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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摧残的第一次婚姻
1930年6月的一天，金色的阳光涂抹在湖南平江古镇的城楼上，一片辉煌。街上挤满了赶集的老百姓，个个喜形于色，他们兴奋地谈论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彭德怀率领的红军又占领平江了！
这时，石板街上走着一群年轻的农民，他们均是十八九岁的年纪，衣衫破旧，光着脚丫，脸上荡漾着喜气，大步向红军的驻地走去，他们是去报名参加红军的。领头的青年名叫苏七生。苏七生是1912年出生的，18岁，家住平江戴家埔，排行第七，父亲苏松茂顺口叫他七生。由于贫穷，他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家里早已断粮多日了。
小小的苏七生饿得“哇哇”直哭，眼看就要夭折了。年迈的祖母去邻居家里讨了一把米，熬成米汤，一口一口地给他喂下去，挽救了这条幼小的生命。后来有一餐没一顿拉扯大了。七生过着孤僻苦闷的日子，只知道天天做事，平时难得说话，需要开口时心里很紧张，一张嘴就结结巴巴的，人们叫他“七结子”。10岁那年，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年幼的苏七生留在家里与寡母相依为命，苦度着艰难的岁月。
说来也怪，1926年苏七生14岁时，共产党领导的平江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后，苏七生的性格突然变得开朗起来，说话也多了，也不结巴了。他参加了少先队，当上了队长，抱定一个决心：要为穷人闹翻身。彭德怀领导平江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苏七生找到彭德怀，要求参加红军。彭德怀摸着他的头，笑着说：“小鬼，你还没有枪杆子高呢，过两年再来吧！”
1929年春天，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游击队，在打击土豪劣绅中大显威风。半年以后，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他带领30多名青年一起去报名参加红军，他们都获得批准了。
母亲得到儿子要参加红军的消息，一半高兴一半愁。高兴的是儿子为穷人打天下，走的是正道；忧虑的是没给儿子成亲，他一走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当年大儿子跟着北伐军走了，之后就再没有一点音讯。她不知道大儿子其实已经牺牲了，这消息一直瞒着她。
央求亲戚帮忙介绍，母亲很快在附近找到一个叫余姣凤的穷人妹子给苏七生做老婆，并且立即办喜事，“圆房”后才让苏七生去当红军。
苏七生自小很孝顺母亲，也很可怜受尽苦难的母亲，尽管他不同意结婚，但为了不伤母亲的心，他终于答应了。
没有任何彩礼，没有置办喜酒，燃了一挂鞭炮后，新郎、新娘一同拜了天地、祖宗、高堂，邀请几位亲戚吃了一顿便饭，闹过“洞房”之后，算是完成了一整套婚礼仪式。
翌日清晨，苏七生要去红军队伍报到，新婚的妻子余姣凤哪里舍得，眼睛哭得像两个红桃子，送了一程又一程。
苏七生到了红军军部，彭德怀打量着这位充满朝气的新兵，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苏七生，两年前你说我还小，不让参加红军，现在我是汉子了。”
“当红军要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你能行吗？”彭德怀又问。
苏七生志气高昂地回答：“我才不怕呢！打土豪、斗劣绅，我背着一支猎枪，次次走在前头，他们见到我发抖哩！”
他的话把不苟言笑的彭德怀也逗笑了：“小鬼，行！你已经是红军了，这个名字不好，改个威风点的。”他略略一思，说，“就叫苏振华吧，你看好不？”
“蛮好！”苏七生高兴地回答。
从此，苏七生就叫苏振华了。
丈夫走后，余姣凤勤俭持家，孝敬婆婆，第二年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她时时担心丈夫的安危，暗暗打听他的消息，可是没个准信，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他战死在瑞金，也有的说他转移到了贵州。
苏振华跟着彭德怀撤离平江后，不久参加了攻打长沙的战斗，后来又到了中共苏区，在反“围剿”的硝烟中拼杀。那时，战斗频繁，转战各地，国民党对苏区严密封锁，加上苏振华又恐连累亲人，便与家里失去了联系。
余姣凤戴着“匪属”的“黑帽”，在反动派的威逼下，被迫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没过上一天安宁日子。她思念丈夫心切，夜夜做恶梦，白天精神恍惚，常常以泪洗面，终因忧虑成疾，身心交瘁，在贫病中凄然离开了人世。
瓦窑堡相恋结连理
