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600年前,敦煌文化将来自欧洲、中国、印度的艺术精华构成独特的“西域艺术”,将西方介绍到中国,又将中国推广到世界。
1600年后的今天,数字化与互联网正在逐步打破地域、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将四散各地的敦煌文献重新聚集,实现了人类憧憬的“巴别塔”式的全球化梦想。
敦煌研究,犹如一条串联人类世界的网络,其博大精深,取之不尽的领域,使全球人类的智慧聚集于一处,越过地域的界限、跨越空间的屏障、碾平地球的圆弧,用人类的科技、文化与思想将地球碾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同样,敦煌学的研究证明,是开放与包容铸就了恢宏激荡的敦煌文化。
公元1912年1月的一天,甘肃省敦煌县外鸣沙山下的石窟内, 一个名叫橘瑞超的日本僧人正在仔细端详窟内的壁画,画中的佛陀与飞天千姿百态,神态各异,其形象、色彩、风格与他所见过的佛像大相径庭。他是受日本佛教界的派遣,前来中国西部与中亚地区探险,寻访佛教东传的遗迹。在他身后的断崖上,是492个用1400多年时间开凿的石窟,洞窟的流沙下,掩埋着成千上万的壁画与彩塑。
此前,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相续来过这块边陲绝地。1900年,当地的道士在此发现了57794件古代书籍与其他文物,使得西方各国的探险家纷至沓来。他们测量统计了石窟与文物的数量,同时也用低廉的手段从道士手中“交换”走了大量文献,或直接取走壁画,数以万计的文献文物被他们带回本国。
此后的100年中,“敦煌”一词,成为了世界考古研究领域的“显学”,东西方文化“交融合璧”的代名词,专业研究者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与悖论,敦煌文化,诞生于古代中国的“汉胡交融”之时,发掘于近代中国的“放眼世界”之际,繁荣于当下中国的“全球一体”时代。造就敦煌的,正是著名学者季羡林所称的“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世界”的全球化特征。
“汉胡交融”造就敦煌
在中东,流传着一个伊斯兰神话:“在沙漠深处,有一条古老的通往东方的路,沿途是一座座充满财宝的城市,真主愤怒,黄金之城被埋在黄沙之下。”19世纪中叶,欧洲人据此推论出一个大胆的假设,著名中亚考古学家,国际敦煌学研究先驱德国人格伦威德尔指出:欧洲的希腊化艺术通过印度的佛教艺术向东亚传播。在此过程中,中亚与西域成为了媒介。敦煌石窟与文献的发现,论证了该地区的存在。
1600多年前的敦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宝城”,一座地处“伊吾之西,波斯以东,朝贡不绝,商旅相继”的欧亚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枢。这里人口聚集,曾是“凉州七里十万家”;民族众多,贸易繁荣,曾经“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波斯、印度商队带来了罗马的银器、天竺的香料、中东的琉璃,是“华戎所交的大都会”;儒、教、道、祆、基督、摩尼教的传播者在此译经传教;文化汇集,多姿多彩,来自欧洲、中国、印度的艺术精华构成的“西域艺术”,将西方介绍到中国,又将中国推广到世界。
在敦煌的石窟艺术中,“汉胡交融”的特征十分明显。《魏书·释老志》记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这石窟本身就是一种西域佛教艺术表现的形式。在石窟的壁画与彩塑中,印度教中的“乾闼婆和紧那罗”经过演变,从高鼻深目、肤色黧黑的西域胡蛮变成了苗条匀称,衣裙飘曳的中国飞天。在北魏壁画《佛说九色鹿经》中,神采奕奕的九色鹿王就是用西方绘画的“凹凸法”绘制的。在画卷上,人物的颜面体态与服饰装束,体现了不同时代、地域、民族的风貌。在敦煌“藏经洞”的文献中,儒、道经典被翻成了回鹘、吐蕃、西夏等17种文字,而基督教的文献以汉字的形式编纂成籍。从莫高窟开凿之日,敦煌就具备了这种高度开放,兼容并蓄的姿态,最终出现了雄浑激荡的敦煌文化。
为此,季羡林先生指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研究的国际特征
公元1035年,西夏人占领了敦煌。破城之前,僧侣将57794件的经卷整理打包,藏在莫高窟的一处暗洞中。他们封闭了洞窟,绘上了壁画,这些东西,直到865年后才被发现。不幸的是,当年僧侣们的初衷最终无法实现。敦煌文献在重见天日后不久,即被欧洲的探险者拿走,而石窟内的一些壁画也被美国人用化学药剂剥走,被白俄军队用柴火熏黑。这些文献文物被带到了全球13个国家,于是出现了世界性的研究学科“敦煌学”。
当人们在欧洲的博物馆内欣赏敦煌石窟的艺术珍品时,学者们也从学术的角度开始思考、整理与研究。法国的伯希和在用不道德手段拿取文献的同时,其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对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帮助却很大,沙畹、戴密维等人使法国敦煌学研究一度处于领先地位。俄国的奥登堡临摹了壁画,并测量绘制了平面图,使俄国敦煌研究一直持续至今,出现了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等敦煌学家。1909年,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就已经出现,并在1980年出版了巨著《讲座敦煌》,涉及宗教、历史、文学、语言学等敦煌学综合研究。英国拥有像魏礼、恒宁、贝利、韦陀这些在敦煌绘画和汉文、粟特文、于阗文文献领域的大家,而美国学者梅维恒在敦煌变文研究中成绩斐然。
