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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工人们正在张贴要求罢免自己的大字报时，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姆公司）工会主席赵绍波正在车间里检查产品。
他快步走下楼，一眼就看到打印成三张A4纸的《罢免工会主席建议书》并排贴在透明的玻璃窗上，正上方便是公司工会的大铜牌。罢免书上列出工会主席的“五宗罪”：工会运作不透明，未及时回应会员诉求，关键时刻不作为，导致会员利益受损，工会“倒戈”站在资方立场上。
37岁的赵绍波所担任的工会主席非同一般。9个月前，深圳市启动163家到期换届工会直选程序，正值欧姆公司职工为改选工会主席而举行罢工，因此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仅在欧姆公司工作仅一年的制造二科科长赵绍波高票当选。
9个月后，当初投票支持他的工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下台！
罢免书也张贴在了工厂门口，全厂400多名工人中有160人在上面签了字。按照《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全体会员10%以上并且不少于8人联名，即有权向所在单位工会或者上级工会提出罢免所在单位工会主席等工会成员的书面建议。
这天是2月28日，是提议罢免的22名工人合同到期的日子，他们试图在上班的最后一天行使自己的权利。
事情缘于一份离职协议书。
2013年1月底，欧姆公司人事部门找到22名合同即将在2月28日到期的员工，要求他们签一份离职协议书。协议写道，双方在平等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公司按照N 1的标准向员工支付补偿金，N指离职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乘以员工在公司工作年限，1则是一个月的月平均工资。
担任直选出来的工会主席赵绍波，既无力与资方对抗
公司司机罗应迟就在这22人中。他说，对于这一补偿标准，员工们“还能接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在这里工作了六七年，签订过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离职时一次性能拿到三四万元补偿。
欧姆公司成立于1996年，位于深圳坂田街道龙壁工业区，主要生产电源、电路板等电子产品，隶属于著名日资企业松下电工。
2008年时，欧姆公司已有1100多员工。然而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公司开始走下坡路，日方高管几次更迭，劳资矛盾渐显紧张，至2013年1月，员工仅剩400余人。
日本企业等级森严，普通工人到部长之间有五个层级，部长是中国人能够担任的最高职务。多年积弊，如今剩下的400多名员工中，组长以上的管理人员达180多人。此次协议离职的22人中，鲜有一线员工。
很快，员工发现事有蹊跷。有人咨询律师后发现，按《劳动法》规定，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公司应与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若公司单方面拒绝，工人可获2N 1的补偿。
春节后，即将离职的员工返回公司，要求资方按《劳动法》标准予以补偿，而资方以工人们已在前述协议上签字为由拒绝。
工人们于是找到工会主席赵绍波。赵绍波让工人写下诉求。“都要有根据。”他提醒员工。不过总经理对工会主席的回答没有改变：工人已签过协议，即产生法律效力，不接受新的要求。
赵绍波于是向上级工会汇报情况。第二天，龙岗区坂田街道总工会即派员介入，但仍无进展。工人们坚称，因被蒙骗才签了协议，而工会有义务为工人争取利益。
“这可是让我跳楼也争取不来啊！”赵绍波对《中国新闻周刊》抱怨。
还没轮到赵绍波，工人们就先想到了跳楼。2月27日早7点，9名工人站上了工厂六楼楼顶，威胁说公司若不解决，便以死抗争。街道办和消防都赶到现场，5个小时后才将工人们劝了下来。参与跳楼的罗应迟事后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此举是为了引起政府的重视。不过政府也没起到他们所希望的作用，这22名员工最终接受律师的建议，转而申请劳动仲裁。
但他们仍不甘心。一天之后，认为工会主席“屁股坐到了资方一边”的工人们就贴出了《罢免工会主席建议书》，并征集罢免签名。
9个月的工会主席生涯，赵绍波一点儿也没觉得日子过得舒坦。
在民主选举中当选工会主席时，赵绍波仅到欧姆电子工作了一年。他个子不高，长相清秀，不善言谈，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制造业。
他之所以能够当选，一个原因是他的学历和职位在候选人中是最高的；在到欧姆公司之前，曾在其他日企工作10余年；另一个原因，是员工们抱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心态。在这次民主选举中，组织罢工的工人骨干也大部分被选为工会委员，这与之前许多工厂工人因组织罢工事后被开除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包括赵绍波在内的11名工会成员，此前毫无工会工作经验。
