物质性见证，具有纪念与展览的双重功能，确有强化民众革命记忆的效果。1月26日在绍城大善寺追悼女侠大会上，与会者为秋瑾事迹所感染，“当场由吴越英女士认捐银表一只、洋三百余元”{13}。次日，徐自华挥笔为秋瑾写下《满江红》一词：“巾帼英雄，屈指算，君应魁首。好任侠，卖珠换剑，拔钗沽酒；慷慨喜谈天下事，权奇掩尽阁中秀。痛无端党祸忽飞来，伤吾友。志未遂，刑先受；身虽丧，名垂久。又何妨流血，古轩亭口。五载凄凉风雨恨，一朝光复神州旧。慕芳徽裙屐喜重来，君知否？”{1}
再次，革命者发表了大量纪念秋瑾的演说。演说作为仪式语言的一种形式，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将政治舆论对接到仪式纪念的场域，使得讲演更具煽动效果。在1月28日杭垣的追悼先烈大会上，当“秋女士及陶烈士事迹言简意赅”地宣读后，便由会议主持者“通报此次攻克南京阵亡诸烈士芳名”，并劝勉“诸公力图北伐”，以慰烈士在天之灵。将北伐未竟、清帝退位未遂的主题纳入烈士的纪念仪式，使与会者在庄严的仪式中，自觉增强了对于“共和”大业的认同，会场随即气氛高涨，“鼓掌如雷”{2}。除了浙省举行的秋瑾纪念仪式，4月24日，在上海的张园同样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在报告开会宗旨、诵读祭奠秋瑾文后，即是来宾演说的环节。沈佩贞“谓秋女士非为个人而死，非为女界而死，实为我男女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而死”。沙淦“谓章某（介眉）阻抑女权，以障碍秋女士未竟之志之进行，实人类蟊贼”。李果“谓欲竟秋女士之志，须学秋女士之质朴实行，当此民穷国困，我同胞可无事装饰”。江亢虎“谓处专制时代，秋女士为谋国家幸福而死，处今日共和时代，吾人当为世界谋大同而继之以死”。顾无为“谓秋女士所希望者乃真共和，以今日不伦不类之民国，非马非牛之共和，秋女士之志何尝达到”。演说者先是突出强调秋瑾牺牲对于革命成功的历史意义，接着便联系当前共和面临的困境，以秋瑾的遗愿为号召，鼓励与会者为共和未竟之业继续奋斗。仪式的参与者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自下午一时开会至六点钟散会，五小时之间，“演说言言痛切，娓娓动听，鼓掌之声不绝于耳”③。上海城东女学学生是日发表悼文：“惟念烈士舍身就义，宿革已五回星霜。而革命告成，中华竟重见天日。”然目睹共和初成，“女界尚多沉霾，压制万难脱离。为问政治平权、教育平等，何日达其目的欤？”惟有前赴后继，以慰先烈之灵{4}。与此同时，署名“树爱”的作者发起呼吁，提醒广大民众勿忘当今民国成立、人人享有共和幸福，“由卓卓诸烈士之铁血以造成”{5}。秋瑾被革命者塑造为一名民族主义的英雄形象，一旦她的命运与“共和”二字联系到一起，作为新生共和国的历史记忆，追悼秋瑾的活动便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秋瑾作为共和历史记忆化身这一政治符号，也曾为浙省漓渚镇的宝寿禅寺所利用，充当了其寺产的保护神。1912年夏天，有人假借佛教会的名义，图谋兼并宝寿禅寺寺产，“事机不密，为住持僧增法所闻，既惊且惧”。有人献计称：“彼辈既挟佛教会名义而来，在法此间当以更大之名义拒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遂号召于众曰，“昔女侠尝游宝寿禅寺，爱其景物萧旷，流连不忍遽去”；故“为今之计，宜于寺中附设鉴湖秋社，纪念先烈，即所以保存兹寺”。在寺产面临危机之际，僧人打出了秋瑾这一张政治棋牌，一举两得，成功地避免了寺产被兼并的厄运。至于秋瑾“生前游踪，曾否至寺，既不能起九京而问之，亦只能任若辈假名以行已耳”⑥。
二、湘浙争灵：私人领域的公共化
与浙江、上海等地公祭秋瑾活动同时进行的是，西泠秋社“业于三月初一日雇工逐渐修理”，不日即将竣事{7}，而请拨秋瑾遗体回浙安葬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
4月4日，徐自华首先上书浙省蒋尊簋都督，一方面表明了自己将偕秋瑾之妹秋珵（佩卿）、侄子秋壬林等人“赴湘迎迓鉴湖女侠灵柩，归葬西泠”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恳请官方“盛意赞成，并许拨助川资”{1}。徐自华恭迎秋瑾之柩归葬西湖的请求得到了浙省民政司的批准。4月6日，民政司司长褚辅成致电湖南谭延闿都督，表明：“敝省议会议决恭迎鉴湖女侠秋瑾柩归葬西湖，并建专祠奉祀，即日派人到乡（湘）接洽，乞饬知湘潭十八义元当秋侠之子王元（沅）德为盼。”{2}孰知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浙省发给湘省请归秋瑾灵柩的电报遭到了湘省的驳斥。湖南方面回电称“秋侠灵柩将留湘上，并由其子委托濮彦璜君赍遗像、钗裙还浙，于西泠故址建筑衣冠冢等情”。秋社同人不甘心，再度致电湘省，阐明秋瑾还葬西泠之理由：其一，如前所述，秋瑾灵榇实未入土，“既属权厝，实与不葬相等，何难迎还故址”。其二，“西湖名胜为天下最，岳鄂王、于忠肃、张苍水，并今之徐、马、熊、陶诸先烈遗骸尽葬其间……秋社春祈，享祀不忒。秋侠有灵，其魂魄当恋此不去”。同时，秋社遣秋瑾之妹秋珵赴湘，劝谏王沅德“将其母灵榇交明秋珵，亲送还浙”，望其子“万勿固持己见，以拂舆情”③。
在秋瑾灵柩仍留湖南抑或是还魂西泠这一问题上，浙省与湘潭展开了一场电报战。双方争执不下之际，有人提出了关于秋瑾安葬之地的第三种方案，即吁请秋瑾迁葬岳麓山，长沙郑泽（字叔容）发出了《为秋瑾女士改葬麓山公启》：
……秋女士者，浙水诞灵，湘潭厘降；文工红药，字擅仙函；薄蔡女之才华，风诗厉俗；秉秦妃之果毅，革命倡言。巾帼英雄，闺帏俊杰；继娲皇而炼石，耻仙子之浴河……魂断江南，怨美人之迟暮。三生孽果，千载奇冤。委瘦骨于穷尘，翳芳荃于坏土。既无金盌玉鱼之敛，遂沦荒烟蔓草之间。恨虏焰之方张，竟孤茔之权厝。虽徐吴勒圹，思瘗诸西子湖边；而吏卒仆碑，终返于昭潭故里。此则娄妃有墓，难招江上之魂；秦皇赭山，终毁湘君之庙。纵秋亭秋社，同志纾悲；而秋墓秋祠，英灵莫慰……甚非民国之所以照忠，史宬之所由扬烈者也。兹者沉冤已雪，典礼宜颁；城虽圮于夫人，墓必崇于漂母；江浙贤达，屡电来湘，改葬麓山，藉加优礼。夫陈杨诸烈，既依衡岳之云；而璿卿遗茔，仍寄荒村之内。年湮代远，培塿将倾；日炙雨淋，芳菲遂沫。凡在君子，畴弗伤悲。爰拟令辰，迁之岳麓，巍然高冢，俾仙境以逍遥……是为启。{4}
该启事一是强调陈天华、杨毓麟等秋瑾的革命同志皆葬岳麓山，唯有秋瑾遗体尚弃于荒山野岭，秋瑾之墓年久失修。二是向国人昭示，岳麓山风景优美，堪比仙境，环境较湘潭墓地更为宜人。
7月17日，秋瑾之子王沅德复函，同意将其母迁葬岳麓山之提议，“不能勉从浙议”，其理由有四：其一，从家属的情感需求来看，若秋瑾遗体迁浙，“必远弃其姑与子……想亦浙诸君子所不忍出”。其二，从岳麓山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来看，“湘烈如陈、杨，并葬岳麓。英魂毅魄，千载相邻，当亦吾母所深许”，况且“是湘人士所以纪念吾母、崇拜吾母之意，不减于浙。若必徇迁浙之请，重违湘人”，实令自己深感为难。其三，从双方先前的协定看，湘人已经议成“衣裙营葬西泠，侠骨请迁岳麓”，且已“经都督批准，筹备就绪。忽若中止、改图，不惟沅德，恐湘人士亦不能承认”。其四，从驳倒浙省一方的立论看，“西湖、岳麓，并称名胜，似不以属浙属湘为之畛域”。最终，王沅德一言以蔽之，“惟念若骨尚留浙，则迁葬西湖，湘不得议；骨既归湘，则迁葬岳麓，浙不得争”{5}。
事实上，秋瑾遗体究竟安葬何处，本属其家族内部事务，从情理来讲，外界不应干涉。然而，秋瑾一旦被贴上了革命烈士的标签，其身份与命运一旦与共和国之创始联系到一起，秋瑾的生命与人格便被政治化了。而与此相关的是，秋瑾家族的私人事务也将随同秋瑾特殊的人格卷入到公共事务的领域中——安葬秋瑾，不再单纯受秋瑾家族内部的意愿支配，转而成为了一件为公共领域关心、瞩目的大事件。关于秋瑾安葬地点的争执迅速进入公共视野，作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引发了湘浙社会精英的唇枪舌战。湘浙双方的互不让步，最终以两省分别举行秋瑾女士的公祭活动为约定，暂搁争议。
早在7月15日，杭州秋社一方即已宣称鉴湖女侠专祠“一切工程现已完竣，布置亦均妥帖”，兹定于7月19号开纪念大会，“并恭送栗主入祠”，大会诚挚邀请“在海内外赤忱好义之士”{1}。该启事得到了西湖凤林寺的支持，“一个从来不问俗事的当家和尚，一听说这事，立刻自动捐献了一大片土地”{2}，提供了举办秋瑾纪念大会的场地。徐自华还发出了《征求鉴湖女侠遗物》的通告：“凡有保存女侠当年遗物者，无论风琴时计、著作书籍、信件衣饰、刀剑枪械，以及一切玩好服饰之物，均迄于旧历六月六日以前，专人赐还西湖秋社，妥为藏贮。”③湘省一方同样紧锣密鼓地筹备秋瑾的公祭仪式。由于湘人前清浙江候补道陈翼栋于徐锡麟案事发后，曾奉浙抚张曾敭之命搜查余党，捕获秋瑾，杀于绍兴轩亭口{4}，长沙方面便将其“所属之黄泥土段房屋及陈玉山专祠一律查抄充公”，并将陈翼栋专祠“改作秋女侠祠”，于祠内设立“秋瑾女烈士祠事务所及追悼会筹备处”。与浙江公祭秋瑾大会选定的日期相同，长沙也定于7月19日（阴历六月初六）举行秋瑾追悼大会，且初步拟于追悼会后，“即将遗骸营葬于岳麓山之阳，以慰侠魂”{5}。 7月19日，秋瑾公祭大会于长沙、杭州两地准时拉开帷幕，双方就组织之规模、隆重之程度、会场之气派、群众之动员试比高，此中不仅充分发挥了民间组织的力量，而且双方分别邀请官方介入，拉虎皮做大旗，以壮大会议门面。
长沙方面，“各界于七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开追悼秋女士大会”，来宾身份广泛，人数众多，“自八时起，祠前街道已拥挤异常”⑥，“全省政、学、军、警、工商各界……到者男女合数千人”{7}。会场气氛庄严而肃穆，来宾“均持入场券，换白花一朵而入”。秋祠中间“栏杆楹柱，均扎松叶，缀以彩花。遍（匾）额挽词，悬满堂壁”{8}。除了男、女宾席位，中庭列有陆军队伍。上午十时整，由“军乐队导女士神主入祠，极为整肃”。女侠之子王沅德、湘潭在省女界、周南女校、女国民会、培德女学及公立第一女子师范依次“相礼读文”，高度评价了秋瑾作为女性之伟大形象：“追惟女侠，美媲罗兰。舍身就义，铁血未干。秋风秋雨，愁杀人间。诸姑姊妹，谁不辛酸。五周纪念，五族腾欢。英魂不死，来格来尝。”为宣传秋瑾的英雄事迹，散会后，“有事务所办事人发《秋女士遗稿》为纪念品，各来宾争取一空”{9}。
