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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说，文革中的知青是被耽误的一代，但刘二飞却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插队就相当于磨刀，虽然遇上了插队这么个岔路，但是磨完刀，我还是可以继续走我的路。”
作为美林证券中国主席兼亚太区投行部主管，刘二飞曾被《全球金融杂志》推选为“全球50位投资银行家”之一。
关于他的一切，还是从高考开始。
“太想往前奔了”
15岁那一年，初中还没上完的刘二飞就开始在吉林省双阳县插队落户。
“一旦插队，过去学的什么都会忘掉。我琢磨着还不如先去插队，然后该去做什么就做什么。”生于白山黑水间的刘二飞，尽管在国际投行浸淫了20年，一张口，还是能听出他的东北乡音。
在农村下乡，白天干活的劳累自不必说，晚上休息，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学习英语。出于兴趣爱好，刘二飞很早就开始跟着广播学习英语。这唯一的爱好，竟成了日后改变他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刘二飞说：“我能考上大学，最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会一点英文。”
没上过高中，“数、理、化什么都不会”，想上大学，怎么办？刘二飞自我分析了一番，英文是自己唯一的强项，而在整个吉林考区，学生的英文水平都很差——只有“扬长避短”了。
直到高考前的一个月，刘二飞才有机会把所有的农活都放下，专心致志地复习。“我们集体户的同学，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准备，其他的人觉得就算考也考不上，所以没人准备。”
刘二飞报考的是当时的北京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对于自己的英文，他极有信心。终于，凭借着英文成绩的优势，刘二飞考取了理想的学校。
临走时，他迫不及待——不是因为厌恶插队的生活，而是因为他太想往前奔了。
“我这辈子拿什么都不愿意换的就是插队的那段经历，虽然耽误了我的学习。但是它锻炼了我的意志力，给了我信心，吃了那段苦，我就没有吃不了的苦。当我之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动摇的时候，就想想那段经历。”刘二飞说，此后，无论是孤单的“洋插队”，还是在投行的高强度工作，任何痛苦在他眼中，都不算什么。
1981年，本科毕业的刘二飞被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录取，他也是这所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尽管每年有八千多美元的奖学金，不用辛苦地外出打工，但是强烈的孤独感以及环境差异仍然带给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当时支撑我在美国呆下去的，有两个强烈的信念：第一是‘土插队’那段吃苦的经历；第二，在美国吃再多的苦，我不会在这个地方久呆，我总有一天是要回到中国的。从大的方面讲，我要报效国家，从小的方面讲，我将成就个人的一番事业。”他说，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个强烈的信念，他在美国是支撑不下去的。
在布兰戴斯大学，刘二飞先选择了企业管理专业，但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人家还有个商学院，学经济是研究理论的，而商学院才是经商的”。因此在布兰戴斯毕业一年后，他考取了哈佛商学院，学习MBA。
回归的“孤儿”
1987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刘二飞进入世界三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高盛，从此开始了他的投行生涯。
投行的工作，拼的是智商和体力。刘二飞做过的投行，接手的往往都是1个亿美金以上的案子。“做这些项目，不允许出现丝毫的差池。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小数据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刘二飞说，有时几天几夜不能喘息，要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投行是年轻人的职业。”
就这样日复一日。1990年，当时还是摩根斯坦利普通职员的刘二飞终于等到了回中国工作的机会，他异常兴奋。周围的人十分不理解：人家都往出走，你为什么要回去？
“改革开放，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能力释放了出来。我当时坚信，中国是创造财富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回到中国来！”那时候，刘二飞到处和别人讲，如果你想要真正干出一番事业，就要回到中国。