1938年秋天的延安，响遍了抗日救亡的歌声，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纷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天，平时清静的瓦窑堡突然热闹起来，男男女女青年学员把抗日的歌声从延安带到了这里。这些青年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一大队的学员，由于延安的校舍不够安排，各方面的供应也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将第一大队由延安迁到瓦窑堡，单独组织教学。离开延安的那天，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领导还亲自为他们送行。
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便是苏振华，他对政委胡耀邦说：“我们到瓦窑堡扎根，开辟新的军政课堂，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呵！”
胡耀邦点点头，深有同感，他俩都知道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一方面要针对学员们的思想状况，引导他们由一个爱国者逐渐转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同时还要组织他们自力更生，开荒种菜，到城外去背粮、背炭，保证生活上的供给；另一方面还要同国民党安塞县反动县长田杰生纠缠，这家伙是个“磨擦专家”，必须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苏振华和胡耀邦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能手，他俩紧密团结，努力工作。不久，第一大队成绩斐然，成为先进大队，受到总校的表彰。
一天，苏振华带领学员们去山上背炭，准备冬天做饭和取暖之用。学员们劲头十足，不论男女，背着炭大踏步往前走。苏振华也背着一篓子炭来到山坡下，见一个单瘦的姑娘背着炭，气喘吁吁地走着，额头上滚动着粒粒汗珠。苏振华赶上去，叫道：“孟玮同志，别着急，放下炭歇一会儿嘛。”
叫孟玮的姑娘才17岁，见是大队长，嫣然一笑，放下炭，同苏振华在土坎上坐下来。
苏振华早就注意到这位来自豫北黄河岸边南阳师范的女学员，她满怀革命理想，学习刻苦，钻研问题认真，努力追求进步，是学员中的佼佼者。而且她人也长得很可爱，苗条的身材，瓜子形的脸蛋，五官清秀，热情大方。
苏振华同孟玮聊了一会，说些鼓励她的话，动身赶路时，他坚持要把孟玮的炭倒一半在自己的篓子里。孟玮十分感动，觉得这个大队长平易近人，又很关心学员。
这时，苏振华已与家里失去联系8年了，战争的白色恐怖下，他料定“匪属”余姣凤纵然不死，也会被逼改嫁他人。领导和同事们都很关心他的婚姻问题，他身为团级干部，早已超过了当时规定的婚姻年龄。
就在苏振华把择偶的眼光触到孟玮之时，孟玮的求爱眼光也投向了他。她很仰慕这位经过艰苦长征的“年轻的老革命”。学习之余，孟玮缠着苏振华给她讲长征的美丽神话。他俩由谈学习心得开始，涉及到各自的经历、兴趣和理想，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心怦然而动，也渐渐贴紧了。
没多久，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知道了苏振华与孟玮谈恋爱的事，主动出面给他俩牵起了红线，报请组织批准，苏振华与孟玮几乎是闪电式地喜结连理。抗大的一些领导和不少学员都赶来参加了他们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苏振华与孟玮结婚不久，便随着第五纵队挺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燎原的烽火中出生入死。尽管戎马倥偬，只要丈夫一有空余时间，孟玮就帮助他学习文化。解放战争中，苏振华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委，他坚决执行党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与司令员杨勇一道，率部在邯郸战役、南渡黄河、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横渡长江和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和战略行动中奋勇杀敌，功勋卓著。
贵州解放后，苏振华和孟玮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苏振华出任贵州省军区政委和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夫妻俩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心心相印，感情甚笃，孟玮为丈夫先后生养了7个儿女（夭折一个）。
出人意料的离婚
1954年4月，苏振华调离贵州，出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正当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将全部精力投入我国的海军建设时，和谐的家庭突然出现了裂缝，这是苏振华始料不及的。