杭州方面，“秋瑾成仁纪念大会在西湖凤林寺受奠”，来宾人数同样不少，“官长团体共到千人”{10}，“都督、军长、各司长暨团体男女宾均莅会”，其中“男宾八百人，女宾二百人”。现场气氛同样庄重，既有“挽联哀词盈于画壁”，又有军乐之助奏{11}。演说同样激荡人心，徐自华先是陈述了“秋社历史及建立专祠，募筑风雨亭原因”{1}，接着回顾了秋瑾灵柩屡遭迁徙的厄运：“秋墓之葬而复迁，其咎实根于贵林。但当时秋之戚友咸恐遭牵连，均匿不作声，即秋姑秋夫，具禀湘抚呈报断绝关系。言念及此，心酸肺裂。”随后又有朱瑞军长及中华佛教总会暨秋社同人宣读祭文。前《浙江潮》主笔演说当时秋瑾遇难之惨烈{2}。远在上海曹家渡的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女士“因病不能赴会”，特于会前致信徐自华，将秋瑾与自己的结盟证书及遗诗一首“交卜松林先生一并奉上。届时陈列会场，可籍（藉）知烈士之家世，不独其墨妙令人望而生敬也”③。纪念大会当日，《秋瑾与吴芝瑛结盟证书》及秋瑾遗诗《七律一首》{4}与绍兴府案卷全卷，一同作为烈士遗物陈列现场{5}，向公众展出。
在两省分别召开秋瑾纪念大会的过程中，湘浙双方既有激烈竞争、排斥彼此之意，又有相互声援与合作的空间。一方面，为了争夺“秋瑾女侠”这一政治符号，两地均请秋瑾家属列席，长沙有秋瑾之子王沅德出席仪式⑥，杭州则有秋瑾之兄、秋瑾之侄在场{7}。为确保各自纪念大会的合法性，双方均以“正统”自居，互不妥让。秋瑾之妹秋珵奉浙省民政司命令赴湘，对于7月19日长沙秋瑾纪念盛会“入祠栗主列有夫姓，珵绝不承认”，称若“姊榇不归，誓死相报”，并发电浙江官方，“乞速申湘督力争”。随即，同盟会浙江支部及秋社致电湘督谭延闿，提出“王、秋离婚在前{8}，湘署有案可查。况功在浙江，乡人遗爱难忘。西泠旧墓已新，乞速准秋珵扶榇回杭”。同日，秋珵再度致电浙江都督、民政司长、同盟会、秋社，称“王党欲联合电杭，主葬岳麓，请勿允。仍乞电奋争”。又请上海同盟会转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大总统及黎元洪大总统助威，提出“秋瑾女侠生前脱辐，湘祠主立王秋璿卿名称，万难承认。女侠浙人，流血亦在浙。忠骸应葬西湖。王不晓大义，慝（匿）棺反抗。承黄协理电湘督，主葬西湖。王约多数男女挽词，无理反对，乞公电湘督主持并改主内名称”{9}。秋瑾生前好友陈去病见状，同样心急如焚，辞去《平民日报》社职务，“以要事赴湘”{10}。7月25日，在浙江方面电报的压力下，湖南都督谭延闿暂作让步姿态，回复黄兴电报，表示“秋女侠还葬西湖，湘人亦表同意，当遵命开导王氏，想亦无异议”{11}。另一方面，湘浙双方在惩办秋瑾生前仇敌的意见上又体现出相互支持，携手并进，以期达成一致的一面。对于没收陈翼栋财产一节，身在长沙的秋珵屡次“函请谭都督将陈屋概归秋祠，由伊筹办鉴湖女学校克承遗志”，浙江方面“亦有公电来湘，请求严厉执行”。两省相互配合，共资纪念，“湘水西湖同为佳话，洵千古未有之盛事”{12}。
然而，湘浙同祭秋瑾并未能掩盖两省关于秋瑾遗体安葬地点的分歧，“秋女侠改葬问题曾经王氏、秋氏及湘浙两省人士彼此争持，王氏暨湘人主张改葬岳麓，秋氏暨浙人士主张迁葬西湖，迄今尚未解决”。秋珵自知未能对浙江交予自己的任务上交一份完满的答卷，继续“具呈谭都督，仍请迁葬西湖，奉批候饬”{13}。实际上，湘浙双方争执未决的焦点在于，秋瑾安葬问题究竟是遵从其家族内部的意见，还是服从革命宣传与纪念的需要。对于秋瑾家族而言，亲属之眷恋情感以及遵守妇女传统的葬俗更为重要，“秋女侠为氏孙沅德亲生之母，血统关系本属至亲。既已运柩回湘，安葬多年，忽尔迁出，远赴西泠，实有不忍，终日号泣”，况且“女侠忠骨在湘，于山川可以生色，于私家祭奠亦较便利”。而对于秋社同人而言，秋瑾在公共和政治层面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遵从传统礼规，即是说，秋瑾所代表的女侠英雄形象是其考虑的首要出发点。他们认为，“女侠为国捐躯，为革命巨子，世界公人（认），原非一家所敢私有”{1}。作为共和国烈士的秋瑾，其私人领域早已为公共领域渗入。经女国民会在秋祠开会后，一个新的折中方案摆在了湘浙双方面前：由于秋瑾成仁后，曾由戴女士收殓，“今王氏、秋氏，一则主葬岳麓，一则主葬西湖，应由戴君解决”。秋瑾灵榇的去向交给了第三者仲裁。随即，戴女士“当众演说，谓湘潭之昭山最占名胜，为女侠原葬之区，至西湖、岳麓，均葬有烈士遗骸。秋侠女流，自应仍葬昭山，以示优异”。戴女士的提议立刻得到湘浙双方的回应，两方不休的纷争暂得缓解，“众皆赞成，其议乃决”{2}。
而前述秋社兼南社成员陈去病去湘后③，与秋珵、王泽时等会面，几经努力，王沅德终于同意其母归葬西湖{4}。湘省谭延闿都督批文，“秋女烈士为国致命，薄海同钦。安葬西泠，极为允当”，虽然王氏“因骨肉至亲，移葬家山，于情理兼属相合”，但鉴于秋瑾的特殊身份，“为革命巨子，世界公认，不敢一家私有”。因此，“已许秋社同人迁葬”。自4月以来关于秋瑾安葬地点的争论终于在9月24日这一天划上了句号，湘都督一锤定音的裁判结论见诸报端，“仰即将秋烈士遗榇交出，以便护送到浙”{5}。公领域代表的浙江一方，利用了秋瑾身上的政治光环，终究战胜了私领域代表的湖南一方，赢得了烈士遗体向西泠湖畔的回归。 陈去病于离湘之际，赋诗一首：“湘江水碧楚山青，一棹冲风下洞庭。最是别情无限好，满携缣素返西泠……森沵君山一发青，伊人何处觅湘灵？不如西子湖边去，长于闲游风雨亭。”⑥
三、秋魂归途：女性角色的表现
秋瑾之所以在众多辛亥革命烈士中鹤立鸡群、引人注目，实与她的女性性别身份有密切关系。1958年，郭沫若论及秋瑾作为女性伟人形象时曾论述说，比较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娜拉“从玩偶的生活中觉醒起来，抛弃了伪善的丈夫，并抛弃了家庭儿女而出走了。后来怎样？没有答案”。然而，“易卜生自己不曾写出的答案，秋瑾用自己的生命替他写出了”。因此，“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的典型”{7}。清末民初，秋瑾即已经被构建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倡导者的形象{8}，1907年1月，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突破了同时期其他女报“停留在宣传女学、女权，反对缠足等活动”的简单论述，比较明确地指出，“妇女的解放运动，必须和当时的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1}。秋瑾生前留下了大量关于提倡女子解放的言论，她称“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璀璨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2}。特别是秋瑾牺牲后，秋瑾生前的文字更是激励着各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韩茂棠（萧山湘灵子）在创作的戏曲《轩亭冤》自序中赞扬秋瑾“一种豪侠之气，为数千年来女界所未有……创女报，办教育，演平权之论说，树独立之风声，真欲唤醒支那四万万同胞，爱国合群，放一光大文明之异彩”③。1911-1912年间，中国妇女界的活动已颇具影响：在江浙，有女子进行社、女子植权物产公司、女子兴业公司、女子振业公司{4}；在上海，妇女界同样有诸多名目的组织，如“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上海女子国民军、中华女子竞进会、医务界女子后援会、女子经武练习队等等”。这些组织很难说没有受到秋瑾的影响，女子北伐队“和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吴芝瑛、吴木兰、林宗素、林宗雪等有经常联系”{5}，而吴芝瑛等都是秋瑾的生前好友。在女子北伐队的“缘起录”中就有诗云：“乃看革命功成，克奏罗兰伟业。待到共和局定，聊慰秋瑾幽魂。”尹锐志、华素贞等率领的浙江女子军，“为其师秋瑾烈士报仇心切，尤能奋勇牺牲也”⑥。
借秋瑾表达女性的声音，伸张女性独立人格，在民元秋瑾纪念的过程中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月13日，吴芝瑛在《复女子北伐陈司令书》中，利用秋瑾的女界先驱者形象做出政治动员，号召广大妇女在“吾女界之泰山北斗”的感召下，“一洗数千年来女子昧弱之习”，“投笔从戎，倡议北伐”{7}。
在为秋瑾捐建风雨亭的响应声中，发扬以秋瑾为代表的女界风范，成为了修建秋亭的一项重要理由，“他日成立之后，籍（藉）此以瞻拜英雄……岂非我女界增光荣乎”{8}，且“风风雨雨痛秋声，谁为英雄动感情？造此碑亭留纪念，并为女界树芳型”{9}。
而在7月19日湘浙双方的公祭大会上，秋瑾的女性性别身份更是得到特殊强化。时任浙省第五军军长朱瑞，称秋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第二，“秋雨秋风，翻愁为贺。罗兰夫人，又见一个”，秋瑾之死“瞬息万里，哭遍国魂”，而“共和花蕊，竟插国门”{10}。女性生理的柔弱特点同样提醒着纪念仪式的参与者，“义旗数举，侠骨屡摧”，本“皆英雄豪杰、牺牲身家者之所为”，而“从未闻以一弱女子起而主张铁血、鼓吹革命者”；独有秋瑾女士“以巾帼身，抱丈夫志，负精囊于东海，设绛帏于南林”。秋瑾的勇敢无畏为追悼者刻骨铭心，“徐烈士（徐锡麟）安庆一役，女士同时而响应……塞上旌旗，痛洒黄龙之酒……若论饮水思源之义，谓非女士之有以激励之，而促进之”{11}。秋瑾作为女性形象的象征被追悼者尽可能放大，以至与世界伟大之女性相提并论，堪称“我东方之罗兰夫人，我汉族之苏菲亚”{1}。
兴办女学以继承秋瑾之志是纪念秋瑾活动中女性声音表达的又一特色。8月中旬，徐自华以秋瑾之别字“竞雄”为名，创设女学于上海白克路。办学经费“胥赖旧同志量力资助”，其中革命党人王金发“独斥巨金，以为之倡”{2}。办学宗旨即是“采取实利主义，授以女国民应有之智识、技能，俾得自谋生计”，“凡有向学、家境寒微者，觅有妥实保证，为本校核实认可后，得酌免其学费”③。竞雄女学的兴办很快得到社会的支持，不少学生前来报名，到了8月底，学校已招收“本科、预科及添设初小、高小两班”，并拟定于“九月初五日开学”{4}。