1999年12月，刘二飞被美林选中，邀其出任中国区主管，但刘二飞不想只做中国的业务，他提出还要管理亚太区的高科技业务。“人家问我，你做没做过？我说没有。那你懂不懂？我说不懂。人家说那你还想管。那谁谁懂呢？”刘二飞反问对方。当时，互联网还是新兴行业，投行大多对其知之甚少。“我既有组织能力，又有丰富的投行经验。”其实，他是想借这个机会学习。
甫一加入美林，刘二飞就帮助刚刚在纽交所上市遇挫的中海油二次上市成功。2001年，中海油成功登陆纽交所，融资15亿美元。这次上市后被称为当年最成功的国际上市案例。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沪、 港两地同时上市，集资220亿美亿，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有史以来集资规模最大的IPO。美林则是工行H股上市的全球协调人、账薄管理人以及保荐人。这也成为刘二飞投行业务的收关之作。
“投行之于企业，就像整容师之于病人。”刘二飞喜欢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他们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女孩子打算做整容手术，做好了她就会变得非常美，做不好她就不敢见人了。”从业20年，刘二飞没有失败过，“一半靠运气，一半靠努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到美国上市为荣。似乎到达了那里，就意味着成功。
“中国企业应该更多在中国上市。”虽然知道这么说是在拆自己的台，因为到目前为止，美林还没有在中国的上市牌照，刘二飞却仿佛置身事外，“要知道，在一个经济成熟的国家中，大型企业首先应该在本土市场上市。那些在本土以外市场上市的企业，一般会被别人视为‘孤儿’。”
在刘二飞看来，由于目前中国本土的市场条件尚不成熟，造成了大量“孤儿”漂流海外的现象。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
2007年，刘二飞开始转型。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做PE（私募股权投资）上。
“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兴趣，投行我已经做了20多年了。另外核心的一点就是，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处在创造财富的年代。经过了长期的财富创造准备，中国现在就像100年前的美国，中国的可口可乐、中国的时代华纳、中国的福特就在眼前。只有通过投资，才能加入到这个财富创造的行列中去。”
现在，刘二飞的家人都在香港，由于投行与投资两项业务仍要二者兼顾，因此他今年的事情反而比以前多了，“做投行的人最大的心病就是时间不够。”刘二飞说，“转型结束之后，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作为美林证券中国主席兼亚太区投行部主管，刘二飞曾被《全球金融杂志》推选为“全球50位投资银行家”之一。
关于他的一切，还是从高考开始。
“太想往前奔了”
15岁那一年，初中还没上完的刘二飞就开始在吉林省双阳县插队落户。
“一旦插队，过去学的什么都会忘掉。我琢磨着还不如先去插队，然后该去做什么就做什么。”生于白山黑水间的刘二飞，尽管在国际投行浸淫了20年，一张口，还是能听出他的东北乡音。
在农村下乡，白天干活的劳累自不必说，晚上休息，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学习英语。出于兴趣爱好，刘二飞很早就开始跟着广播学习英语。这唯一的爱好，竟成了日后改变他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刘二飞说：“我能考上大学，最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会一点英文。”
没上过高中，“数、理、化什么都不会”，想上大学，怎么办？刘二飞自我分析了一番，英文是自己唯一的强项，而在整个吉林考区，学生的英文水平都很差——只有“扬长避短”了。
直到高考前的一个月，刘二飞才有机会把所有的农活都放下，专心致志地复习。“我们集体户的同学，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准备，其他的人觉得就算考也考不上，所以没人准备。”
刘二飞报考的是当时的北京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对于自己的英文，他极有信心。终于，凭借着英文成绩的优势，刘二飞考取了理想的学校。
临走时，他迫不及待——不是因为厌恶插队的生活，而是因为他太想往前奔了。
“我这辈子拿什么都不愿意换的就是插队的那段经历，虽然耽误了我的学习。但是它锻炼了我的意志力，给了我信心，吃了那段苦，我就没有吃不了的苦。当我之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动摇的时候，就想想那段经历。”刘二飞说，此后，无论是孤单的“洋插队”，还是在投行的高强度工作，任何痛苦在他眼中，都不算什么。
