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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的变化。随着综合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世界定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将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要理解这些变化和影响，我们需要探讨三个问题。首先，中国的世界定位究竟是什么？其次，大国地位追求的策略一般有哪些？最后，大变局形势下，中国的地位追求和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追求之间如何协调？中国外交该如何作为？
要确定中国的世界定位，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我们身处的世界，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对中国世界定位的探讨，是将西方主导构建的战后国际体系作为恒定不变的参照系。相对于这样一个体系，中国先后被界定为游离于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国家、逐步融入体系的维持现状国家和深度参与体系互动的利益攸关方。近年来，中国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持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等全方位外交积极开展，对既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制度体系构成了冲击。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实力和海外利益不断增长，但又不认同西方模式和发展道路，因此势必要挑战美国霸权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难以实现和平崛起。
这个逻辑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体系本身的变化。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意涵是世界本身在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方自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出了问题，治理失灵现象频发，全球化进程发生了逆动，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国际制度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二是世界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包括多元行为体、多元文化、多元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霸权思维和极化思维逐渐失去合法性。“G0”概念，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有能力、有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经济议程，它的提出说明未来由某种单一模式或者一两个大国主导世界可能是行不通的。三是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最近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凸显了流行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冲击。疫情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病毒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正如崔天凯大使4月3日接受美国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采访时所说的，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的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全球化时代，自然灾害、流行病、气候变暖、核扩散、经济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各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敌我思维和对抗思维将导致双输，甚至满盘皆输、体系崩溃的结局。面临上述体系变化，合作进化应成为愈加彰显的行动逻辑。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成员要通过多元平等协商争取最大程度的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维护世界稳定、发展与可持续。
在变化的世界和国际体系中，关于中国的定位是什么？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的战略判断和论述，指明了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从国际地位上看，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说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地位上升期。随着综合实力的增长和海外利益的全方位拓展，中国具有正当的地位追求需求和诉求。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也是中国的世界定位，表明中国在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要更加积极作为，发挥具有体系影响的塑造和引领作用。
那么从大国到强国的地位追求一般是如何实现的，该采取怎样的战略与政策行动？社会学理论将社会地位变化的机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社会流动，主要是指社会中的个体从某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地位变化，实现路径是竞争或者获得赞助。第二类是社会变革，主要是指通过群体性行动推动等级体系和等级秩序变化，从而提升群体地位。实现社会变革和地位提升的具体作用机制主要有两种，即社会竞争和社会创新。社会竞争是直接挑战现有秩序，以实现自身地位提升。在以竞争为主要战略的地位追求过程中，现有的对立和对抗会进一步强化，并且还很有可能产生新的冲突。社会创新是通过建立创新性评价指标和参照体系，实现自身地位提升。在以创新为主要战略的地位追求过程中，地位提升是通过修正评价指标、改革和重塑体系来实现的。
2019年12月2日，第二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幕，中国在促成世界各国达成共识，共同解决世界气候问题上扮演关键校色。
百年大变局下，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地位追求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紧密联系，因而地位追求的路径类型更接近于社会变革。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理念，彰显了通过创新战略，而非对抗性竞争或颠覆性挑战，来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意图和决心。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签署《巴黎协定》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等等，这些都是创新战略。通过这些战略与政策行动，既切实发挥了引领作用，塑造了变化中的国际制度体系与国际合作议程，又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造成了重大公共卫生灾难，给“百年大变局”增加了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社会面临着严峻的公共安全挑战，另一方面，疫情進一步助长了去全球化势头和民粹主义思潮，国际共识、信任与合作难以达成。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时刻，中国应积极作为，为国际抗疫贡献力量，并适时塑造和引领全球公共卫生制度化合作。具体而言，首先要积极推动信息沟通与协商协调，争取构建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和最大程度的合作。其次，要体现大国担当，履行大国责任，提出创新性思路和包容性方案，争取在第二阶段抗疫中，取得国内胜利和国际认可。再次，就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制度建设提出符合各方利益的、切实可行的倡议和方案，提升制度化合作水平。这是“百年大变局”对我们的一个历史考验，也是中国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必经历练。