如前所述，经过浙江秋社方面的努力，湖南秋瑾的夫家终于同意将秋瑾的遗体送返杭州。而在秋瑾灵柩自湖南至浙江的路上，秋瑾作为女界革命的符号，被参观者顶礼膜拜。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参与者作为仪式中间的一个独立团体，在秋瑾归途中注意表现自我。透过仪式的背后，隐约可见其欲借秋瑾还魂以抒发突破女子性别束缚之尝试。
女界作为仪式参与者，在迎归秋瑾灵榇的现场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10月19日，当秋瑾的遗体抵达汉口，泊于龙王庙上首，轮渡码头“高搭彩棚”，而武汉女界独秀一枝，“纷纷登轮往祭”{5}，成为汉口当日的重要新闻。10月23日，女侠灵柩“由长江抵沪”，上午九时，鉴湖学校女学员、尚侠女校、竞雄女校、神州女校等各女学团体随同各军队排列金利源江宽码头恭迓，“由小东门入城，迆行至西门斜桥永锡堂暂奠（厝）”⑥。10月26日上午，在永锡堂举办秋瑾的追悼会后，午刻，秋瑾灵柩发引至沪杭火车站，沿途军警持枪相送以志敬意{7}，继司令长乘马压队后，则有“尚侠女学校女学生，鉴湖、竞化、城东等校各女学生，共有四五百人”{8}。10月26日下午，秋侠灵榇所过之处，女界团体表现亦是异常活跃。至枫泾时，有“丽德女学校整队恭迎”；至嘉善县，有明新女学随国民党分部、共进会支那部等团体“到站迎祭”；至嘉兴时，虽已“鸣钟七下”，天色已暮，然仍有各女学校随水陆各军统及县知事致祭，热情不减，“甚为殷勤”{9}。 女界以各种突出的角色彰显，旨在提醒外界，作为祭奠活动的参与者，女性占有秋瑾纪念仪式中的“在场”席位乃当仁不让。秋瑾灵榇抵沪码头之际，由浙随来之女招待员及女学生与男招待员及男学生共携花圈，共同“扶棺登岸”{10}。在秋榇由永锡堂发引至沪杭火车站途中，尚侠女校学生在装有秋瑾灵柩的炮车“两旁拉引”{11}。女性与男性协同行动，旨在传达尽管存在性别差异，但并不妨碍女性作为“半边天”的角色发挥。
女性团体在秋瑾灵榇运送途中的气氛营造方面，还充当了策划者的角色。在女侠纪念的队伍中间，“有彩亭一二座，悬挂各社会所送之匾额各一方。随后又有一亭，甚为奇特：亭之四面，扎以冬青，中储面粉做成之大龟一只，上嵌百果。亭中粘一长纸，上书‘此为前清浙江绍兴府知府贵福之小像’，前后有‘斩’条二纸，此亭经过各处，见者莫不大笑。后面即为女侠之像亭，观者又肃然起敬”{12}。此外还“将秋侠遇难各案卷觅到，装入彩亭，以表哀悼”。秋柩面前“扮犯官四名，如前抚张曾敭、绍兴府贵福、主谋之伪道陈翼栋、告密之胡道南，均蟒服顶戴，反手途行”{1}。这样的设计使得“观者一目了然”，不仅有助于仪式的受众增进对于秋瑾女侠遇难的历史记忆，同时也使得共和话语的输出具有深入人心的穿透力。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同样给予女性参与者在秋瑾归榇仪式中一席之地。在官方规定的祭礼次序中，“一国旗、军旗、团体联合会旗、秋社旗，二军乐队，三宪兵队，四彩亭，五警察队，六各学校男学生，七军乐队，八各军队，九各官长，十正始社、笙箫、管笛队，十一挽联，十二各团体，十三福田会学生军乐队，十四通鉴学校学生队，十五伶界联合会戏剧队，十六秋社男社员，十七各学校女学生，十八秋社女社员，十九中国音乐队，二十花圈，二十一灵榇，二十二家属”{2}。可见，女性在此过程中的角色表演获得了关注，女性作为一支团体进行独立活动的能力为社会所认可。
女性团体借秋榇归来之契机，尽最大努力展现其角色形象。竞雄女校以自身名义向市政厅总署发函，提出“秋瑾女侠之灵柩今日在永锡堂发引，由沪杭火车运回西湖安葬，凡经过地段，请派长警沿途照料、护送”。而官方对此举亦予以承认，并积极配合，“当即移知警务长，饬知各区区巡员等一体照办”③。
在护送秋瑾灵柩由沪返杭途中，女性团体也展现了主力军的力量。从29日《申报》的报道看，“秋侠灵榇前日（笔者注：应为26日）{4}下午由秋社、国民党、尚侠学校三团体代表及竞雄女学全体{5}护送赴杭，所过之处极受各界欢迎”⑥。在整个护送队伍中，就人数而言，女性确有“半边天”之声势。
10月27日下午三点半钟，秋瑾灵榇入归秋社，并无“秋雨秋风愁煞人”的悲凉之感。各团体“仪从送者约三千余人”{7}，是日，“天气晴朗，一路观者异常拥挤，无不啧啧称羡，洵极一时之盛云”{8}。几经周折，浙省人士终于迎来了秋魂的回归{9}，待择定时日“以国葬礼复葬于西湖西泠桥畔，与岳武穆墓同垂不朽焉”{10}。
四、还柩西泠：党派关系的整合与变动
同盟会与光复会两个组织自诞生以来，有合作亦有斗争。两者的分歧主要表现为：革命宗旨上，“同盟会主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光复会却只讲求民族主义”。发展方向上，光复会主要“从下层社会入手，运动会党”，而同盟会却“向全国和国外越南、缅甸、南洋各方面发展”。进行策略上，“光复会常以实行暗杀为手段，同盟会则号召武装起义”。此外，“同盟会成立，兴中、华兴两会均以整个团体加入，光复会则以个人身份加入……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秋瑾虽加入同盟会，而徐锡麟独不加入”。正如孙中山自己所称，“两会不图其实际，惟以名位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特别是光复会党人，“浙籍多数，而浙人局量狭隘，不能容人”，且欲“与同盟会并驾齐驱，互争雄长”，陶焕卿“辛亥之被刺，杀机早已萌兆于那时”。为了调和两个革命组织的矛盾，孙中山曾以南京临时政府的名义，发出《致广东陈炯明及同盟会公鉴》{1}。
秋瑾生前曾兼任光复会与同盟会的会员，这一信息同样为政治家所利用。已逝的秋瑾，遂成为调和光复会与同盟会政见以通力合作共和大业的代言人。
作为同盟会领导人的黄兴、孙中山借亲祭秋瑾的活动，表达其化除党派成见，整合革命派政党力量的政治意愿。10月31日，黄兴抵湘，发表关于“湖南根本之计划”演说后{2}，11月9日，“躬往女烈士祠，祭女侠秋瑾”。长沙女烈士祠“饬工布置，焕然一新，所有头二门各处均一律缀以松茅，祠前两廊均用彩布作幔，幔后设军乐亭，藉资严肃”③。12月8日，孙中山受邀莅临杭州的当日，于国民党欢迎会上，面对与会的八百余名听众发表演说，首先高度赞扬了浙江籍军人及秋瑾的革命功绩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久慕浙江名胜，今初到杭，复蒙诸同志开此盛会，实属非常荣幸，非凡感愧。杭州旧同志甚多，均能协力同心，达此革命目的。去年攻克南京，尤浙军之力居多。可痛者，最好的同志秋女侠一瞑不视。兄弟此来，固不仅展览西湖风景，亦将临女侠埋骨之所，一施凭吊”{4}。在演说中间，孙中山反复强调“光复南京之功，浙人死义最烈，秋瑾女士尤为革命之先健者”{5}，目的在于将浙江人士对于共和的本省认同转换为对共和的全国性认同。而“对秋瑾籍贯的强调给了他一个机会去承认浙江籍人为革命胜利做出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强调是“聚合地方支持”——原本具有狭隘地方主义的浙江光复会——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从而将浙籍人士对地方的忠诚升华为对国家的忠诚⑥。在给予光复会以合法性称赞以及对秋瑾的神圣化论述后，孙中山开始发表关于政见的演说。他对浙人称，“三民主义，民族、民权俱已达到，今当提倡民生主义，为世界之公理”{7}。显然，孙中山欲借对秋瑾的评价，以期达到动员浙人参与建设孙文式理想中的国家政治，抛弃光复会先前对于民生主义反感与成见这一目标，而不咎前嫌，以贯彻“三民主义及铁道国有政策”{8}。演说报告毕，现场听众“均欢呼孙中山万岁，民生主义万岁，中华万岁，民国万岁”{9}。12月9日，孙中山“命驾出城，致祭光复诸先烈”{10}，从杭州梅花碑行台出发，去西泠桥吊秋瑾烈士墓，并应徐自华之请，允任“秋社”名誉社长，又亲笔写下《挽秋女侠联》（由胡汉民书写）：“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额曰“巾帼英雄”，下署“鉴湖女侠千古，孙文”{11}。 在民国二年的国会上，就中国宜实行总统制抑或内阁制问题，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南北双方剑拔弩张，民国元年所形成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政府的合作基础开始遭到破坏。与此同时，政党关系的逆转也在秋瑾下葬一事中有所反映。
1912年10月27日，秋瑾灵柩返还秋社后，浙省政府即筹备次年秋瑾入土的大事。起初，浙省政府即“以修建秋祠，营葬秋墓，委秋社社长徐主办秋坟图样”，浙江都督朱瑞欣然批准，请名工将秋墓“绘成拿破仑式，下层六角，上立遗像”{1}。然时过境迁，1913年，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政府在国会问题的矛盾日趋激化，袁世凯对于革命党人开始处处施压，秋瑾作为革命党人极力推崇的形象代言人，其身后的命运不可避免地由于党派关系的变动而受到了牵连。“适袁政府委员来浙视察民政，参观以后，即谓朱曰：‘秋瑾虽于革命有功，但不应与岳王坟对峙’”。朱瑞都督遂下令，将秋坟改低五尺，并“废除中立石像”{2}，秋墓墓碑的文字由“浙江都督朱瑞所书”，取代了原本由柳亚子所撰的《鉴湖女侠秋君墓碑》一文③。这引来了秋社同人的愤慨。徐自华与朱瑞“当面大哄”，谓“君有一言，重于九鼎。况我公都督乎”{4}，并散发传单，“告诸民众，讥朱督媚上变节”。朱瑞大怒，“立另委营葬秋坟事务所主任张心如副官，居秋社，独行其是，并有与寄尘势不两立之言”{5}。孙中山闻此事后，特专程来杭，力劝徐自华“不要作军阀的无谓牺牲品”，请其到上海接办“竞雄女学”，继续“干实际革命工作”⑥。
从民国元年南北共祭秋瑾的合作到次年双方围绕秋墓建设规格的争吵，不啻为南北政党关系变动的一个写照。然而，尽管秋瑾新墓因袁世凯政府的干涉，以“惟值财政困难之际，一切布置不得不酌加樽节”为由，被拆低五尺，未能与岳王坟之高同峙呼应，但在岳武穆祠迤东之凤林寺左邻仍得相地一方，“作为秋墓吉穴”。1913年6月初，“葬事全部筹备已完”，朱瑞都督批示，“择定六月初六日上午十时为登穴吉期”{7}。官方同样介入入土仪式，“凡政界、军界及绅商学各团体同志，一律与祭”，并特“备军乐队为祭时点缀”，朱瑞都督“更撰拟诔辞，派委顾问官两员，恭代行礼”，以使“女侠有知，当可无憾九原也”{8}。秋墓前有联语云，“秋风秋雨，六月六日”。墓旁建有风雨亭，秋社亦立于此。社内设有秋瑾女士位，“上悬匾额”，写有孙中山题“巾帼英雄”四字{9}。