这天，苏振华深入一个港湾调查研究后回家，孟玮为了一件不顺心的生活小事，与苏振华争吵起来。夫妻意见不合，这本是正常的，苏振华没有想到，妻子竟突然提出离婚，而且她离婚的理由实在出人意料。
孟玮说，她在抗日时，从河南家乡奔赴延安途中结识了一个男青年，给她许多关心和体贴，他们建立了感情，那位男青年现在还一直在等她，她想起来，感到很对不起他，所以决定离婚。
苏振华一听，内心一惊，十几年了，昔日的情愫难道还是这么顽固地占据着她心中的位置！但他并没有发怒，而是充满柔情地说：“在延安抗大，我俩是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做的介绍呀！”
“那时我刚刚17岁，对突然降临的婚姻毫无思想准备，对于组织的安排只能服从。”
苏振华退一步劝说：“我俩都有6个孩子了，为了这些孩子，也不应该离婚啊！”
苏振华说的是实话，他特别喜爱孩子，大女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夭折，他得知后很伤心，立在小坟头前痛哭。
尽管妻子突然提出离婚以及不可思议的理由在苏振华的心里投下了阴影，他还是一如既往，真心地挚爱着妻子。然而到了1957年秋天，孟玮忽地不辞而别，单独住进了机关宿舍。
苏振华多次要求妻子回到家里来，无奈孟玮去意已决，不愿回头。众多的亲友和老同志知情后，纷纷登门劝说。先是孟玮的妹妹语重心长地劝了好几次，接着罗瑞卿、宋任穷、肖华、刘志坚等和他们的夫人也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夫妻言归于好，但都没有效果。儿女们哭泣着跪在妈妈的跟前，恳求她不要离开爸爸，她似乎是铁石心肠，也不为所动，随即自己写了离婚报告。当时，苏振华还想挽回，毕竟20年的夫妻，几分甜蜜，几分沉重，他一拖再拖，没有在离婚报告上签字，直至1959年2月，他从苏联谈判回国后，见大势已去，才签了字。
对于孟玮离婚的真相，她和苏振华的女儿苏燕燕另有一番说法。苏孟早在延安结婚时，由于组织的安排，步子快了点，相互了解不深，感情基础不是很牢固。婚后很长时间孟玮不能适应，但因苏振华对她的关心和爱护，才使她从一种紧张的情绪中平静下来。到了1957年秋天，孟玮双目出现奇怪的幻觉，而且越来越严重，坚决不愿回家居住，并且提出离婚，当然她的那种理由是不确切的。面对着孟玮的这种症状，苏振华只能耐心劝说，但是孟玮却是“雁去无留意”。
孟玮虽然从苏振华的生活中消失了，但她并没有消失在苏振华的情感世界里。她走后，他从来没有指责过她，并定期让儿女们去看望自己的母亲。1959年春节前夕，那是生活最艰苦的年代，苏振华从厨房里找到仅有的1个茄子和2个西红柿，吩咐女儿给孟玮送去。“文革”中，孟玮被“造反派”打成残疾，精神失常。苏振华在被整回京后做的首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两个女儿路费，叫她们快去探望在陕西“牛棚”里的母亲。
真爱填平了年龄差距的鸿沟
1960年初春的南国，花城广州。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这座春意盎然的花城召开。会议中有个美好的插曲，贺龙主持了一个别致的婚礼，年届48岁的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与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员、刚满24岁的陆迪伦喜结良缘。新郎、新娘都是与会者早就熟悉了的，大家纷纷向他俩鼓掌、祝贺，送上鲜花。
这桩男女差距24岁的传奇婚姻在那个年代曾经在军内引起极大的争议和轰动，苏振华新组成的家庭一度成为公众关注和议论的热点。
同前次一样，苏振华的这次婚姻有很大的成分是组织安排的，而且节奏也很快。
还是在国庆十周年的晚上，苏振华带着几个孩子去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他一手抱着小儿子，一手牵着小女儿，还有两个在身后拉着他的衣襟“打游击”。在城楼上，他们迎面碰上了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王光美见苏振华的“负荷”太重，连忙走过来一把抱过苏振华手里的小儿子，叹息着说：“老苏呀，你这个‘半边户’太难了，又当爹又当妈，不是个办法呵！”
苏振华苦笑道：“家里缺个帮，一肩挑两担。”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对苏振华说：“捆绑成不了夫妻，既已离了，就再找个合适的嘛，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年初秋的一个晚上，大连市海军文化宫灯火辉煌，歌声嘹亮，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正在为部队官兵演出。当猩红色的大幕徐徐拉开时，舞台中央的追光灯下，一位年轻的女演员翩翩起舞，婉转悠扬的歌声在大厅里回荡。她，就是在电影《红珊瑚》中扮演过角色的陆迪伦。