敦煌文物促成了敦煌学理论、艺术、遗书、石窟文物保护、石窟考古等研究领域的出现,推动了相关史学、宗教学、古代文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并促进了现代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等艺术创作的发展。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时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1944年,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敦煌的学术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中国成立。学者们竞相走出书斋,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事研究的学者涉及中、日、韩、英、美、法、俄、德、匈牙利、芬兰、印度、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虽然各自的肤色、语言、国情、观点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研究敦煌,探寻人类的过去,贡献于人类的未来。
数字化敦煌:全球一体化
据犹太人的传说,上古时代的人类想联合建造一座通天高塔“巴别塔”,为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人类无法沟通,计划因此失败。而在21世纪的今天,数字化与互联网正在逐步打破这种局限,四散各地的敦煌文献也正借此实现了人类憧憬的“巴别塔”式的全球化梦想。
从20世纪中叶起,随着英国收藏的敦煌汉文文书微缩胶卷的公布,学者们将零散的、个别的敦煌研究转为全面的综合研究,使敦煌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整理公布了英藏、法藏、中藏和俄藏敦煌文献中大部分的微缩胶卷,出版工作也陆续展开。出现了中国敦煌研究院、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基金会等著名的专业研究与保护机构,定期召开国际性的敦煌学术会议,国际合作研究与出版的成果丰硕。
2003年,著名敦煌学者,中国的樊锦诗教授又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用数字技术将敦煌的洞窟、壁画、彩塑及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为数字图像。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使它们“回归重聚”。让全球的学者能共享资源,将世界性的敦煌学发展到最高阶段。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数字敦煌”吸引了敦煌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10多个敦煌文物、文献收藏单位以及钟爱敦煌文化保护的组织团体的参与。目前,人们可以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国际敦煌学项目”(IDP)的网站上,看到斯坦因两次从敦煌所获部分文献的清晰照片。各国合作的目标是:“虚拟地重新将曾经是敦煌的,而现今却分散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图书馆中的大量书画、文书和经卷与敦煌壁画联系在一起”。
1600年后的今天,数字化与互联网正在逐步打破地域、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将四散各地的敦煌文献重新聚集,实现了人类憧憬的“巴别塔”式的全球化梦想。
敦煌研究,犹如一条串联人类世界的网络,其博大精深,取之不尽的领域,使全球人类的智慧聚集于一处,越过地域的界限、跨越空间的屏障、碾平地球的圆弧,用人类的科技、文化与思想将地球碾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同样,敦煌学的研究证明,是开放与包容铸就了恢宏激荡的敦煌文化。
公元1912年1月的一天,甘肃省敦煌县外鸣沙山下的石窟内, 一个名叫橘瑞超的日本僧人正在仔细端详窟内的壁画,画中的佛陀与飞天千姿百态,神态各异,其形象、色彩、风格与他所见过的佛像大相径庭。他是受日本佛教界的派遣,前来中国西部与中亚地区探险,寻访佛教东传的遗迹。在他身后的断崖上,是492个用1400多年时间开凿的石窟,洞窟的流沙下,掩埋着成千上万的壁画与彩塑。
此前,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相续来过这块边陲绝地。1900年,当地的道士在此发现了57794件古代书籍与其他文物,使得西方各国的探险家纷至沓来。他们测量统计了石窟与文物的数量,同时也用低廉的手段从道士手中“交换”走了大量文献,或直接取走壁画,数以万计的文献文物被他们带回本国。
此后的100年中,“敦煌”一词,成为了世界考古研究领域的“显学”,东西方文化“交融合璧”的代名词,专业研究者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与悖论,敦煌文化,诞生于古代中国的“汉胡交融”之时,发掘于近代中国的“放眼世界”之际,繁荣于当下中国的“全球一体”时代。造就敦煌的,正是著名学者季羡林所称的“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世界”的全球化特征。
“汉胡交融”造就敦煌
在中东,流传着一个伊斯兰神话:“在沙漠深处,有一条古老的通往东方的路,沿途是一座座充满财宝的城市,真主愤怒,黄金之城被埋在黄沙之下。”19世纪中叶,欧洲人据此推论出一个大胆的假设,著名中亚考古学家,国际敦煌学研究先驱德国人格伦威德尔指出:欧洲的希腊化艺术通过印度的佛教艺术向东亚传播。在此过程中,中亚与西域成为了媒介。敦煌石窟与文献的发现,论证了该地区的存在。
1600多年前的敦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宝城”,一座地处“伊吾之西,波斯以东,朝贡不绝,商旅相继”的欧亚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枢。这里人口聚集,曾是“凉州七里十万家”;民族众多,贸易繁荣,曾经“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波斯、印度商队带来了罗马的银器、天竺的香料、中东的琉璃,是“华戎所交的大都会”;儒、教、道、祆、基督、摩尼教的传播者在此译经传教;文化汇集,多姿多彩,来自欧洲、中国、印度的艺术精华构成的“西域艺术”,将西方介绍到中国,又将中国推广到世界。