1912年8月，当陈去病离杭赴湘争取秋柩还浙之际，曾有“松柏何年会再青，最凄凉是一西泠。临歧敢与湖山约，筑个秋家风雨亭”之作。又是一年风景好，秋瑾已入土安眠，还葬西泠，陈去病登临风雨亭喟叹，“孰不感慨悲歌，而尚想其烈乎哉”，遂为秋瑾歌曰：“西湖之水清且涟，曾埋侠骨兮思当年；遭逢虏忌兮中变迁，毁厥青冢兮真堪怜。堪怜兮秋坟，重经营兮邱园；有台有榭兮花繁，永永凭吊兮秋之魂；秋魂兮昭苏，驱强胡兮恢皇图；美新亭兮蕖蕖，长无极兮与民国而流誉。”{10}作为政治文化的象征，秋瑾成为民初人士寄托美好希望的符号：人们乐于将光复汉族的喜悦带给秋瑾，“西泠三月暮春时，千点桃花万柳丝。凭吊英雄歼异族，岳王千载许心知”；女性愿意把争取女子参政权的行动看成承继秋瑾的遗志，“平权恭政有同盟，道是秋君向日情。毕竟何时偿素愿，可能恨海尽填平”{1}。作为奋斗共和的精神领袖，秋瑾时刻感召国人“愿言诸后进，为国莫辞勤”{2}。
五、结语：秋瑾迁葬与多重历史图景的民国元年
纵观民国元年秋瑾自湖南至浙江的迁葬这一历史过程，我们可窥见民初政治文化的诸多面相：民国初成，徐自华等秋社同人发起了对于秋瑾烈士的纪念活动，以期借追悼秋瑾之机，完成浙人对于共和记忆的塑造。随后，浙省秋社同人向秋瑾夫家王氏发出了请将秋瑾灵榇归葬西泠的迎接运动，围绕秋瑾安葬湖南抑或是浙江这一问题，双方交涉异常激烈。浙省方面提议秋瑾归葬西泠，是出于革命宣传与烈士形象塑造的需要；湖南方面反对秋瑾遗体迁移，是出于家族情感与传统礼俗的考虑。最终，浙省一方代表的公领域势力以理论优势压倒了湖南一方代表的私领域力量。在共和告成之际，秋瑾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化身，完成了其身份从私领域向公领域的转换。在秋瑾灵柩自湖南、下汉口、抵上海、归杭州的沿途中间，女性的仪式参与与角色表现成为了一道为人注目的风景线，作为女界英雄的秋瑾，也成为了民初女界表达其声音的代言人。当秋瑾遗体暂厝秋社之时，孙中山、黄兴等人借亲自祭奠的契机，以期达到缝合同盟会与光复会政见、调动浙籍人士参与全国范围的共和建设、整合国民认同的理想目的。次年，秋墓建成，秋瑾入土，而在秋墓规格较之先前变动的背后，亦可隐约见得南北政党关系逆转的暗影。
事实上，民元秋瑾迁葬不是一桩孤立的历史事件，不仅仅因为可以透过其窥视出不少政治文化的元素，更为重要的是，它构成了民国初年多重历史图景链条上的一环，或者说，它是整个民国元年政治文化背景的一个缩影。
烈士的纪念，在民国元年如初春的大地，遍地开花。如果阅读民元的《申报》，几乎随处可见烈士纪念活动的举行：2月10日有“阵亡浙军归正首邱”，2月23日有“驻宁蜀军开会追悼死难诸烈士”，4月8日有“粤军将为殉义新军建祠墓”，5月6日有“长沙追悼吴禄贞烈士”，5月11日有“山阳追悼周阮二烈士”，5月16日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周年纪念会”，7月7日有“川人追悼保路诸烈士”……。新生的共和民国利用这些纪念活动中的仪式操演，以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的意义，从而构建国人对于“共和”、“革命”的历史记忆。
作为共和缔造者——革命烈士的纪念突破了私领域所属，不再单纯是其家族内部的事务，而是上升到了公共领域关注的范畴，成为了地方记忆及国家记忆的载体。湖南对焦达峰的迁葬也经历了公私领域转换的过程，只是焦达峰迁葬的动机与秋瑾迁葬恰好相反，秋瑾迁葬系由公领域提出，秋瑾家族一方处于被动局面，而焦达峰迁葬的动议则由其家族——私领域提出，焦氏家族一方居于主动地位。焦达峰家族认为，“去岁湘省起义，前都督焦君达峰英勇奋发，独任时艰”，而焦达峰之铜像却迟迟未能铸成，且将焦达峰仅陈列于烈士祠纪念，不足以满足人民之观感，于是家属向谭延闿“陈请迁葬”：“兹已择定岳麓山为焦都督葬地”，以“增岳麓之荣光”③。 民初也是中国女界迅速发展、女性角色力图表现的一个重要时期。民国元年，女学、女校大量涌现，女子参政运动蓬勃开展，女性不断尝试冲破社会的性别歧视。此间发生有“女界代表张（唐）群英等要求女子选举权”，虽社会“不赞成者居多数”，然“女界中有激烈派数人声言，此举如办不到，当以炸弹对付议员”{4}。在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上，因政纲中“原有‘男女平权’一条”删去，引来了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等激烈的行动，竟然“揪撮宋教仁之短发，而以手左右批其颊”，令“全场大骇”{1}。沈佩贞女士则以“哭声震屋”力争男女平权{2}。而关于《中国宜以妇女为内阁总理说》③、《女界提议女子宜任总统意见书》{4}等亦为社会广泛讨论。女子在各种政治场合同样极富角色表现力，1912年9月，有“万国女子参政会会长嘉德夫人与荷兰女子参政会分部长解古柏斯女博士”来沪演说{5}，中国女界领袖以此为契机，向公众传输自己的声音。解古柏斯女博士演说“愿中国女子以后皆能自立”，沈佩贞即借题发挥，谓女子欲得参政权，须先具“教育完全、发达女子实业、不藉男子之保护”三项要素⑥。如果将女界于秋瑾灵柩归来之际的仪式参与行动放在民初女性运动的大环境下考察，其借秋瑾纪念活动，表现自身角色的目标就不难理解。
民国元年政党竞争的同时，党派合作也是理解民元政治的要义之一。1912年8月，尽管发生了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被杀案，北京同盟会电请孙中山“勿作北游”{7}，但孙中山仍接受了袁世凯北上共议国事的邀请。在时人看来，“孙君抵京可谓民国历史之一大纪念”，即使守旧派也认为，孙中山对他人力劝能置之不顾，毅然来京，“其度量自超人万万……不负英雄之称也”。时人对“中国资格最高之伟人”与袁世凯之会晤充满乐观的期待，“现信二雄能和衷共济，以为国家宣力，开始进行积极之政策，则党争自能即行消灭也”{8}。期间孙还受到了溥仪皇室的热情宴请，为公众的视野所追踪{9}。孙中山为缝合南北政争，8月来京，同其12月初南下赴杭拜谒秋瑾灵榇一事，就政治意义而言，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民元之后政党关系的逆转，还可举一例小事以窥见：1915年孙中山、黄兴等南方党人与袁世凯北方政府的关系已经决裂，当时的《申报》几乎每天可见袁世凯政府“暗探密布”，以各种名目“搜拿乱党”，各地“茶馆、饭店都贴有‘莫谈国事’字样”{10}，西湖之畔的辛亥革命烈士墓也由民元年间的“门庭若市”，变成了三年过后的“门可罗雀”，“墓门紧闭……荒草碍人，几难容足”；而“陶烈士、秋女士、南京阵亡将士等墓”，亦“不见十分清洁”，不禁令人喟叹，何日可复现昔日“湖上风景”？{11}讲上述问题旨在说明，秋瑾还葬中间，孙中山、黄兴悼秋以及朱瑞“削墓”展现出的政党关系的聚合与变动，仅是民初众多历史事件中可以观察政党关系变化的一个小窗口。
【责任编辑 穆海亮】
作者简介：高翔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 《二十五日之湖广会馆》，《申报》1912年8月31日，第2版。
{2} 《唐、沈两女士之墨泪》，《申报》1912年9月3日，第3版。
{3} 瞿宜：《中国宜以妇女为内阁总理说》，《申报》1912年6月29日，第9版。
{4} 率公：《女界提议女子宜任总统意见书》，《申报》1912年11月6日，第10版。
{5} 《欢迎女政治家纪盛》，《申报》1912年9月5日，第6版。
{6} 《女界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纪事》，《申报》1912年9月25日，第3版。
{7} 《特约路透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8月18日，第2版。
{8} 《特约路透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8月25日，第2版。
{9}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28页。
{10}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丛刊（十五），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11} 《荒草独寻烈士墓》，《申报》1915年9月14日，第7版。
关键词：秋瑾；迁葬；民元；政治文化
本文拟以民国元年秋瑾遗体自湖南至浙江迁葬这一问题为切入点{1}，透视秋瑾迁葬过程中展现的共和记忆的塑造、私人领域的公共化、女性角色的表现及党派关系的整合与变动等政治文化内涵。
一、请修秋墓：共和记忆的塑造
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下令在各地建立烈士祠，以纪念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士。
各地一时间出现了建立忠烈祠以表彰辛亥革命烈士的热潮{2}。早在1月9日，浙江就有人以“忠义之士赤心为国，万古如生，不可不留崇碑杰阁，以作永永纪念”为由，提请将“民国浙江诸烈士”设立专祠③，并恭迎徐锡麟、陈伯平、马子畦等烈士遗榇回籍{4}。
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浙籍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自然成为浙江光复后烈士纪念中的焦点人物。1907年7月15日秋瑾就义后，“暴尸道路”，起初“无敢收葬者”{5}，只能由善堂草草成殓；待贵福去职后，秋瑾家人才“密雇夫役，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⑥。次年，秋瑾好友徐寄尘、吴芝瑛为践行秋瑾生前之约，护送秋瑾灵柩赴杭，于西泠营建墓地，徐寄尘撰墓表，“用表其墓，以告后世”{7}。孰知墓成不久，又起轩然大波，清廷御史常徽到杭州西湖游览时，认为西子湖畔葬大逆不道的“女匪”，有损湖山美景，即上章弹劾，奏请平墓，清廷随后下诏允准{8}。时任浙抚的增韫因与秋瑾从父青士有旧，“贻书促家属速迁，并由浙抚派委员士兵督同秋誉章取出灵柩，运归绍兴，仍厝严家潭丙舍”{9}。1909年夏历八月，秋瑾夫家、湘潭王氏“遣人来越移瑾灵榇，九月返湘，迁葬于湘潭之昭山，与其夫王子芳合葬”{1}，而实际上秋瑾遗体到了湘潭后，由于其夫家不肯承认这“不孝之子”，不愿将其与王氏坟茔同葬，“只许暂厝在义冢里，上复（覆）茅亭”{2}。革命女英雄秋瑾之棺命运多舛、屡遭浩劫，令各界“心实痛之”③。