陆迪伦祖藉湖南，她的父亲是第一批同盟会会员，与许多国民党元老都有交情。母亲周梦素很早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曾经在陈独秀身边工作过，担任过周恩来、邓颖超的交通员，与陈赓、肖劲光等一起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聆过毛泽东讲课。上个世纪50年代，每逢周末，部队文工团都会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伴舞。那时的陆迪伦十六七岁的芳龄，长得秀丽而端庄，弯弯的娥眉下黑宝石般的眼睛更显出她的清纯，她是部队文工团的学员，经常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伴舞。不久，陆迪伦调到刚刚组建的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成了第一批舞蹈演员。
此时，与苏振华坐在一块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和副司令员方强见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舞台上的陆迪伦，并不仅仅是欣赏她优美的舞姿，心里明白了八九分。演出结束后，他们找到陆迪伦，安排苏振华与她相识。随后，又向她介绍了苏振华的家庭变故。
陆迪伦是个热情、善良的女子，她很同情苏振华的家庭遭遇，也很尊敬这位首长和他非凡的工作能力，虽然没有上过学堂，但听说他在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一科高级班学习时，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文化与理论，提高很快，被毛泽东称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
几次接触中，苏振华也愈来愈喜欢上陆迪伦，姑娘的倩影在他的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可是当他准备向陆迪伦倾吐心声时又犹豫起来了，他的年龄比陆迪伦大了一截，她会同意吗？别人又会怎么看呢？苏振华在爱情的十字路口彷徨。还是肖劲光给他的爱情加了“油”，鼓励他说：“自古以来，老夫少妻的婚姻多的是。只要你心诚，金石为开，婚姻的闸门自然也能打开。小陆同意就行了，至于别人的看法，那是别人的事。”
陆迪伦面对苏振华的求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苏振华有不少过人长处，这是年轻人所没有的。但毕竟年龄差距太大，相隔24岁的鸿沟怎么能够跨越过去，更何况还有6个孩子！世俗的观念、家人的反对，使陆迪伦陷入两难的苦恼中。然而，当她得知苏振华毅然不顾许多人的反对，把执著的爱情花球义无反顾地抛向自己时，她感动了，决心也定了。终于，真情的挚爱填平了年龄差距的鸿沟，他们在1960年的春天结婚了。
婚后，陆迪伦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一是要做个好妻子，二是要做个好后妈。因为，她知道反对他们结合的老同志在拭目以待；家里的6个孩子投给她的是疑虑的眼光。后来的事实一桩桩、一件件证明：陆迪伦是苏振华难得的好妻子，6个孩子难得的好后妈。
患难与共是真情
1969年初冬，一辆从北京南下的列车，迎着浓重的夜雾，奔驰在湘中的大地上。车厢里坐着年近六旬的苏振华和他的妻子陆迪伦，苏振华是被武装押上列车，强迫去湖南零陵冷水滩农场劳动改造，陆迪伦是自愿陪伴丈夫共患难的。
到了农场，专案组的人百般为难苏振华，企图彻底摧垮他的精神和意志，要他去挑百多斤重一担的大粪下田。陆迪伦气愤不过，找那些人论理：“老革命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一身都留下了枪伤，早几年动过手术，至今还没恢复，又患多种疾病，你们叫他挑粪，于心何忍？这明明是要他的命嘛！”说罢，她帮丈夫脱下上衣，让专案人员看看伤疤。
苏振华无所谓地笑笑，说：“小陆呀，挑粪就挑粪吧，我是种田人出身，参加革命前在泥里打过滚。”说完就去挑粪桶。陆迪伦一把抢过丈夫的扁担，百斤重的担子压在她的肩上，为了保护丈夫的身体，她宁愿自己受苦受累。
1972年年初，天气冷得透心，苏振华身上多种疾病复发，备受折磨。陆迪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找专案组强烈要求改善苏振华的生活状况和医疗条件，竟然遭到毒打。但她坚决不屈服，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专案组将苏振华转院到衡阳市医院治疗。这期间，陆迪伦任劳任怨，用尽心力，精心护理丈夫。她好不容易弄到十几个鸡蛋、两斤白糖，自己不吃，给丈夫补充营养。此外，还冒着危险，不断地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写信，申诉丈夫的冤情，反映丈夫遭迫害的情况……
5年的流放生活，5年的残酷迫害，苏振华要是没有陆迪伦的患难与共和无私的奉献，苏振华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在苏振华遭难期间，陆迪伦也曾被关押审查过，她刚放出来便到处打听受牵连的6个孩子，虽是后母，却以慈母般的温暖呵护他们，经过多方联络，终于使散落在各地的6个孩子回到了父亲的怀抱。许多老同志对陆迪伦刮目相看了，称赞她的话像春风拂面般吹来。6个孩子也怀着感激的心情，一声声“陆阿姨”叫得甜甜的。