在敦煌的石窟艺术中,“汉胡交融”的特征十分明显。《魏书·释老志》记载:“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这石窟本身就是一种西域佛教艺术表现的形式。在石窟的壁画与彩塑中,印度教中的“乾闼婆和紧那罗”经过演变,从高鼻深目、肤色黧黑的西域胡蛮变成了苗条匀称,衣裙飘曳的中国飞天。在北魏壁画《佛说九色鹿经》中,神采奕奕的九色鹿王就是用西方绘画的“凹凸法”绘制的。在画卷上,人物的颜面体态与服饰装束,体现了不同时代、地域、民族的风貌。在敦煌“藏经洞”的文献中,儒、道经典被翻成了回鹘、吐蕃、西夏等17种文字,而基督教的文献以汉字的形式编纂成籍。从莫高窟开凿之日,敦煌就具备了这种高度开放,兼容并蓄的姿态,最终出现了雄浑激荡的敦煌文化。
为此,季羡林先生指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研究的国际特征
公元1035年,西夏人占领了敦煌。破城之前,僧侣将57794件的经卷整理打包,藏在莫高窟的一处暗洞中。他们封闭了洞窟,绘上了壁画,这些东西,直到865年后才被发现。不幸的是,当年僧侣们的初衷最终无法实现。敦煌文献在重见天日后不久,即被欧洲的探险者拿走,而石窟内的一些壁画也被美国人用化学药剂剥走,被白俄军队用柴火熏黑。这些文献文物被带到了全球13个国家,于是出现了世界性的研究学科“敦煌学”。
当人们在欧洲的博物馆内欣赏敦煌石窟的艺术珍品时,学者们也从学术的角度开始思考、整理与研究。法国的伯希和在用不道德手段拿取文献的同时,其编著的《敦煌石窟图录》对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帮助却很大,沙畹、戴密维等人使法国敦煌学研究一度处于领先地位。俄国的奥登堡临摹了壁画,并测量绘制了平面图,使俄国敦煌研究一直持续至今,出现了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等敦煌学家。1909年,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就已经出现,并在1980年出版了巨著《讲座敦煌》,涉及宗教、历史、文学、语言学等敦煌学综合研究。英国拥有像魏礼、恒宁、贝利、韦陀这些在敦煌绘画和汉文、粟特文、于阗文文献领域的大家,而美国学者梅维恒在敦煌变文研究中成绩斐然。
敦煌文物促成了敦煌学理论、艺术、遗书、石窟文物保护、石窟考古等研究领域的出现,推动了相关史学、宗教学、古代文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科的发展,并促进了现代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等艺术创作的发展。陈寅恪先生在1930年时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1944年,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敦煌的学术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中国成立。学者们竞相走出书斋,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事研究的学者涉及中、日、韩、英、美、法、俄、德、匈牙利、芬兰、印度、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虽然各自的肤色、语言、国情、观点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研究敦煌,探寻人类的过去,贡献于人类的未来。
数字化敦煌:全球一体化
据犹太人的传说,上古时代的人类想联合建造一座通天高塔“巴别塔”,为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使人类无法沟通,计划因此失败。而在21世纪的今天,数字化与互联网正在逐步打破这种局限,四散各地的敦煌文献也正借此实现了人类憧憬的“巴别塔”式的全球化梦想。
从20世纪中叶起,随着英国收藏的敦煌汉文文书微缩胶卷的公布,学者们将零散的、个别的敦煌研究转为全面的综合研究,使敦煌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整理公布了英藏、法藏、中藏和俄藏敦煌文献中大部分的微缩胶卷,出版工作也陆续展开。出现了中国敦煌研究院、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基金会等著名的专业研究与保护机构,定期召开国际性的敦煌学术会议,国际合作研究与出版的成果丰硕。
2003年,著名敦煌学者,中国的樊锦诗教授又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用数字技术将敦煌的洞窟、壁画、彩塑及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为数字图像。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使它们“回归重聚”。让全球的学者能共享资源,将世界性的敦煌学发展到最高阶段。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数字敦煌”吸引了敦煌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10多个敦煌文物、文献收藏单位以及钟爱敦煌文化保护的组织团体的参与。目前,人们可以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国际敦煌学项目”(IDP)的网站上,看到斯坦因两次从敦煌所获部分文献的清晰照片。各国合作的目标是:“虚拟地重新将曾经是敦煌的,而现今却分散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图书馆中的大量书画、文书和经卷与敦煌壁画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