1912年1月12日，秋瑾生前好友徐自华向社会发出了“重修秋瑾墓”的吁请，并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强调“追维义烈，则侠女秋瑾断头流血，实与有力。前华为营墓西湖，卒遭虏廷毁灭……今拟就原址建风雨亭”{4}，恳请得到官方的赞助和支持。而越中既为秋瑾桑梓之乡，又为其成仁之地，浙省光复、革命告成之际，纪念秋瑾既是对其革命功绩的褒扬，同时也是向世人昭示其革命地位的最佳方式。
首先，秋社同人借共和告成之名，对秋瑾的仇敌章介眉和革命派厌恶的刘典加以清算，作为纪念逝者的一种表达方式。1月17日，徐自华秘遣同志赴绍府将兵科案卷“全行取出”，一是查明了“秋案”告密者确系胡道南，然胡道南“已早枪毙”；二是找到了怂恿增韫毁坏秋墓的章介眉，随即绍兴分府设计将其拿获，“责令其赔偿当年损失”{5}。1月22日，徐自华面见章介眉，斥其平毁秋瑾墓一事，章介眉自言，“毁坏秋墓实未预闻。当此时代，毁家纾难，亦理所当然，愿将所有家产悉数充公，或充军饷，或营秋社，均无不可。如有匿名藏匿等情，甘受重罪”⑥。于是王金发将章介眉家产没收，拨田二十亩，为秋瑾永久祀产{7}。湘人刘典，曾在浙江有屠杀太平军之“功”，清政府为其建“刘果敏公祠”。由于此人历史与革命旨趣不合，加之秋瑾生前常于此祠举行活动，因此秋社同人请求将刘祠改拨秋祠秋社{8}，并奉秋瑾栗主入祠，而“其他女侠，凡殉烈于革命之役者，均与列焉”{9}。
其次，秋社同人搜集秋瑾遗物，通过烈士遗物展览，再现女杰的革命历程。1月23日，吴芝瑛致信徐自华，称：“秋君墓表原石，当日毁墓时，妹密托心腹先期运出，故得保存。今尚藏吾悲秋阁中。秋祠成立后，此石应置祠中，何时需用，望示知，以便送上也。”{10}除了整理秋瑾遗物，秋社同人还积极尝试出版纪念秋瑾文集。张新斧致信徐自华、吴芝瑛，提及“秋君遇害时，曾向《国魂》征稿，与浦东谢春柳编著《越恨》一书，书成数载尚未出版”，今适逢秋祠将建秋瑾墓之际，亦拟将《越恨》同时出版，以文字的形式承载对秋瑾的纪念{11}。在杭垣追悼浙省先烈的大会上，秋瑾女士的写真与徐锡麟“击恩铭之手枪”共同陈列于会场{12}。烈士遗物作为宣传其革命生涯的记忆装置与物质性见证，具有纪念与展览的双重功能，确有强化民众革命记忆的效果。1月26日在绍城大善寺追悼女侠大会上，与会者为秋瑾事迹所感染，“当场由吴越英女士认捐银表一只、洋三百余元”{13}。次日，徐自华挥笔为秋瑾写下《满江红》一词：“巾帼英雄，屈指算，君应魁首。好任侠，卖珠换剑，拔钗沽酒；慷慨喜谈天下事，权奇掩尽阁中秀。痛无端党祸忽飞来，伤吾友。志未遂，刑先受；身虽丧，名垂久。又何妨流血，古轩亭口。五载凄凉风雨恨，一朝光复神州旧。慕芳徽裙屐喜重来，君知否？”{1}
再次，革命者发表了大量纪念秋瑾的演说。演说作为仪式语言的一种形式，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将政治舆论对接到仪式纪念的场域，使得讲演更具煽动效果。在1月28日杭垣的追悼先烈大会上，当“秋女士及陶烈士事迹言简意赅”地宣读后，便由会议主持者“通报此次攻克南京阵亡诸烈士芳名”，并劝勉“诸公力图北伐”，以慰烈士在天之灵。将北伐未竟、清帝退位未遂的主题纳入烈士的纪念仪式，使与会者在庄严的仪式中，自觉增强了对于“共和”大业的认同，会场随即气氛高涨，“鼓掌如雷”{2}。除了浙省举行的秋瑾纪念仪式，4月24日，在上海的张园同样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在报告开会宗旨、诵读祭奠秋瑾文后，即是来宾演说的环节。沈佩贞“谓秋女士非为个人而死，非为女界而死，实为我男女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而死”。沙淦“谓章某（介眉）阻抑女权，以障碍秋女士未竟之志之进行，实人类蟊贼”。李果“谓欲竟秋女士之志，须学秋女士之质朴实行，当此民穷国困，我同胞可无事装饰”。江亢虎“谓处专制时代，秋女士为谋国家幸福而死，处今日共和时代，吾人当为世界谋大同而继之以死”。顾无为“谓秋女士所希望者乃真共和，以今日不伦不类之民国，非马非牛之共和，秋女士之志何尝达到”。演说者先是突出强调秋瑾牺牲对于革命成功的历史意义，接着便联系当前共和面临的困境，以秋瑾的遗愿为号召，鼓励与会者为共和未竟之业继续奋斗。仪式的参与者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自下午一时开会至六点钟散会，五小时之间，“演说言言痛切，娓娓动听，鼓掌之声不绝于耳”③。上海城东女学学生是日发表悼文：“惟念烈士舍身就义，宿革已五回星霜。而革命告成，中华竟重见天日。”然目睹共和初成，“女界尚多沉霾，压制万难脱离。为问政治平权、教育平等，何日达其目的欤？”惟有前赴后继，以慰先烈之灵{4}。与此同时，署名“树爱”的作者发起呼吁，提醒广大民众勿忘当今民国成立、人人享有共和幸福，“由卓卓诸烈士之铁血以造成”{5}。秋瑾被革命者塑造为一名民族主义的英雄形象，一旦她的命运与“共和”二字联系到一起，作为新生共和国的历史记忆，追悼秋瑾的活动便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秋瑾作为共和历史记忆化身这一政治符号，也曾为浙省漓渚镇的宝寿禅寺所利用，充当了其寺产的保护神。1912年夏天，有人假借佛教会的名义，图谋兼并宝寿禅寺寺产，“事机不密，为住持僧增法所闻，既惊且惧”。有人献计称：“彼辈既挟佛教会名义而来，在法此间当以更大之名义拒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遂号召于众曰，“昔女侠尝游宝寿禅寺，爱其景物萧旷，流连不忍遽去”；故“为今之计，宜于寺中附设鉴湖秋社，纪念先烈，即所以保存兹寺”。在寺产面临危机之际，僧人打出了秋瑾这一张政治棋牌，一举两得，成功地避免了寺产被兼并的厄运。至于秋瑾“生前游踪，曾否至寺，既不能起九京而问之，亦只能任若辈假名以行已耳”⑥。
二、湘浙争灵：私人领域的公共化
与浙江、上海等地公祭秋瑾活动同时进行的是，西泠秋社“业于三月初一日雇工逐渐修理”，不日即将竣事{7}，而请拨秋瑾遗体回浙安葬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
4月4日，徐自华首先上书浙省蒋尊簋都督，一方面表明了自己将偕秋瑾之妹秋珵（佩卿）、侄子秋壬林等人“赴湘迎迓鉴湖女侠灵柩，归葬西泠”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恳请官方“盛意赞成，并许拨助川资”{1}。徐自华恭迎秋瑾之柩归葬西湖的请求得到了浙省民政司的批准。4月6日，民政司司长褚辅成致电湖南谭延闿都督，表明：“敝省议会议决恭迎鉴湖女侠秋瑾柩归葬西湖，并建专祠奉祀，即日派人到乡（湘）接洽，乞饬知湘潭十八义元当秋侠之子王元（沅）德为盼。”{2}孰知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浙省发给湘省请归秋瑾灵柩的电报遭到了湘省的驳斥。湖南方面回电称“秋侠灵柩将留湘上，并由其子委托濮彦璜君赍遗像、钗裙还浙，于西泠故址建筑衣冠冢等情”。秋社同人不甘心，再度致电湘省，阐明秋瑾还葬西泠之理由：其一，如前所述，秋瑾灵榇实未入土，“既属权厝，实与不葬相等，何难迎还故址”。其二，“西湖名胜为天下最，岳鄂王、于忠肃、张苍水，并今之徐、马、熊、陶诸先烈遗骸尽葬其间……秋社春祈，享祀不忒。秋侠有灵，其魂魄当恋此不去”。同时，秋社遣秋瑾之妹秋珵赴湘，劝谏王沅德“将其母灵榇交明秋珵，亲送还浙”，望其子“万勿固持己见，以拂舆情”③。
在秋瑾灵柩仍留湖南抑或是还魂西泠这一问题上，浙省与湘潭展开了一场电报战。双方争执不下之际，有人提出了关于秋瑾安葬之地的第三种方案，即吁请秋瑾迁葬岳麓山，长沙郑泽（字叔容）发出了《为秋瑾女士改葬麓山公启》：
……秋女士者，浙水诞灵，湘潭厘降；文工红药，字擅仙函；薄蔡女之才华，风诗厉俗；秉秦妃之果毅，革命倡言。巾帼英雄，闺帏俊杰；继娲皇而炼石，耻仙子之浴河……魂断江南，怨美人之迟暮。三生孽果，千载奇冤。委瘦骨于穷尘，翳芳荃于坏土。既无金盌玉鱼之敛，遂沦荒烟蔓草之间。恨虏焰之方张，竟孤茔之权厝。虽徐吴勒圹，思瘗诸西子湖边；而吏卒仆碑，终返于昭潭故里。此则娄妃有墓，难招江上之魂；秦皇赭山，终毁湘君之庙。纵秋亭秋社，同志纾悲；而秋墓秋祠，英灵莫慰……甚非民国之所以照忠，史宬之所由扬烈者也。兹者沉冤已雪，典礼宜颁；城虽圮于夫人，墓必崇于漂母；江浙贤达，屡电来湘，改葬麓山，藉加优礼。夫陈杨诸烈，既依衡岳之云；而璿卿遗茔，仍寄荒村之内。年湮代远，培塿将倾；日炙雨淋，芳菲遂沫。凡在君子，畴弗伤悲。爰拟令辰，迁之岳麓，巍然高冢，俾仙境以逍遥……是为启。{4}
该启事一是强调陈天华、杨毓麟等秋瑾的革命同志皆葬岳麓山，唯有秋瑾遗体尚弃于荒山野岭，秋瑾之墓年久失修。二是向国人昭示，岳麓山风景优美，堪比仙境，环境较湘潭墓地更为宜人。
7月17日，秋瑾之子王沅德复函，同意将其母迁葬岳麓山之提议，“不能勉从浙议”，其理由有四：其一，从家属的情感需求来看，若秋瑾遗体迁浙，“必远弃其姑与子……想亦浙诸君子所不忍出”。其二，从岳麓山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来看，“湘烈如陈、杨，并葬岳麓。英魂毅魄，千载相邻，当亦吾母所深许”，况且“是湘人士所以纪念吾母、崇拜吾母之意，不减于浙。若必徇迁浙之请，重违湘人”，实令自己深感为难。其三，从双方先前的协定看，湘人已经议成“衣裙营葬西泠，侠骨请迁岳麓”，且已“经都督批准，筹备就绪。忽若中止、改图，不惟沅德，恐湘人士亦不能承认”。其四，从驳倒浙省一方的立论看，“西湖、岳麓，并称名胜，似不以属浙属湘为之畛域”。最终，王沅德一言以蔽之，“惟念若骨尚留浙，则迁葬西湖，湘不得议；骨既归湘，则迁葬岳麓，浙不得争”{5}。
事实上，秋瑾遗体究竟安葬何处，本属其家族内部事务，从情理来讲，外界不应干涉。然而，秋瑾一旦被贴上了革命烈士的标签，其身份与命运一旦与共和国之创始联系到一起，秋瑾的生命与人格便被政治化了。而与此相关的是，秋瑾家族的私人事务也将随同秋瑾特殊的人格卷入到公共事务的领域中——安葬秋瑾，不再单纯受秋瑾家族内部的意愿支配，转而成为了一件为公共领域关心、瞩目的大事件。关于秋瑾安葬地点的争执迅速进入公共视野，作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引发了湘浙社会精英的唇枪舌战。湘浙双方的互不让步，最终以两省分别举行秋瑾女士的公祭活动为约定，暂搁争议。