1979年2月苏振华逝世后，陆迪伦认为纪念丈夫最好的形式是把他崇高的思想和品德留下来，作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她抱病沿着苏振华的战斗足迹，调查采访征集他的生前史料，与有关人员一道编写《苏振华传》，在广大读者的心中树起一座丰碑。
1930年6月的一天，金色的阳光涂抹在湖南平江古镇的城楼上，一片辉煌。街上挤满了赶集的老百姓，个个喜形于色，他们兴奋地谈论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彭德怀率领的红军又占领平江了！
这时，石板街上走着一群年轻的农民，他们均是十八九岁的年纪，衣衫破旧，光着脚丫，脸上荡漾着喜气，大步向红军的驻地走去，他们是去报名参加红军的。领头的青年名叫苏七生。苏七生是1912年出生的，18岁，家住平江戴家埔，排行第七，父亲苏松茂顺口叫他七生。由于贫穷，他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家里早已断粮多日了。
小小的苏七生饿得“哇哇”直哭，眼看就要夭折了。年迈的祖母去邻居家里讨了一把米，熬成米汤，一口一口地给他喂下去，挽救了这条幼小的生命。后来有一餐没一顿拉扯大了。七生过着孤僻苦闷的日子，只知道天天做事，平时难得说话，需要开口时心里很紧张，一张嘴就结结巴巴的，人们叫他“七结子”。10岁那年，祖母、父亲相继去世，年幼的苏七生留在家里与寡母相依为命，苦度着艰难的岁月。
说来也怪，1926年苏七生14岁时，共产党领导的平江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后，苏七生的性格突然变得开朗起来，说话也多了，也不结巴了。他参加了少先队，当上了队长，抱定一个决心：要为穷人闹翻身。彭德怀领导平江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苏七生找到彭德怀，要求参加红军。彭德怀摸着他的头，笑着说：“小鬼，你还没有枪杆子高呢，过两年再来吧！”
1929年春天，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游击队，在打击土豪劣绅中大显威风。半年以后，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他带领30多名青年一起去报名参加红军，他们都获得批准了。
母亲得到儿子要参加红军的消息，一半高兴一半愁。高兴的是儿子为穷人打天下，走的是正道；忧虑的是没给儿子成亲，他一走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当年大儿子跟着北伐军走了，之后就再没有一点音讯。她不知道大儿子其实已经牺牲了，这消息一直瞒着她。
央求亲戚帮忙介绍，母亲很快在附近找到一个叫余姣凤的穷人妹子给苏七生做老婆，并且立即办喜事，“圆房”后才让苏七生去当红军。
苏七生自小很孝顺母亲，也很可怜受尽苦难的母亲，尽管他不同意结婚，但为了不伤母亲的心，他终于答应了。
没有任何彩礼，没有置办喜酒，燃了一挂鞭炮后，新郎、新娘一同拜了天地、祖宗、高堂，邀请几位亲戚吃了一顿便饭，闹过“洞房”之后，算是完成了一整套婚礼仪式。
翌日清晨，苏七生要去红军队伍报到，新婚的妻子余姣凤哪里舍得，眼睛哭得像两个红桃子，送了一程又一程。
苏七生到了红军军部，彭德怀打量着这位充满朝气的新兵，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苏七生，两年前你说我还小，不让参加红军，现在我是汉子了。”
“当红军要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你能行吗？”彭德怀又问。
苏七生志气高昂地回答：“我才不怕呢！打土豪、斗劣绅，我背着一支猎枪，次次走在前头，他们见到我发抖哩！”
他的话把不苟言笑的彭德怀也逗笑了：“小鬼，行！你已经是红军了，这个名字不好，改个威风点的。”他略略一思，说，“就叫苏振华吧，你看好不？”
“蛮好！”苏七生高兴地回答。
从此，苏七生就叫苏振华了。
丈夫走后，余姣凤勤俭持家，孝敬婆婆，第二年春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她时时担心丈夫的安危，暗暗打听他的消息，可是没个准信，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他战死在瑞金，也有的说他转移到了贵州。
苏振华跟着彭德怀撤离平江后，不久参加了攻打长沙的战斗，后来又到了中共苏区，在反“围剿”的硝烟中拼杀。那时，战斗频繁，转战各地，国民党对苏区严密封锁，加上苏振华又恐连累亲人，便与家里失去了联系。
余姣凤戴着“匪属”的“黑帽”，在反动派的威逼下，被迫东躲西藏，提心吊胆，没过上一天安宁日子。她思念丈夫心切，夜夜做恶梦，白天精神恍惚，常常以泪洗面，终因忧虑成疾，身心交瘁，在贫病中凄然离开了人世。
瓦窑堡相恋结连理
1938年秋天的延安，响遍了抗日救亡的歌声，来自各地的有志青年纷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天，平时清静的瓦窑堡突然热闹起来，男男女女青年学员把抗日的歌声从延安带到了这里。这些青年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一大队的学员，由于延安的校舍不够安排，各方面的供应也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将第一大队由延安迁到瓦窑堡，单独组织教学。离开延安的那天，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领导还亲自为他们送行。