“我几乎没闲着啊！”赵绍波列举9个月来他作为工会主席的工作：制定规章制度，组织娱乐活动，为患病员工募捐，按章程规定召开会议，解决员工的诉求
“但肯定不是所有的诉求都能解决。”为了强调，说“都”字时，他加重了语气。
最近一次无法解决的诉求也与罢免有关。
22名员工离职协议事件后，又有38名员工的合同面临在2月28日到期。欧姆公司愿意与这38名员工续约，工人们可以选择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不过，38名员工中，有13人得到的《续签劳动合同意向书》中承诺，在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次月，底薪提高10%，签订新合同之后离职，也可获得3个月工资补偿，这13名工人很高兴地签了字；而另25名员工的续签意向书中，却没有这些条款。
同样的工龄和贡献，却面对不同的待遇，后一拨工人找到公司，得到的解释却是：之前的意向书发错了，要收回。这下，前面的13名工人也不满了，要求公司解释。 工人们求助于工会。赵绍波带领工会成员与总经理谈判了四五次，资方始终不让步。
工会委员陈宗禹曾是2012年罢工的组织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谈判中，工会基本没有与资方对抗的砝码，我们提出要求，资方说，我不答应，之后我们就没有了能制衡的手段，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具体到这38名员工的续签意向书事件，陈宗禹说，在谈判中，资方承认自己在前一份意向书中犯了错，但并没有弥补措施，“他们只是说，我承认错了，我道歉。我们说，光道歉不行。他们说，那我们付道歉金。多少呢？150块，这不是打发孩子吗？”
工人对工会的诸多不满，赵绍波自己也听到不少：工人因违反公司规定受处罚，希望工会能出面“摆平”；逢年过节发福利，有人指责他们吃了回扣，或是“用小恩小惠迷惑员工”；工人们希望工会帮助申请高温补贴，但工会则让工人们先自己找公司，解决不了再来找工会；不少工人还认为，工会成员都拿了双份工资
事实上，欧姆工会的10名工会成员全部是兼职，也没有额外的报酬和补贴。赵绍波偶而也会调侃一下：“看见楼下那辆保时捷了吗？那就是公司给我赵绍波配的。”
9个月来，他日渐感到这个工会主席的位置是夹在劳方与资方之间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既无力与资方对抗——他们同样是拿资方工资的打工者，亦没有法律手段可以使用，如何使得资方面对合理要求时低头？又无法与劳方完全统一——工人提的要求不见得全部合理，但只要没有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就认为工会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赵绍波承认自己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在解决38人续订合同事件中，他甚至抱怨道：“谁不满意谁自己去谈！”这激怒了工人，38人随即选择与之前的22名工人站在一起要求罢免他；在一次与罢免代表的对话中，赵绍波又突然说：“我求求大家，赶紧把我罢免了吧。我真心感谢你们。”
赵绍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真诚的请求，“身心俱疲，实在是太累了”。
不过，赵绍波坦言，他的忍耐力和承受力在这9个月中都得到了锻炼。曾在去年采访过赵绍波的一名当地记者发现，与上任时相比，赵绍波外向多了，讲话也更为成熟老练。
但陈宗禹已选择离职。“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天天费心费力换来的就是员工的骂声。”
尽管深圳市总工会否认它在解决这起劳资双方矛盾中起了主要作用，但引起罢免赵绍波的两次事件都在其介入后发生了转机。
22名员工提出诉求第二天，深圳市总工会便介入调解。法律工作部部长李莹说，此次的劳资纠纷不能完全归咎于欧姆工会。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欧姆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确有诱导之嫌，但员工也可以拒绝离职协议，而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如果不懂法，可以向工会或相关部门咨询，作为成年人，一旦签了字，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李莹认为，公司的行为并不违法，只能说“做事不地道”。
38名员工的续签意向书事件中，赵绍波也很快向上级工会求助，在法律顾问的协助下，资方虽然仍否认之前签订的意向书，但同意以道歉金的方式补偿员工，金额先是从最初的150元涨到500元，最终谈到1000元；若员工仍无法接受，可选择N 1的补偿模式终止劳动合同。
李莹认为，通过谈判，员工得到合理补偿，也要在企业承认错误后要给其改正的机会。
然而，由两次合同问题引发的罢免，在业内人士看来，更像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和表达。