早在7月15日，杭州秋社一方即已宣称鉴湖女侠专祠“一切工程现已完竣，布置亦均妥帖”，兹定于7月19号开纪念大会，“并恭送栗主入祠”，大会诚挚邀请“在海内外赤忱好义之士”{1}。该启事得到了西湖凤林寺的支持，“一个从来不问俗事的当家和尚，一听说这事，立刻自动捐献了一大片土地”{2}，提供了举办秋瑾纪念大会的场地。徐自华还发出了《征求鉴湖女侠遗物》的通告：“凡有保存女侠当年遗物者，无论风琴时计、著作书籍、信件衣饰、刀剑枪械，以及一切玩好服饰之物，均迄于旧历六月六日以前，专人赐还西湖秋社，妥为藏贮。”③湘省一方同样紧锣密鼓地筹备秋瑾的公祭仪式。由于湘人前清浙江候补道陈翼栋于徐锡麟案事发后，曾奉浙抚张曾敭之命搜查余党，捕获秋瑾，杀于绍兴轩亭口{4}，长沙方面便将其“所属之黄泥土段房屋及陈玉山专祠一律查抄充公”，并将陈翼栋专祠“改作秋女侠祠”，于祠内设立“秋瑾女烈士祠事务所及追悼会筹备处”。与浙江公祭秋瑾大会选定的日期相同，长沙也定于7月19日（阴历六月初六）举行秋瑾追悼大会，且初步拟于追悼会后，“即将遗骸营葬于岳麓山之阳，以慰侠魂”{5}。 7月19日，秋瑾公祭大会于长沙、杭州两地准时拉开帷幕，双方就组织之规模、隆重之程度、会场之气派、群众之动员试比高，此中不仅充分发挥了民间组织的力量，而且双方分别邀请官方介入，拉虎皮做大旗，以壮大会议门面。
长沙方面，“各界于七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开追悼秋女士大会”，来宾身份广泛，人数众多，“自八时起，祠前街道已拥挤异常”⑥，“全省政、学、军、警、工商各界……到者男女合数千人”{7}。会场气氛庄严而肃穆，来宾“均持入场券，换白花一朵而入”。秋祠中间“栏杆楹柱，均扎松叶，缀以彩花。遍（匾）额挽词，悬满堂壁”{8}。除了男、女宾席位，中庭列有陆军队伍。上午十时整，由“军乐队导女士神主入祠，极为整肃”。女侠之子王沅德、湘潭在省女界、周南女校、女国民会、培德女学及公立第一女子师范依次“相礼读文”，高度评价了秋瑾作为女性之伟大形象：“追惟女侠，美媲罗兰。舍身就义，铁血未干。秋风秋雨，愁杀人间。诸姑姊妹，谁不辛酸。五周纪念，五族腾欢。英魂不死，来格来尝。”为宣传秋瑾的英雄事迹，散会后，“有事务所办事人发《秋女士遗稿》为纪念品，各来宾争取一空”{9}。
杭州方面，“秋瑾成仁纪念大会在西湖凤林寺受奠”，来宾人数同样不少，“官长团体共到千人”{10}，“都督、军长、各司长暨团体男女宾均莅会”，其中“男宾八百人，女宾二百人”。现场气氛同样庄重，既有“挽联哀词盈于画壁”，又有军乐之助奏{11}。演说同样激荡人心，徐自华先是陈述了“秋社历史及建立专祠，募筑风雨亭原因”{1}，接着回顾了秋瑾灵柩屡遭迁徙的厄运：“秋墓之葬而复迁，其咎实根于贵林。但当时秋之戚友咸恐遭牵连，均匿不作声，即秋姑秋夫，具禀湘抚呈报断绝关系。言念及此，心酸肺裂。”随后又有朱瑞军长及中华佛教总会暨秋社同人宣读祭文。前《浙江潮》主笔演说当时秋瑾遇难之惨烈{2}。远在上海曹家渡的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女士“因病不能赴会”，特于会前致信徐自华，将秋瑾与自己的结盟证书及遗诗一首“交卜松林先生一并奉上。届时陈列会场，可籍（藉）知烈士之家世，不独其墨妙令人望而生敬也”③。纪念大会当日，《秋瑾与吴芝瑛结盟证书》及秋瑾遗诗《七律一首》{4}与绍兴府案卷全卷，一同作为烈士遗物陈列现场{5}，向公众展出。
在两省分别召开秋瑾纪念大会的过程中，湘浙双方既有激烈竞争、排斥彼此之意，又有相互声援与合作的空间。一方面，为了争夺“秋瑾女侠”这一政治符号，两地均请秋瑾家属列席，长沙有秋瑾之子王沅德出席仪式⑥，杭州则有秋瑾之兄、秋瑾之侄在场{7}。为确保各自纪念大会的合法性，双方均以“正统”自居，互不妥让。秋瑾之妹秋珵奉浙省民政司命令赴湘，对于7月19日长沙秋瑾纪念盛会“入祠栗主列有夫姓，珵绝不承认”，称若“姊榇不归，誓死相报”，并发电浙江官方，“乞速申湘督力争”。随即，同盟会浙江支部及秋社致电湘督谭延闿，提出“王、秋离婚在前{8}，湘署有案可查。况功在浙江，乡人遗爱难忘。西泠旧墓已新，乞速准秋珵扶榇回杭”。同日，秋珵再度致电浙江都督、民政司长、同盟会、秋社，称“王党欲联合电杭，主葬岳麓，请勿允。仍乞电奋争”。又请上海同盟会转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大总统及黎元洪大总统助威，提出“秋瑾女侠生前脱辐，湘祠主立王秋璿卿名称，万难承认。女侠浙人，流血亦在浙。忠骸应葬西湖。王不晓大义，慝（匿）棺反抗。承黄协理电湘督，主葬西湖。王约多数男女挽词，无理反对，乞公电湘督主持并改主内名称”{9}。秋瑾生前好友陈去病见状，同样心急如焚，辞去《平民日报》社职务，“以要事赴湘”{10}。7月25日，在浙江方面电报的压力下，湖南都督谭延闿暂作让步姿态，回复黄兴电报，表示“秋女侠还葬西湖，湘人亦表同意，当遵命开导王氏，想亦无异议”{11}。另一方面，湘浙双方在惩办秋瑾生前仇敌的意见上又体现出相互支持，携手并进，以期达成一致的一面。对于没收陈翼栋财产一节，身在长沙的秋珵屡次“函请谭都督将陈屋概归秋祠，由伊筹办鉴湖女学校克承遗志”，浙江方面“亦有公电来湘，请求严厉执行”。两省相互配合，共资纪念，“湘水西湖同为佳话，洵千古未有之盛事”{12}。
然而，湘浙同祭秋瑾并未能掩盖两省关于秋瑾遗体安葬地点的分歧，“秋女侠改葬问题曾经王氏、秋氏及湘浙两省人士彼此争持，王氏暨湘人主张改葬岳麓，秋氏暨浙人士主张迁葬西湖，迄今尚未解决”。秋珵自知未能对浙江交予自己的任务上交一份完满的答卷，继续“具呈谭都督，仍请迁葬西湖，奉批候饬”{13}。实际上，湘浙双方争执未决的焦点在于，秋瑾安葬问题究竟是遵从其家族内部的意见，还是服从革命宣传与纪念的需要。对于秋瑾家族而言，亲属之眷恋情感以及遵守妇女传统的葬俗更为重要，“秋女侠为氏孙沅德亲生之母，血统关系本属至亲。既已运柩回湘，安葬多年，忽尔迁出，远赴西泠，实有不忍，终日号泣”，况且“女侠忠骨在湘，于山川可以生色，于私家祭奠亦较便利”。而对于秋社同人而言，秋瑾在公共和政治层面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遵从传统礼规，即是说，秋瑾所代表的女侠英雄形象是其考虑的首要出发点。他们认为，“女侠为国捐躯，为革命巨子，世界公人（认），原非一家所敢私有”{1}。作为共和国烈士的秋瑾，其私人领域早已为公共领域渗入。经女国民会在秋祠开会后，一个新的折中方案摆在了湘浙双方面前：由于秋瑾成仁后，曾由戴女士收殓，“今王氏、秋氏，一则主葬岳麓，一则主葬西湖，应由戴君解决”。秋瑾灵榇的去向交给了第三者仲裁。随即，戴女士“当众演说，谓湘潭之昭山最占名胜，为女侠原葬之区，至西湖、岳麓，均葬有烈士遗骸。秋侠女流，自应仍葬昭山，以示优异”。戴女士的提议立刻得到湘浙双方的回应，两方不休的纷争暂得缓解，“众皆赞成，其议乃决”{2}。
而前述秋社兼南社成员陈去病去湘后③，与秋珵、王泽时等会面，几经努力，王沅德终于同意其母归葬西湖{4}。湘省谭延闿都督批文，“秋女烈士为国致命，薄海同钦。安葬西泠，极为允当”，虽然王氏“因骨肉至亲，移葬家山，于情理兼属相合”，但鉴于秋瑾的特殊身份，“为革命巨子，世界公认，不敢一家私有”。因此，“已许秋社同人迁葬”。自4月以来关于秋瑾安葬地点的争论终于在9月24日这一天划上了句号，湘都督一锤定音的裁判结论见诸报端，“仰即将秋烈士遗榇交出，以便护送到浙”{5}。公领域代表的浙江一方，利用了秋瑾身上的政治光环，终究战胜了私领域代表的湖南一方，赢得了烈士遗体向西泠湖畔的回归。 陈去病于离湘之际，赋诗一首：“湘江水碧楚山青，一棹冲风下洞庭。最是别情无限好，满携缣素返西泠……森沵君山一发青，伊人何处觅湘灵？不如西子湖边去，长于闲游风雨亭。”⑥
三、秋魂归途：女性角色的表现
秋瑾之所以在众多辛亥革命烈士中鹤立鸡群、引人注目，实与她的女性性别身份有密切关系。1958年，郭沫若论及秋瑾作为女性伟人形象时曾论述说，比较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娜拉“从玩偶的生活中觉醒起来，抛弃了伪善的丈夫，并抛弃了家庭儿女而出走了。后来怎样？没有答案”。然而，“易卜生自己不曾写出的答案，秋瑾用自己的生命替他写出了”。因此，“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的典型”{7}。清末民初，秋瑾即已经被构建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倡导者的形象{8}，1907年1月，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突破了同时期其他女报“停留在宣传女学、女权，反对缠足等活动”的简单论述，比较明确地指出，“妇女的解放运动，必须和当时的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1}。秋瑾生前留下了大量关于提倡女子解放的言论，她称“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璀璨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2}。特别是秋瑾牺牲后，秋瑾生前的文字更是激励着各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韩茂棠（萧山湘灵子）在创作的戏曲《轩亭冤》自序中赞扬秋瑾“一种豪侠之气，为数千年来女界所未有……创女报，办教育，演平权之论说，树独立之风声，真欲唤醒支那四万万同胞，爱国合群，放一光大文明之异彩”③。1911-1912年间，中国妇女界的活动已颇具影响：在江浙，有女子进行社、女子植权物产公司、女子兴业公司、女子振业公司{4}；在上海，妇女界同样有诸多名目的组织，如“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上海女子国民军、中华女子竞进会、医务界女子后援会、女子经武练习队等等”。这些组织很难说没有受到秋瑾的影响，女子北伐队“和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吴芝瑛、吴木兰、林宗素、林宗雪等有经常联系”{5}，而吴芝瑛等都是秋瑾的生前好友。在女子北伐队的“缘起录”中就有诗云：“乃看革命功成，克奏罗兰伟业。待到共和局定，聊慰秋瑾幽魂。”尹锐志、华素贞等率领的浙江女子军，“为其师秋瑾烈士报仇心切，尤能奋勇牺牲也”⑥。
借秋瑾表达女性的声音，伸张女性独立人格，在民元秋瑾纪念的过程中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月13日，吴芝瑛在《复女子北伐陈司令书》中，利用秋瑾的女界先驱者形象做出政治动员，号召广大妇女在“吾女界之泰山北斗”的感召下，“一洗数千年来女子昧弱之习”，“投笔从戎，倡议北伐”{7}。