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便是苏振华，他对政委胡耀邦说：“我们到瓦窑堡扎根，开辟新的军政课堂，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呵！”
胡耀邦点点头，深有同感，他俩都知道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一方面要针对学员们的思想状况，引导他们由一个爱国者逐渐转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同时还要组织他们自力更生，开荒种菜，到城外去背粮、背炭，保证生活上的供给；另一方面还要同国民党安塞县反动县长田杰生纠缠，这家伙是个“磨擦专家”，必须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苏振华和胡耀邦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能手，他俩紧密团结，努力工作。不久，第一大队成绩斐然，成为先进大队，受到总校的表彰。
一天，苏振华带领学员们去山上背炭，准备冬天做饭和取暖之用。学员们劲头十足，不论男女，背着炭大踏步往前走。苏振华也背着一篓子炭来到山坡下，见一个单瘦的姑娘背着炭，气喘吁吁地走着，额头上滚动着粒粒汗珠。苏振华赶上去，叫道：“孟玮同志，别着急，放下炭歇一会儿嘛。”
叫孟玮的姑娘才17岁，见是大队长，嫣然一笑，放下炭，同苏振华在土坎上坐下来。
苏振华早就注意到这位来自豫北黄河岸边南阳师范的女学员，她满怀革命理想，学习刻苦，钻研问题认真，努力追求进步，是学员中的佼佼者。而且她人也长得很可爱，苗条的身材，瓜子形的脸蛋，五官清秀，热情大方。
苏振华同孟玮聊了一会，说些鼓励她的话，动身赶路时，他坚持要把孟玮的炭倒一半在自己的篓子里。孟玮十分感动，觉得这个大队长平易近人，又很关心学员。
这时，苏振华已与家里失去联系8年了，战争的白色恐怖下，他料定“匪属”余姣凤纵然不死，也会被逼改嫁他人。领导和同事们都很关心他的婚姻问题，他身为团级干部，早已超过了当时规定的婚姻年龄。
就在苏振华把择偶的眼光触到孟玮之时，孟玮的求爱眼光也投向了他。她很仰慕这位经过艰苦长征的“年轻的老革命”。学习之余，孟玮缠着苏振华给她讲长征的美丽神话。他俩由谈学习心得开始，涉及到各自的经历、兴趣和理想，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心怦然而动，也渐渐贴紧了。
没多久，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知道了苏振华与孟玮谈恋爱的事，主动出面给他俩牵起了红线，报请组织批准，苏振华与孟玮几乎是闪电式地喜结连理。抗大的一些领导和不少学员都赶来参加了他们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苏振华与孟玮结婚不久，便随着第五纵队挺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燎原的烽火中出生入死。尽管戎马倥偬，只要丈夫一有空余时间，孟玮就帮助他学习文化。解放战争中，苏振华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委，他坚决执行党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与司令员杨勇一道，率部在邯郸战役、南渡黄河、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横渡长江和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和战略行动中奋勇杀敌，功勋卓著。
贵州解放后，苏振华和孟玮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苏振华出任贵州省军区政委和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夫妻俩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心心相印，感情甚笃，孟玮为丈夫先后生养了7个儿女（夭折一个）。
出人意料的离婚
1954年4月，苏振华调离贵州，出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正当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将全部精力投入我国的海军建设时，和谐的家庭突然出现了裂缝，这是苏振华始料不及的。
这天，苏振华深入一个港湾调查研究后回家，孟玮为了一件不顺心的生活小事，与苏振华争吵起来。夫妻意见不合，这本是正常的，苏振华没有想到，妻子竟突然提出离婚，而且她离婚的理由实在出人意料。