深圳市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古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工人对工会和自己的权益尚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在自身利益受损时提出的罢免建议，便是在非理性状态下做出的选择。至于是否启动罢免，按照规定要看欧姆工会委员会最后的商议结果。
2012年5月27日，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举行工会改选、直选工会主席。产业工人追求公平幸福的愿望在直选工会中得到体现，但缺乏处理劳资纠纷经验的工会组织与工人需要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
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在旁观了9个月前的整个选举过程。她当时的感觉是“出人意料”，没想到大部分工人将选票投给了进厂仅一年、态度不激进、级别为科长的赵绍波。
“当你把选举权交给劳动者的时候，他基本是跟着感觉走，”翟玉娟观察发现，四轮选举每轮得票的起伏很大，在选举工会副主席时，两次投票，候选人票数均未过半数，这一职务至今空缺。“民主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甚至要付出代价。”
9个月后，工人们要罢免亲自投票选出来的工会主席，翟玉娟却并不感到惊讶。“这证明工会与工人在沟通上出了问题。”翟玉娟总结道，“中国的劳资双方，尚未建立起一个顺畅的协商平台。”
3月13日，《中国新闻周刊》见到赵绍波时，他脸色苍白，手机响个不停，每次接电话都皱着眉头。
“我们在谈判能力上还是有所欠缺。”他说他也在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比如，与资方谈判时，对方提出的具体法律问题，工会成员们没有一个能流利地回应。
除此以外，工会成员的身份、工资等问题也困扰着欧姆工会。赵绍波只是科长，无法参与公司的决策会议，对公司情况不了解，谈判时往往捉襟见肘；工会主席只是兼职，仍然由公司发放薪水，其独立性也大打折扣，因此不少员工质疑赵绍波不为工人争取利益是害怕得罪老板，影响升迁。
翟玉娟说，这种尴尬是目前中国工会的普遍现状。“这就要求劳资双方搭建起良好的沟通渠道，工会主席也要做好角色转换。”
作为务工人员输入重镇的深圳，劳资纠纷始终处于较高的发生率。据深圳市总工会统计，仅2012年，深圳总工会便受理2038起法律援助案件，涉及员工近8000名。值得一提的变化是，遇到不公时，老一代工人多会选择忍气吞声，而像欧姆公司一样的新一代产业工人，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熟练使用互联网，往往会诉诸法律或采取集体行动，甚至谙熟如何利用新闻媒体扩大影响。
在翟玉娟看来，这次对赵绍波的罢免并不会否认去年直选工会的尝试。“这说明新一代产业工人追求公平幸福的愿望更为强烈，他们的想法和行动指向也更为明确。”翟玉娟说，“有摩擦不是坏事，工会组织与工人需要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
他快步走下楼，一眼就看到打印成三张A4纸的《罢免工会主席建议书》并排贴在透明的玻璃窗上，正上方便是公司工会的大铜牌。罢免书上列出工会主席的“五宗罪”：工会运作不透明，未及时回应会员诉求，关键时刻不作为，导致会员利益受损，工会“倒戈”站在资方立场上。
37岁的赵绍波所担任的工会主席非同一般。9个月前，深圳市启动163家到期换届工会直选程序，正值欧姆公司职工为改选工会主席而举行罢工，因此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仅在欧姆公司工作仅一年的制造二科科长赵绍波高票当选。
9个月后，当初投票支持他的工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下台！
罢免书也张贴在了工厂门口，全厂400多名工人中有160人在上面签了字。按照《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全体会员10%以上并且不少于8人联名，即有权向所在单位工会或者上级工会提出罢免所在单位工会主席等工会成员的书面建议。
这天是2月28日，是提议罢免的22名工人合同到期的日子，他们试图在上班的最后一天行使自己的权利。
离职协议风波
事情缘于一份离职协议书。
2013年1月底，欧姆公司人事部门找到22名合同即将在2月28日到期的员工，要求他们签一份离职协议书。协议写道，双方在平等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公司按照N 1的标准向员工支付补偿金，N指离职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乘以员工在公司工作年限，1则是一个月的月平均工资。
公司司机罗应迟就在这22人中。他说，对于这一补偿标准，员工们“还能接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在这里工作了六七年，签订过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离职时一次性能拿到三四万元补偿。
欧姆公司成立于1996年，位于深圳坂田街道龙壁工业区，主要生产电源、电路板等电子产品，隶属于著名日资企业松下电工。