在为秋瑾捐建风雨亭的响应声中，发扬以秋瑾为代表的女界风范，成为了修建秋亭的一项重要理由，“他日成立之后，籍（藉）此以瞻拜英雄……岂非我女界增光荣乎”{8}，且“风风雨雨痛秋声，谁为英雄动感情？造此碑亭留纪念，并为女界树芳型”{9}。
而在7月19日湘浙双方的公祭大会上，秋瑾的女性性别身份更是得到特殊强化。时任浙省第五军军长朱瑞，称秋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第二，“秋雨秋风，翻愁为贺。罗兰夫人，又见一个”，秋瑾之死“瞬息万里，哭遍国魂”，而“共和花蕊，竟插国门”{10}。女性生理的柔弱特点同样提醒着纪念仪式的参与者，“义旗数举，侠骨屡摧”，本“皆英雄豪杰、牺牲身家者之所为”，而“从未闻以一弱女子起而主张铁血、鼓吹革命者”；独有秋瑾女士“以巾帼身，抱丈夫志，负精囊于东海，设绛帏于南林”。秋瑾的勇敢无畏为追悼者刻骨铭心，“徐烈士（徐锡麟）安庆一役，女士同时而响应……塞上旌旗，痛洒黄龙之酒……若论饮水思源之义，谓非女士之有以激励之，而促进之”{11}。秋瑾作为女性形象的象征被追悼者尽可能放大，以至与世界伟大之女性相提并论，堪称“我东方之罗兰夫人，我汉族之苏菲亚”{1}。
兴办女学以继承秋瑾之志是纪念秋瑾活动中女性声音表达的又一特色。8月中旬，徐自华以秋瑾之别字“竞雄”为名，创设女学于上海白克路。办学经费“胥赖旧同志量力资助”，其中革命党人王金发“独斥巨金，以为之倡”{2}。办学宗旨即是“采取实利主义，授以女国民应有之智识、技能，俾得自谋生计”，“凡有向学、家境寒微者，觅有妥实保证，为本校核实认可后，得酌免其学费”③。竞雄女学的兴办很快得到社会的支持，不少学生前来报名，到了8月底，学校已招收“本科、预科及添设初小、高小两班”，并拟定于“九月初五日开学”{4}。
如前所述，经过浙江秋社方面的努力，湖南秋瑾的夫家终于同意将秋瑾的遗体送返杭州。而在秋瑾灵柩自湖南至浙江的路上，秋瑾作为女界革命的符号，被参观者顶礼膜拜。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参与者作为仪式中间的一个独立团体，在秋瑾归途中注意表现自我。透过仪式的背后，隐约可见其欲借秋瑾还魂以抒发突破女子性别束缚之尝试。
女界作为仪式参与者，在迎归秋瑾灵榇的现场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10月19日，当秋瑾的遗体抵达汉口，泊于龙王庙上首，轮渡码头“高搭彩棚”，而武汉女界独秀一枝，“纷纷登轮往祭”{5}，成为汉口当日的重要新闻。10月23日，女侠灵柩“由长江抵沪”，上午九时，鉴湖学校女学员、尚侠女校、竞雄女校、神州女校等各女学团体随同各军队排列金利源江宽码头恭迓，“由小东门入城，迆行至西门斜桥永锡堂暂奠（厝）”⑥。10月26日上午，在永锡堂举办秋瑾的追悼会后，午刻，秋瑾灵柩发引至沪杭火车站，沿途军警持枪相送以志敬意{7}，继司令长乘马压队后，则有“尚侠女学校女学生，鉴湖、竞化、城东等校各女学生，共有四五百人”{8}。10月26日下午，秋侠灵榇所过之处，女界团体表现亦是异常活跃。至枫泾时，有“丽德女学校整队恭迎”；至嘉善县，有明新女学随国民党分部、共进会支那部等团体“到站迎祭”；至嘉兴时，虽已“鸣钟七下”，天色已暮，然仍有各女学校随水陆各军统及县知事致祭，热情不减，“甚为殷勤”{9}。 女界以各种突出的角色彰显，旨在提醒外界，作为祭奠活动的参与者，女性占有秋瑾纪念仪式中的“在场”席位乃当仁不让。秋瑾灵榇抵沪码头之际，由浙随来之女招待员及女学生与男招待员及男学生共携花圈，共同“扶棺登岸”{10}。在秋榇由永锡堂发引至沪杭火车站途中，尚侠女校学生在装有秋瑾灵柩的炮车“两旁拉引”{11}。女性与男性协同行动，旨在传达尽管存在性别差异，但并不妨碍女性作为“半边天”的角色发挥。
女性团体在秋瑾灵榇运送途中的气氛营造方面，还充当了策划者的角色。在女侠纪念的队伍中间，“有彩亭一二座，悬挂各社会所送之匾额各一方。随后又有一亭，甚为奇特：亭之四面，扎以冬青，中储面粉做成之大龟一只，上嵌百果。亭中粘一长纸，上书‘此为前清浙江绍兴府知府贵福之小像’，前后有‘斩’条二纸，此亭经过各处，见者莫不大笑。后面即为女侠之像亭，观者又肃然起敬”{12}。此外还“将秋侠遇难各案卷觅到，装入彩亭，以表哀悼”。秋柩面前“扮犯官四名，如前抚张曾敭、绍兴府贵福、主谋之伪道陈翼栋、告密之胡道南，均蟒服顶戴，反手途行”{1}。这样的设计使得“观者一目了然”，不仅有助于仪式的受众增进对于秋瑾女侠遇难的历史记忆，同时也使得共和话语的输出具有深入人心的穿透力。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同样给予女性参与者在秋瑾归榇仪式中一席之地。在官方规定的祭礼次序中，“一国旗、军旗、团体联合会旗、秋社旗，二军乐队，三宪兵队，四彩亭，五警察队，六各学校男学生，七军乐队，八各军队，九各官长，十正始社、笙箫、管笛队，十一挽联，十二各团体，十三福田会学生军乐队，十四通鉴学校学生队，十五伶界联合会戏剧队，十六秋社男社员，十七各学校女学生，十八秋社女社员，十九中国音乐队，二十花圈，二十一灵榇，二十二家属”{2}。可见，女性在此过程中的角色表演获得了关注，女性作为一支团体进行独立活动的能力为社会所认可。
女性团体借秋榇归来之契机，尽最大努力展现其角色形象。竞雄女校以自身名义向市政厅总署发函，提出“秋瑾女侠之灵柩今日在永锡堂发引，由沪杭火车运回西湖安葬，凡经过地段，请派长警沿途照料、护送”。而官方对此举亦予以承认，并积极配合，“当即移知警务长，饬知各区区巡员等一体照办”③。
在护送秋瑾灵柩由沪返杭途中，女性团体也展现了主力军的力量。从29日《申报》的报道看，“秋侠灵榇前日（笔者注：应为26日）{4}下午由秋社、国民党、尚侠学校三团体代表及竞雄女学全体{5}护送赴杭，所过之处极受各界欢迎”⑥。在整个护送队伍中，就人数而言，女性确有“半边天”之声势。
10月27日下午三点半钟，秋瑾灵榇入归秋社，并无“秋雨秋风愁煞人”的悲凉之感。各团体“仪从送者约三千余人”{7}，是日，“天气晴朗，一路观者异常拥挤，无不啧啧称羡，洵极一时之盛云”{8}。几经周折，浙省人士终于迎来了秋魂的回归{9}，待择定时日“以国葬礼复葬于西湖西泠桥畔，与岳武穆墓同垂不朽焉”{10}。
四、还柩西泠：党派关系的整合与变动
同盟会与光复会两个组织自诞生以来，有合作亦有斗争。两者的分歧主要表现为：革命宗旨上，“同盟会主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光复会却只讲求民族主义”。发展方向上，光复会主要“从下层社会入手，运动会党”，而同盟会却“向全国和国外越南、缅甸、南洋各方面发展”。进行策略上，“光复会常以实行暗杀为手段，同盟会则号召武装起义”。此外，“同盟会成立，兴中、华兴两会均以整个团体加入，光复会则以个人身份加入……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秋瑾虽加入同盟会，而徐锡麟独不加入”。正如孙中山自己所称，“两会不图其实际，惟以名位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特别是光复会党人，“浙籍多数，而浙人局量狭隘，不能容人”，且欲“与同盟会并驾齐驱，互争雄长”，陶焕卿“辛亥之被刺，杀机早已萌兆于那时”。为了调和两个革命组织的矛盾，孙中山曾以南京临时政府的名义，发出《致广东陈炯明及同盟会公鉴》{1}。
秋瑾生前曾兼任光复会与同盟会的会员，这一信息同样为政治家所利用。已逝的秋瑾，遂成为调和光复会与同盟会政见以通力合作共和大业的代言人。
作为同盟会领导人的黄兴、孙中山借亲祭秋瑾的活动，表达其化除党派成见，整合革命派政党力量的政治意愿。10月31日，黄兴抵湘，发表关于“湖南根本之计划”演说后{2}，11月9日，“躬往女烈士祠，祭女侠秋瑾”。长沙女烈士祠“饬工布置，焕然一新，所有头二门各处均一律缀以松茅，祠前两廊均用彩布作幔，幔后设军乐亭，藉资严肃”③。12月8日，孙中山受邀莅临杭州的当日，于国民党欢迎会上，面对与会的八百余名听众发表演说，首先高度赞扬了浙江籍军人及秋瑾的革命功绩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久慕浙江名胜，今初到杭，复蒙诸同志开此盛会，实属非常荣幸，非凡感愧。杭州旧同志甚多，均能协力同心，达此革命目的。去年攻克南京，尤浙军之力居多。可痛者，最好的同志秋女侠一瞑不视。兄弟此来，固不仅展览西湖风景，亦将临女侠埋骨之所，一施凭吊”{4}。在演说中间，孙中山反复强调“光复南京之功，浙人死义最烈，秋瑾女士尤为革命之先健者”{5}，目的在于将浙江人士对于共和的本省认同转换为对共和的全国性认同。而“对秋瑾籍贯的强调给了他一个机会去承认浙江籍人为革命胜利做出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强调是“聚合地方支持”——原本具有狭隘地方主义的浙江光复会——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从而将浙籍人士对地方的忠诚升华为对国家的忠诚⑥。在给予光复会以合法性称赞以及对秋瑾的神圣化论述后，孙中山开始发表关于政见的演说。他对浙人称，“三民主义，民族、民权俱已达到，今当提倡民生主义，为世界之公理”{7}。显然，孙中山欲借对秋瑾的评价，以期达到动员浙人参与建设孙文式理想中的国家政治，抛弃光复会先前对于民生主义反感与成见这一目标，而不咎前嫌，以贯彻“三民主义及铁道国有政策”{8}。演说报告毕，现场听众“均欢呼孙中山万岁，民生主义万岁，中华万岁，民国万岁”{9}。12月9日，孙中山“命驾出城，致祭光复诸先烈”{10}，从杭州梅花碑行台出发，去西泠桥吊秋瑾烈士墓，并应徐自华之请，允任“秋社”名誉社长，又亲笔写下《挽秋女侠联》（由胡汉民书写）：“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额曰“巾帼英雄”，下署“鉴湖女侠千古，孙文”{11}。 在民国二年的国会上，就中国宜实行总统制抑或内阁制问题，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南北双方剑拔弩张，民国元年所形成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政府的合作基础开始遭到破坏。与此同时，政党关系的逆转也在秋瑾下葬一事中有所反映。