孟玮说，她在抗日时，从河南家乡奔赴延安途中结识了一个男青年，给她许多关心和体贴，他们建立了感情，那位男青年现在还一直在等她，她想起来，感到很对不起他，所以决定离婚。
苏振华一听，内心一惊，十几年了，昔日的情愫难道还是这么顽固地占据着她心中的位置！但他并没有发怒，而是充满柔情地说：“在延安抗大，我俩是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做的介绍呀！”
“那时我刚刚17岁，对突然降临的婚姻毫无思想准备，对于组织的安排只能服从。”
苏振华退一步劝说：“我俩都有6个孩子了，为了这些孩子，也不应该离婚啊！”
苏振华说的是实话，他特别喜爱孩子，大女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夭折，他得知后很伤心，立在小坟头前痛哭。
尽管妻子突然提出离婚以及不可思议的理由在苏振华的心里投下了阴影，他还是一如既往，真心地挚爱着妻子。然而到了1957年秋天，孟玮忽地不辞而别，单独住进了机关宿舍。
苏振华多次要求妻子回到家里来，无奈孟玮去意已决，不愿回头。众多的亲友和老同志知情后，纷纷登门劝说。先是孟玮的妹妹语重心长地劝了好几次，接着罗瑞卿、宋任穷、肖华、刘志坚等和他们的夫人也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夫妻言归于好，但都没有效果。儿女们哭泣着跪在妈妈的跟前，恳求她不要离开爸爸，她似乎是铁石心肠，也不为所动，随即自己写了离婚报告。当时，苏振华还想挽回，毕竟20年的夫妻，几分甜蜜，几分沉重，他一拖再拖，没有在离婚报告上签字，直至1959年2月，他从苏联谈判回国后，见大势已去，才签了字。
对于孟玮离婚的真相，她和苏振华的女儿苏燕燕另有一番说法。苏孟早在延安结婚时，由于组织的安排，步子快了点，相互了解不深，感情基础不是很牢固。婚后很长时间孟玮不能适应，但因苏振华对她的关心和爱护，才使她从一种紧张的情绪中平静下来。到了1957年秋天，孟玮双目出现奇怪的幻觉，而且越来越严重，坚决不愿回家居住，并且提出离婚，当然她的那种理由是不确切的。面对着孟玮的这种症状，苏振华只能耐心劝说，但是孟玮却是“雁去无留意”。
孟玮虽然从苏振华的生活中消失了，但她并没有消失在苏振华的情感世界里。她走后，他从来没有指责过她，并定期让儿女们去看望自己的母亲。1959年春节前夕，那是生活最艰苦的年代，苏振华从厨房里找到仅有的1个茄子和2个西红柿，吩咐女儿给孟玮送去。“文革”中，孟玮被“造反派”打成残疾，精神失常。苏振华在被整回京后做的首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两个女儿路费，叫她们快去探望在陕西“牛棚”里的母亲。
真爱填平了年龄差距的鸿沟
1960年初春的南国，花城广州。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这座春意盎然的花城召开。会议中有个美好的插曲，贺龙主持了一个别致的婚礼，年届48岁的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与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员、刚满24岁的陆迪伦喜结良缘。新郎、新娘都是与会者早就熟悉了的，大家纷纷向他俩鼓掌、祝贺，送上鲜花。
这桩男女差距24岁的传奇婚姻在那个年代曾经在军内引起极大的争议和轰动，苏振华新组成的家庭一度成为公众关注和议论的热点。
同前次一样，苏振华的这次婚姻有很大的成分是组织安排的，而且节奏也很快。
还是在国庆十周年的晚上，苏振华带着几个孩子去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他一手抱着小儿子，一手牵着小女儿，还有两个在身后拉着他的衣襟“打游击”。在城楼上，他们迎面碰上了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王光美见苏振华的“负荷”太重，连忙走过来一把抱过苏振华手里的小儿子，叹息着说：“老苏呀，你这个‘半边户’太难了，又当爹又当妈，不是个办法呵！”
苏振华苦笑道：“家里缺个帮，一肩挑两担。”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对苏振华说：“捆绑成不了夫妻，既已离了，就再找个合适的嘛，天涯何处无芳草。”
这年初秋的一个晚上，大连市海军文化宫灯火辉煌，歌声嘹亮，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正在为部队官兵演出。当猩红色的大幕徐徐拉开时，舞台中央的追光灯下，一位年轻的女演员翩翩起舞，婉转悠扬的歌声在大厅里回荡。她，就是在电影《红珊瑚》中扮演过角色的陆迪伦。
陆迪伦祖藉湖南，她的父亲是第一批同盟会会员，与许多国民党元老都有交情。母亲周梦素很早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曾经在陈独秀身边工作过，担任过周恩来、邓颖超的交通员，与陈赓、肖劲光等一起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聆过毛泽东讲课。上个世纪50年代，每逢周末，部队文工团都会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伴舞。那时的陆迪伦十六七岁的芳龄，长得秀丽而端庄，弯弯的娥眉下黑宝石般的眼睛更显出她的清纯，她是部队文工团的学员，经常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伴舞。不久，陆迪伦调到刚刚组建的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成了第一批舞蹈演员。