2008年时，欧姆公司已有1100多员工。然而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公司开始走下坡路，日方高管几次更迭，劳资矛盾渐显紧张，至2013年1月，员工仅剩400余人。
日本企业等级森严，普通工人到部长之间有五个层级，部长是中国人能够担任的最高职务。多年积弊，如今剩下的400多名员工中，组长以上的管理人员达180多人。此次协议离职的22人中，鲜有一线员工。
很快，员工发现事有蹊跷。有人咨询律师后发现，按《劳动法》规定，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公司应与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若公司单方面拒绝，工人可获2N 1的补偿。
春节后，即将离职的员工返回公司，要求资方按《劳动法》标准予以补偿，而资方以工人们已在前述协议上签字为由拒绝。
工人们于是找到工会主席赵绍波。赵绍波让工人写下诉求。“都要有根据。”他提醒员工。不过总经理对工会主席的回答没有改变：工人已签过协议，即产生法律效力，不接受新的要求。
赵绍波于是向上级工会汇报情况。第二天，龙岗区坂田街道总工会即派员介入，但仍无进展。工人们坚称，因被蒙骗才签了协议，而工会有义务为工人争取利益。
“这可是让我跳楼也争取不来啊！”赵绍波对《中国新闻周刊》抱怨。
还没轮到赵绍波，工人们就先想到了跳楼。2月27日早7点，9名工人站上了工厂六楼楼顶，威胁说公司若不解决，便以死抗争。街道办和消防都赶到现场，5个小时后才将工人们劝了下来。参与跳楼的罗应迟事后向《中国新闻周刊》坦承，此举是为了引起政府的重视。不过政府也没起到他们所希望的作用，这22名员工最终接受律师的建议，转而申请劳动仲裁。
但他们仍不甘心。一天之后，认为工会主席“屁股坐到了资方一边”的工人们就贴出了《罢免工会主席建议书》，并征集罢免签名。
求求大家，赶紧罢免我
9个月的工会主席生涯，赵绍波一点儿也没觉得日子过得舒坦。
在民主选举中当选工会主席时，赵绍波仅到欧姆电子工作了一年。他个子不高，长相清秀，不善言谈，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制造业。
他之所以能够当选，一个原因是他的学历和职位在候选人中是最高的；在到欧姆公司之前，曾在其他日企工作10余年；另一个原因，是员工们抱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心态。在这次民主选举中，组织罢工的工人骨干也大部分被选为工会委员，这与之前许多工厂工人因组织罢工事后被开除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包括赵绍波在内的11名工会成员，此前毫无工会工作经验。
“我几乎没闲着啊！”赵绍波列举9个月来他作为工会主席的工作：制定规章制度，组织娱乐活动，为患病员工募捐，按章程规定召开会议，解决员工的诉求
“但肯定不是所有的诉求都能解决。”为了强调，说“都”字时，他加重了语气。
最近一次无法解决的诉求也与罢免有关。
22名员工离职协议事件后，又有38名员工的合同面临在2月28日到期。欧姆公司愿意与这38名员工续约，工人们可以选择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不过，38名员工中，有13人得到的《续签劳动合同意向书》中承诺，在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次月，底薪提高10%，签订新合同之后离职，也可获得3个月工资补偿，这13名工人很高兴地签了字；而另25名员工的续签意向书中，却没有这些条款。
同样的工龄和贡献，却面对不同的待遇，后一拨工人找到公司，得到的解释却是：之前的意向书发错了，要收回。这下，前面的13名工人也不满了，要求公司解释。 工人们求助于工会。赵绍波带领工会成员与总经理谈判了四五次，资方始终不让步。
工会委员陈宗禹曾是2012年罢工的组织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谈判中，工会基本没有与资方对抗的砝码，我们提出要求，资方说，我不答应，之后我们就没有了能制衡的手段，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具体到这38名员工的续签意向书事件，陈宗禹说，在谈判中，资方承认自己在前一份意向书中犯了错，但并没有弥补措施，“他们只是说，我承认错了，我道歉。我们说，光道歉不行。他们说，那我们付道歉金。多少呢？150块，这不是打发孩子吗？”
工人对工会的诸多不满，赵绍波自己也听到不少：工人因违反公司规定受处罚，希望工会能出面“摆平”；逢年过节发福利，有人指责他们吃了回扣，或是“用小恩小惠迷惑员工”；工人们希望工会帮助申请高温补贴，但工会则让工人们先自己找公司，解决不了再来找工会；不少工人还认为，工会成员都拿了双份工资
事实上，欧姆工会的10名工会成员全部是兼职，也没有额外的报酬和补贴。赵绍波偶而也会调侃一下：“看见楼下那辆保时捷了吗？那就是公司给我赵绍波配的。”
9个月来，他日渐感到这个工会主席的位置是夹在劳方与资方之间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既无力与资方对抗——他们同样是拿资方工资的打工者，亦没有法律手段可以使用，如何使得资方面对合理要求时低头？又无法与劳方完全统一——工人提的要求不见得全部合理，但只要没有满足工人的要求，工人就认为工会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赵绍波承认自己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在解决38人续订合同事件中，他甚至抱怨道：“谁不满意谁自己去谈！”这激怒了工人，38人随即选择与之前的22名工人站在一起要求罢免他；在一次与罢免代表的对话中，赵绍波又突然说：“我求求大家，赶紧把我罢免了吧。我真心感谢你们。”