在变化中寻找定位
要确定中国的世界定位，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我们身处的世界，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对中国世界定位的探讨，是将西方主导构建的战后国际体系作为恒定不变的参照系。相对于这样一个体系，中国先后被界定为游离于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国家、逐步融入体系的维持现状国家和深度参与体系互动的利益攸关方。近年来，中国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持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等全方位外交积极开展，对既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制度体系构成了冲击。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实力和海外利益不断增长，但又不认同西方模式和发展道路，因此势必要挑战美国霸权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难以实现和平崛起。
这个逻辑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体系本身的变化。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意涵是世界本身在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方自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出了问题，治理失灵现象频发，全球化进程发生了逆动，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国际制度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二是世界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包括多元行为体、多元文化、多元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霸权思维和极化思维逐渐失去合法性。“G0”概念，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有能力、有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经济议程，它的提出说明未来由某种单一模式或者一两个大国主导世界可能是行不通的。三是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最近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凸显了流行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冲击。疫情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病毒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正如崔天凯大使4月3日接受美国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采访时所说的，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的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全球化时代，自然灾害、流行病、气候变暖、核扩散、经济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各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敌我思维和对抗思维将导致双输，甚至满盘皆输、体系崩溃的结局。面临上述体系变化，合作进化应成为愈加彰显的行动逻辑。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成员要通过多元平等协商争取最大程度的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维护世界稳定、发展与可持续。
在变化的世界和国际体系中，关于中国的定位是什么？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的战略判断和论述，指明了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从国际地位上看，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说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地位上升期。随着综合实力的增长和海外利益的全方位拓展，中国具有正当的地位追求需求和诉求。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也是中国的世界定位，表明中国在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要更加积极作为，发挥具有体系影响的塑造和引领作用。
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
那么从大国到强国的地位追求一般是如何实现的，该采取怎样的战略与政策行动？社会学理论将社会地位变化的机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社会流动，主要是指社会中的个体从某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地位变化，实现路径是竞争或者获得赞助。第二类是社会变革，主要是指通过群体性行动推动等级体系和等级秩序变化，从而提升群体地位。实现社会变革和地位提升的具体作用机制主要有两种，即社会竞争和社会创新。社会竞争是直接挑战现有秩序，以实现自身地位提升。在以竞争为主要战略的地位追求过程中，现有的对立和对抗会进一步强化，并且还很有可能产生新的冲突。社会创新是通过建立创新性评价指标和参照体系，实现自身地位提升。在以创新为主要战略的地位追求过程中，地位提升是通过修正评价指标、改革和重塑体系来实现的。
百年大变局下，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地位追求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紧密联系，因而地位追求的路径类型更接近于社会变革。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理念，彰显了通过创新战略，而非对抗性竞争或颠覆性挑战，来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意图和决心。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签署《巴黎协定》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等等，这些都是创新战略。通过这些战略与政策行动，既切实发挥了引领作用，塑造了变化中的国际制度体系与国际合作议程，又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造成了重大公共卫生灾难，给“百年大变局”增加了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社会面临着严峻的公共安全挑战，另一方面，疫情進一步助长了去全球化势头和民粹主义思潮，国际共识、信任与合作难以达成。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时刻，中国应积极作为，为国际抗疫贡献力量，并适时塑造和引领全球公共卫生制度化合作。具体而言，首先要积极推动信息沟通与协商协调，争取构建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和最大程度的合作。其次，要体现大国担当，履行大国责任，提出创新性思路和包容性方案，争取在第二阶段抗疫中，取得国内胜利和国际认可。再次，就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制度建设提出符合各方利益的、切实可行的倡议和方案，提升制度化合作水平。这是“百年大变局”对我们的一个历史考验，也是中国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必经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