1981年，本科毕业的刘二飞被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录取，他也是这所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尽管每年有八千多美元的奖学金，不用辛苦地外出打工，但是强烈的孤独感以及环境差异仍然带给他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当时支撑我在美国呆下去的，有两个强烈的信念：第一是‘土插队’那段吃苦的经历；第二，在美国吃再多的苦，我不会在这个地方久呆，我总有一天是要回到中国的。从大的方面讲，我要报效国家，从小的方面讲，我将成就个人的一番事业。”他说，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个强烈的信念，他在美国是支撑不下去的。
在布兰戴斯大学，刘二飞先选择了企业管理专业，但后来他才发现，“原来人家还有个商学院，学经济是研究理论的，而商学院才是经商的”。因此在布兰戴斯毕业一年后，他考取了哈佛商学院，学习MBA。
回归的“孤儿”
1987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刘二飞进入世界三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高盛，从此开始了他的投行生涯。
投行的工作，拼的是智商和体力。刘二飞做过的投行，接手的往往都是1个亿美金以上的案子。“做这些项目，不允许出现丝毫的差池。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小数据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刘二飞说，有时几天几夜不能喘息，要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投行是年轻人的职业。”
就这样日复一日。1990年，当时还是摩根斯坦利普通职员的刘二飞终于等到了回中国工作的机会，他异常兴奋。周围的人十分不理解：人家都往出走，你为什么要回去？
“改革开放，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能力释放了出来。我当时坚信，中国是创造财富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回到中国来！”那时候，刘二飞到处和别人讲，如果你想要真正干出一番事业，就要回到中国。
1999年12月，刘二飞被美林选中，邀其出任中国区主管，但刘二飞不想只做中国的业务，他提出还要管理亚太区的高科技业务。“人家问我，你做没做过？我说没有。那你懂不懂？我说不懂。人家说那你还想管。那谁谁懂呢？”刘二飞反问对方。当时，互联网还是新兴行业，投行大多对其知之甚少。“我既有组织能力，又有丰富的投行经验。”其实，他是想借这个机会学习。
甫一加入美林，刘二飞就帮助刚刚在纽交所上市遇挫的中海油二次上市成功。2001年，中海油成功登陆纽交所，融资15亿美元。这次上市后被称为当年最成功的国际上市案例。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沪、 港两地同时上市，集资220亿美亿，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有史以来集资规模最大的IPO。美林则是工行H股上市的全球协调人、账薄管理人以及保荐人。这也成为刘二飞投行业务的收关之作。
“投行之于企业，就像整容师之于病人。”刘二飞喜欢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他们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女孩子打算做整容手术，做好了她就会变得非常美，做不好她就不敢见人了。”从业20年，刘二飞没有失败过，“一半靠运气，一半靠努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到美国上市为荣。似乎到达了那里，就意味着成功。
“中国企业应该更多在中国上市。”虽然知道这么说是在拆自己的台，因为到目前为止，美林还没有在中国的上市牌照，刘二飞却仿佛置身事外，“要知道，在一个经济成熟的国家中，大型企业首先应该在本土市场上市。那些在本土以外市场上市的企业，一般会被别人视为‘孤儿’。”
在刘二飞看来，由于目前中国本土的市场条件尚不成熟，造成了大量“孤儿”漂流海外的现象。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的。
2007年，刘二飞开始转型。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做PE（私募股权投资）上。
“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兴趣，投行我已经做了20多年了。另外核心的一点就是，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处在创造财富的年代。经过了长期的财富创造准备，中国现在就像100年前的美国，中国的可口可乐、中国的时代华纳、中国的福特就在眼前。只有通过投资，才能加入到这个财富创造的行列中去。”
现在，刘二飞的家人都在香港，由于投行与投资两项业务仍要二者兼顾，因此他今年的事情反而比以前多了，“做投行的人最大的心病就是时间不够。”刘二飞说，“转型结束之后，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