1912年10月27日，秋瑾灵柩返还秋社后，浙省政府即筹备次年秋瑾入土的大事。起初，浙省政府即“以修建秋祠，营葬秋墓，委秋社社长徐主办秋坟图样”，浙江都督朱瑞欣然批准，请名工将秋墓“绘成拿破仑式，下层六角，上立遗像”{1}。然时过境迁，1913年，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政府在国会问题的矛盾日趋激化，袁世凯对于革命党人开始处处施压，秋瑾作为革命党人极力推崇的形象代言人，其身后的命运不可避免地由于党派关系的变动而受到了牵连。“适袁政府委员来浙视察民政，参观以后，即谓朱曰：‘秋瑾虽于革命有功，但不应与岳王坟对峙’”。朱瑞都督遂下令，将秋坟改低五尺，并“废除中立石像”{2}，秋墓墓碑的文字由“浙江都督朱瑞所书”，取代了原本由柳亚子所撰的《鉴湖女侠秋君墓碑》一文③。这引来了秋社同人的愤慨。徐自华与朱瑞“当面大哄”，谓“君有一言，重于九鼎。况我公都督乎”{4}，并散发传单，“告诸民众，讥朱督媚上变节”。朱瑞大怒，“立另委营葬秋坟事务所主任张心如副官，居秋社，独行其是，并有与寄尘势不两立之言”{5}。孙中山闻此事后，特专程来杭，力劝徐自华“不要作军阀的无谓牺牲品”，请其到上海接办“竞雄女学”，继续“干实际革命工作”⑥。
从民国元年南北共祭秋瑾的合作到次年双方围绕秋墓建设规格的争吵，不啻为南北政党关系变动的一个写照。然而，尽管秋瑾新墓因袁世凯政府的干涉，以“惟值财政困难之际，一切布置不得不酌加樽节”为由，被拆低五尺，未能与岳王坟之高同峙呼应，但在岳武穆祠迤东之凤林寺左邻仍得相地一方，“作为秋墓吉穴”。1913年6月初，“葬事全部筹备已完”，朱瑞都督批示，“择定六月初六日上午十时为登穴吉期”{7}。官方同样介入入土仪式，“凡政界、军界及绅商学各团体同志，一律与祭”，并特“备军乐队为祭时点缀”，朱瑞都督“更撰拟诔辞，派委顾问官两员，恭代行礼”，以使“女侠有知，当可无憾九原也”{8}。秋墓前有联语云，“秋风秋雨，六月六日”。墓旁建有风雨亭，秋社亦立于此。社内设有秋瑾女士位，“上悬匾额”，写有孙中山题“巾帼英雄”四字{9}。
1912年8月，当陈去病离杭赴湘争取秋柩还浙之际，曾有“松柏何年会再青，最凄凉是一西泠。临歧敢与湖山约，筑个秋家风雨亭”之作。又是一年风景好，秋瑾已入土安眠，还葬西泠，陈去病登临风雨亭喟叹，“孰不感慨悲歌，而尚想其烈乎哉”，遂为秋瑾歌曰：“西湖之水清且涟，曾埋侠骨兮思当年；遭逢虏忌兮中变迁，毁厥青冢兮真堪怜。堪怜兮秋坟，重经营兮邱园；有台有榭兮花繁，永永凭吊兮秋之魂；秋魂兮昭苏，驱强胡兮恢皇图；美新亭兮蕖蕖，长无极兮与民国而流誉。”{10}作为政治文化的象征，秋瑾成为民初人士寄托美好希望的符号：人们乐于将光复汉族的喜悦带给秋瑾，“西泠三月暮春时，千点桃花万柳丝。凭吊英雄歼异族，岳王千载许心知”；女性愿意把争取女子参政权的行动看成承继秋瑾的遗志，“平权恭政有同盟，道是秋君向日情。毕竟何时偿素愿，可能恨海尽填平”{1}。作为奋斗共和的精神领袖，秋瑾时刻感召国人“愿言诸后进，为国莫辞勤”{2}。
五、结语：秋瑾迁葬与多重历史图景的民国元年
纵观民国元年秋瑾自湖南至浙江的迁葬这一历史过程，我们可窥见民初政治文化的诸多面相：民国初成，徐自华等秋社同人发起了对于秋瑾烈士的纪念活动，以期借追悼秋瑾之机，完成浙人对于共和记忆的塑造。随后，浙省秋社同人向秋瑾夫家王氏发出了请将秋瑾灵榇归葬西泠的迎接运动，围绕秋瑾安葬湖南抑或是浙江这一问题，双方交涉异常激烈。浙省方面提议秋瑾归葬西泠，是出于革命宣传与烈士形象塑造的需要；湖南方面反对秋瑾遗体迁移，是出于家族情感与传统礼俗的考虑。最终，浙省一方代表的公领域势力以理论优势压倒了湖南一方代表的私领域力量。在共和告成之际，秋瑾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化身，完成了其身份从私领域向公领域的转换。在秋瑾灵柩自湖南、下汉口、抵上海、归杭州的沿途中间，女性的仪式参与与角色表现成为了一道为人注目的风景线，作为女界英雄的秋瑾，也成为了民初女界表达其声音的代言人。当秋瑾遗体暂厝秋社之时，孙中山、黄兴等人借亲自祭奠的契机，以期达到缝合同盟会与光复会政见、调动浙籍人士参与全国范围的共和建设、整合国民认同的理想目的。次年，秋墓建成，秋瑾入土，而在秋墓规格较之先前变动的背后，亦可隐约见得南北政党关系逆转的暗影。
事实上，民元秋瑾迁葬不是一桩孤立的历史事件，不仅仅因为可以透过其窥视出不少政治文化的元素，更为重要的是，它构成了民国初年多重历史图景链条上的一环，或者说，它是整个民国元年政治文化背景的一个缩影。
烈士的纪念，在民国元年如初春的大地，遍地开花。如果阅读民元的《申报》，几乎随处可见烈士纪念活动的举行：2月10日有“阵亡浙军归正首邱”，2月23日有“驻宁蜀军开会追悼死难诸烈士”，4月8日有“粤军将为殉义新军建祠墓”，5月6日有“长沙追悼吴禄贞烈士”，5月11日有“山阳追悼周阮二烈士”，5月16日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周年纪念会”，7月7日有“川人追悼保路诸烈士”……。新生的共和民国利用这些纪念活动中的仪式操演，以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的意义，从而构建国人对于“共和”、“革命”的历史记忆。
作为共和缔造者——革命烈士的纪念突破了私领域所属，不再单纯是其家族内部的事务，而是上升到了公共领域关注的范畴，成为了地方记忆及国家记忆的载体。湖南对焦达峰的迁葬也经历了公私领域转换的过程，只是焦达峰迁葬的动机与秋瑾迁葬恰好相反，秋瑾迁葬系由公领域提出，秋瑾家族一方处于被动局面，而焦达峰迁葬的动议则由其家族——私领域提出，焦氏家族一方居于主动地位。焦达峰家族认为，“去岁湘省起义，前都督焦君达峰英勇奋发，独任时艰”，而焦达峰之铜像却迟迟未能铸成，且将焦达峰仅陈列于烈士祠纪念，不足以满足人民之观感，于是家属向谭延闿“陈请迁葬”：“兹已择定岳麓山为焦都督葬地”，以“增岳麓之荣光”③。 民初也是中国女界迅速发展、女性角色力图表现的一个重要时期。民国元年，女学、女校大量涌现，女子参政运动蓬勃开展，女性不断尝试冲破社会的性别歧视。此间发生有“女界代表张（唐）群英等要求女子选举权”，虽社会“不赞成者居多数”，然“女界中有激烈派数人声言，此举如办不到，当以炸弹对付议员”{4}。在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上，因政纲中“原有‘男女平权’一条”删去，引来了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等激烈的行动，竟然“揪撮宋教仁之短发，而以手左右批其颊”，令“全场大骇”{1}。沈佩贞女士则以“哭声震屋”力争男女平权{2}。而关于《中国宜以妇女为内阁总理说》③、《女界提议女子宜任总统意见书》{4}等亦为社会广泛讨论。女子在各种政治场合同样极富角色表现力，1912年9月，有“万国女子参政会会长嘉德夫人与荷兰女子参政会分部长解古柏斯女博士”来沪演说{5}，中国女界领袖以此为契机，向公众传输自己的声音。解古柏斯女博士演说“愿中国女子以后皆能自立”，沈佩贞即借题发挥，谓女子欲得参政权，须先具“教育完全、发达女子实业、不藉男子之保护”三项要素⑥。如果将女界于秋瑾灵柩归来之际的仪式参与行动放在民初女性运动的大环境下考察，其借秋瑾纪念活动，表现自身角色的目标就不难理解。
民国元年政党竞争的同时，党派合作也是理解民元政治的要义之一。1912年8月，尽管发生了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被杀案，北京同盟会电请孙中山“勿作北游”{7}，但孙中山仍接受了袁世凯北上共议国事的邀请。在时人看来，“孙君抵京可谓民国历史之一大纪念”，即使守旧派也认为，孙中山对他人力劝能置之不顾，毅然来京，“其度量自超人万万……不负英雄之称也”。时人对“中国资格最高之伟人”与袁世凯之会晤充满乐观的期待，“现信二雄能和衷共济，以为国家宣力，开始进行积极之政策，则党争自能即行消灭也”{8}。期间孙还受到了溥仪皇室的热情宴请，为公众的视野所追踪{9}。孙中山为缝合南北政争，8月来京，同其12月初南下赴杭拜谒秋瑾灵榇一事，就政治意义而言，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民元之后政党关系的逆转，还可举一例小事以窥见：1915年孙中山、黄兴等南方党人与袁世凯北方政府的关系已经决裂，当时的《申报》几乎每天可见袁世凯政府“暗探密布”，以各种名目“搜拿乱党”，各地“茶馆、饭店都贴有‘莫谈国事’字样”{10}，西湖之畔的辛亥革命烈士墓也由民元年间的“门庭若市”，变成了三年过后的“门可罗雀”，“墓门紧闭……荒草碍人，几难容足”；而“陶烈士、秋女士、南京阵亡将士等墓”，亦“不见十分清洁”，不禁令人喟叹，何日可复现昔日“湖上风景”？{11}讲上述问题旨在说明，秋瑾还葬中间，孙中山、黄兴悼秋以及朱瑞“削墓”展现出的政党关系的聚合与变动，仅是民初众多历史事件中可以观察政党关系变化的一个小窗口。
【责任编辑 穆海亮】
作者简介：高翔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 《二十五日之湖广会馆》，《申报》1912年8月31日，第2版。
{2} 《唐、沈两女士之墨泪》，《申报》1912年9月3日，第3版。
{3} 瞿宜：《中国宜以妇女为内阁总理说》，《申报》1912年6月29日，第9版。
{4} 率公：《女界提议女子宜任总统意见书》，《申报》1912年11月6日，第10版。
{5} 《欢迎女政治家纪盛》，《申报》1912年9月5日，第6版。
{6} 《女界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纪事》，《申报》1912年9月25日，第3版。
{7} 《特约路透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8月18日，第2版。
{8} 《特约路透电·北京电》，《申报》1912年8月25日，第2版。
{9}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28页。
{10}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丛刊（十五），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11} 《荒草独寻烈士墓》，《申报》1915年9月1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