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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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廊柱和高大门窗是加勒比风格的房子的特点。 罗伯特家是我们在古巴住的第二户民居。屋里静寂无声,毕竟是午休时间。 房子有着加勒比海地区特点。进门是一个空间很高的客厅,有廊柱,铺着图案漂亮的瓷砖,房间墙壁是明快的颜色。不大的庭院里摆放着镂花的铁艺餐桌椅,有一棵果实累累的柠檬树和几株花树。 客房虽小但设施齐全,瓷砖洁净得闪闪发亮,热水也很充沛,在古巴应该算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了。 特立尼达小城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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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在位于云南昭通巧家县的一处小山区里, 9岁的小军(化名)已经起身。他麻利地套上衣服,开始给自己和外公准备早饭。由于父母长期在外打工,这样的清晨对于小军而言早已稀松平常。而在全国范围内,像他这样的农村留守儿童,还有将近700万人。他们大多目不识丁,更不曾设想大山之外的模样。捷豹路虎中国首席财务官于钧瑞先生分享勇气的故事。 這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也是一个困扰国家许久的难题。就小军居住的
澳大利亚科延大学科研人员的一项研究结果称,2型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会增加其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险。 研究人员对前期14项有关糖尿病与老年痴呆症的研究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涉及近230万非糖尿病患者和10.2名糖尿病患者,研究时间最长的持续了10年。分析结果发现,2型糖尿病患者由于脑部血管损伤,极易导致其发生血管性痴呆。目前虽然尚不清楚其致病机制,但女性糖尿病患者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比男性患
很少有话题像遗产税一样,能立刻唤起公众对死后财产去向的忧虑。因为遗产税制度一旦确立,意味着个人财富不能全数遗赠后人,而是将部分进入公帑。引起公众心理焦灼的是,遗产税究竟是调节社会贫富的“德政”,还是对私人财产的“合法掠夺”。 在中国,遗产税的脚步声似乎越来越近。据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透露,征收遗产税的条款将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这或许说明,在不久的将来,遗产税将真的敲
出欧盟委员会总部大楼不远,一处建筑整面墙上刷着一句话:欧洲就是未来(The Future is Europe)。 2018年12月初,我在歐盟总部参访时,在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等一众负责经济、外交和安全领域的高官所进行的对话中,感受到的,却多是他们对欧盟和世界未来的忧虑和无奈。 治安问题是最直观的。一到欧盟委员会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不论接待方还是当地华人,都提醒我们夜间要注意安全
获奖理由 这是一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城市,曾被戏称为“没有存在感的省会”。从2013年到2018年,大数据产业在这里从“无中生有”,到落地生根,再到风生水起,这座城市成功地实施了一场华丽的逆袭。如今,它以当前中国经济罕见的两位数增长率,领跑全国城市。它以创新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成为后发优势地区仰望的标杆。 在贵阳,大数据是毋庸置疑的“一把手工程”。 “贵阳提出打造以大数据为引领的公平共享
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刚刚过去一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7月3日至4日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与“老朋友”再次会面。 9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在杭州接见了当时还是韩国大国家党代表的朴槿惠。同一年,习近平在访问韩国时也与朴槿惠见面。而在朴槿惠访华后的这一年中,分别作为中韩两国元首的习近平和朴槿惠接触更加频繁,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海牙核安全峰会等国际多边外交场合两人均有多次双边会晤。
鲁冰花从水岸向坡地肆意绽放,满山遍野, 蓝中带粉。有人脱口而出:天堂不过如此 曾旅居新西兰几年,也曾到过南岛,却没有机会看到鲁冰花的样子。朋友说,别犹豫了,这是看鲁冰花最好的季节,来吧。就这样,说走就走,漂洋过海去看鲁冰花。 从基督城机场出来,一路冷风阴雨,气温也只有15度,完全没有夏天的迹象。鲁冰花的花期从11月中下旬到12月中下旬,只有一个月。我们暗自祈求老天保佑,蒂卡普湖一定要有阳光,
“达沃斯曾经是治疗肺病的疗养地,因为盘尼西林的发明而转型。时至今日,达沃斯已经成为‘头脑风暴’的智力中心。我们需要新的‘盘尼西林’,来应对国际局势的新的挑战。”在年初赴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开门见山地为世界经济开出了“药方”。 时隔半年多, 9月10日,李克强在大连出席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时,对“药方”做出了更加明确的阐释,提出了两种可行的全球性方案,即
1945年9月3日上午,当时的中国陪都重庆晴朗无云。国府要员们早早就集中于国民政府花园,武官穿一身戎装,文官着长袍马褂,大家喜气洋洋,相互恭贺胜利。上午8点30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走进了花园。 这个典礼可以说是前一日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投降仪式的延续。《大公报》记者朱启平亲历了日本签字受降的一幕—— 9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今译哈尔西)走出将
五年一次的新加坡大选选情前所未有的激烈,新加坡民主进一步走向成熟。良性的竞争可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而这正是民主的意义所在 46岁的黄文强,出生在新加坡国家独立的1965年。按他的话说,恰好一脚踩在第二代新加坡人——“65后世代”的开端。 第十二届新加坡国会大选的次日早上,这位“65后”喝着咖啡,一边翻看着手中那一大叠《联合早报》。 早报的头版用加黑的印刷体写道:在国家独立以来最激烈的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