此时，与苏振华坐在一块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和副司令员方强见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舞台上的陆迪伦，并不仅仅是欣赏她优美的舞姿，心里明白了八九分。演出结束后，他们找到陆迪伦，安排苏振华与她相识。随后，又向她介绍了苏振华的家庭变故。
陆迪伦是个热情、善良的女子，她很同情苏振华的家庭遭遇，也很尊敬这位首长和他非凡的工作能力，虽然没有上过学堂，但听说他在红军大学第一期第一科高级班学习时，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文化与理论，提高很快，被毛泽东称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
几次接触中，苏振华也愈来愈喜欢上陆迪伦，姑娘的倩影在他的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可是当他准备向陆迪伦倾吐心声时又犹豫起来了，他的年龄比陆迪伦大了一截，她会同意吗？别人又会怎么看呢？苏振华在爱情的十字路口彷徨。还是肖劲光给他的爱情加了“油”，鼓励他说：“自古以来，老夫少妻的婚姻多的是。只要你心诚，金石为开，婚姻的闸门自然也能打开。小陆同意就行了，至于别人的看法，那是别人的事。”
陆迪伦面对苏振华的求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苏振华有不少过人长处，这是年轻人所没有的。但毕竟年龄差距太大，相隔24岁的鸿沟怎么能够跨越过去，更何况还有6个孩子！世俗的观念、家人的反对，使陆迪伦陷入两难的苦恼中。然而，当她得知苏振华毅然不顾许多人的反对，把执著的爱情花球义无反顾地抛向自己时，她感动了，决心也定了。终于，真情的挚爱填平了年龄差距的鸿沟，他们在1960年的春天结婚了。
婚后，陆迪伦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一是要做个好妻子，二是要做个好后妈。因为，她知道反对他们结合的老同志在拭目以待；家里的6个孩子投给她的是疑虑的眼光。后来的事实一桩桩、一件件证明：陆迪伦是苏振华难得的好妻子，6个孩子难得的好后妈。
患难与共是真情
1969年初冬，一辆从北京南下的列车，迎着浓重的夜雾，奔驰在湘中的大地上。车厢里坐着年近六旬的苏振华和他的妻子陆迪伦，苏振华是被武装押上列车，强迫去湖南零陵冷水滩农场劳动改造，陆迪伦是自愿陪伴丈夫共患难的。
到了农场，专案组的人百般为难苏振华，企图彻底摧垮他的精神和意志，要他去挑百多斤重一担的大粪下田。陆迪伦气愤不过，找那些人论理：“老革命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一身都留下了枪伤，早几年动过手术，至今还没恢复，又患多种疾病，你们叫他挑粪，于心何忍？这明明是要他的命嘛！”说罢，她帮丈夫脱下上衣，让专案人员看看伤疤。
苏振华无所谓地笑笑，说：“小陆呀，挑粪就挑粪吧，我是种田人出身，参加革命前在泥里打过滚。”说完就去挑粪桶。陆迪伦一把抢过丈夫的扁担，百斤重的担子压在她的肩上，为了保护丈夫的身体，她宁愿自己受苦受累。
1972年年初，天气冷得透心，苏振华身上多种疾病复发，备受折磨。陆迪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找专案组强烈要求改善苏振华的生活状况和医疗条件，竟然遭到毒打。但她坚决不屈服，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专案组将苏振华转院到衡阳市医院治疗。这期间，陆迪伦任劳任怨，用尽心力，精心护理丈夫。她好不容易弄到十几个鸡蛋、两斤白糖，自己不吃，给丈夫补充营养。此外，还冒着危险，不断地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写信，申诉丈夫的冤情，反映丈夫遭迫害的情况……
5年的流放生活，5年的残酷迫害，苏振华要是没有陆迪伦的患难与共和无私的奉献，苏振华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在苏振华遭难期间，陆迪伦也曾被关押审查过，她刚放出来便到处打听受牵连的6个孩子，虽是后母，却以慈母般的温暖呵护他们，经过多方联络，终于使散落在各地的6个孩子回到了父亲的怀抱。许多老同志对陆迪伦刮目相看了，称赞她的话像春风拂面般吹来。6个孩子也怀着感激的心情，一声声“陆阿姨”叫得甜甜的。
1979年2月苏振华逝世后，陆迪伦认为纪念丈夫最好的形式是把他崇高的思想和品德留下来，作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她抱病沿着苏振华的战斗足迹，调查采访征集他的生前史料，与有关人员一道编写《苏振华传》，在广大读者的心中树起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