赵绍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他真诚的请求，“身心俱疲，实在是太累了”。
不过，赵绍波坦言，他的忍耐力和承受力在这9个月中都得到了锻炼。曾在去年采访过赵绍波的一名当地记者发现，与上任时相比，赵绍波外向多了，讲话也更为成熟老练。
但陈宗禹已选择离职。“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天天费心费力换来的就是员工的骂声。”
民主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尽管深圳市总工会否认它在解决这起劳资双方矛盾中起了主要作用，但引起罢免赵绍波的两次事件都在其介入后发生了转机。
22名员工提出诉求第二天，深圳市总工会便介入调解。法律工作部部长李莹说，此次的劳资纠纷不能完全归咎于欧姆工会。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欧姆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确有诱导之嫌，但员工也可以拒绝离职协议，而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如果不懂法，可以向工会或相关部门咨询，作为成年人，一旦签了字，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李莹认为，公司的行为并不违法，只能说“做事不地道”。
38名员工的续签意向书事件中，赵绍波也很快向上级工会求助，在法律顾问的协助下，资方虽然仍否认之前签订的意向书，但同意以道歉金的方式补偿员工，金额先是从最初的150元涨到500元，最终谈到1000元；若员工仍无法接受，可选择N 1的补偿模式终止劳动合同。
李莹认为，通过谈判，员工得到合理补偿，也要在企业承认错误后要给其改正的机会。
然而，由两次合同问题引发的罢免，在业内人士看来，更像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和表达。
深圳市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古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工人对工会和自己的权益尚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在自身利益受损时提出的罢免建议，便是在非理性状态下做出的选择。至于是否启动罢免，按照规定要看欧姆工会委员会最后的商议结果。
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在旁观了9个月前的整个选举过程。她当时的感觉是“出人意料”，没想到大部分工人将选票投给了进厂仅一年、态度不激进、级别为科长的赵绍波。
“当你把选举权交给劳动者的时候，他基本是跟着感觉走，”翟玉娟观察发现，四轮选举每轮得票的起伏很大，在选举工会副主席时，两次投票，候选人票数均未过半数，这一职务至今空缺。“民主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甚至要付出代价。”
9个月后，工人们要罢免亲自投票选出来的工会主席，翟玉娟却并不感到惊讶。“这证明工会与工人在沟通上出了问题。”翟玉娟总结道，“中国的劳资双方，尚未建立起一个顺畅的协商平台。”
3月13日，《中国新闻周刊》见到赵绍波时，他脸色苍白，手机响个不停，每次接电话都皱着眉头。
“我们在谈判能力上还是有所欠缺。”他说他也在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比如，与资方谈判时，对方提出的具体法律问题，工会成员们没有一个能流利地回应。
除此以外，工会成员的身份、工资等问题也困扰着欧姆工会。赵绍波只是科长，无法参与公司的决策会议，对公司情况不了解，谈判时往往捉襟见肘；工会主席只是兼职，仍然由公司发放薪水，其独立性也大打折扣，因此不少员工质疑赵绍波不为工人争取利益是害怕得罪老板，影响升迁。
翟玉娟说，这种尴尬是目前中国工会的普遍现状。“这就要求劳资双方搭建起良好的沟通渠道，工会主席也要做好角色转换。”
作为务工人员输入重镇的深圳，劳资纠纷始终处于较高的发生率。据深圳市总工会统计，仅2012年，深圳总工会便受理2038起法律援助案件，涉及员工近8000名。值得一提的变化是，遇到不公时，老一代工人多会选择忍气吞声，而像欧姆公司一样的新一代产业工人，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熟练使用互联网，往往会诉诸法律或采取集体行动，甚至谙熟如何利用新闻媒体扩大影响。
在翟玉娟看来，这次对赵绍波的罢免并不会否认去年直选工会的尝试。“这说明新一代产业工人追求公平幸福的愿望更为强烈，他们的想法和行动指向也更为明确。”翟玉娟说，“有摩擦不是坏事，工会组织与工人需要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