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极其神经质的采访过程中，张元的司机突然站出来说，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讲讲自己的故事？听完故事，大家都沉默了，沉默在3年相处中居然不了解司机的自责中。 　　然后摄影师自告奋勇也上去讲了。“我也上去讲了我的故事，我和我父亲的故事，”李昕云说，“那是我最不想让除了我以外的人知道的故事。”
　　由于讲故事的人太多，最后呈现在《有种》大银幕上的那些故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司机的故事、摄影师的故事，还有李昕云的故事，都没有入选，变成了一段素材，静静躺在资料库里，可能会在以后搬上大银幕，也可能就这样默默地被遗忘了。
　　最后入选的，是邢玉科的故事。银幕上那个不断以整形寻求外在自我认同的同性恋舞者小诗，就是银幕下那个同样不断整容、以整容作为自己的一种行为艺术表达的邢玉科的生活。“他让我说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活了这么大，从来没有爱过别人，也没有别人爱过我’。”张元坐在椅子上回想当时的情景，双臂抱在脑后，眼睛盯着空气中一个虚无的地方。
　　张元跟邢玉科聊的地方，是北京郊区八大处的一家医院，邢玉科在那里住院，刚刚做完整容手术。元旦假期的医院，空荡荡的，走廊上没人，也几乎看不到医护人员，几乎只有张元和他的同事们在医院里穿行。“我把机器架在房间外面，拍房间里面的邢玉科。他那张肿肿的脸，挤得眼睛也变得小小的，像一只可怜的小猫。”
　　这家医院，张元十几年前也来过。当时拍的人，是金星——正准备做变性手术的金星。
　　“金星是个很特别的人，当时我拍完《东宫西宫》，发现她和我电影里的角色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手术）这件事记录下来。”
　　第一天接到金星的电话，第二天张元就带着35毫米摄影机来到医院，他们一行穿着手术服，记录了全长12小时的变性手术过程。手术完的金星异常憔悴，一头蓬乱的头发和没有血色的干裂嘴唇，完成了纪录片《金星小姐》的采访部分。
　　“我一直比较好奇，喜欢搜集这些周围发生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时代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张元说。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不像旧社会那样被划归“下九流”，也不像49年后那些被迫做命题作文的导演艺术家们。“我今年50岁了，就如你们所说，和我同年龄的人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我不想做其他的，也不会做其他的，电影就是我的享受。”

电影完成后，会有自己的生命

　　人物周刊：最近诗人韩东在谈到北岛的时候，态度和他年轻时的那种敌对的、野心勃勃的状态有了180度大转弯，他现在将北岛看作一个父亲式的人物。你站在现在的角度看第五代的导演，会跟年轻时候的看法不同吗？
　　张元：因为陈凯歌、张艺谋都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可以说是我们老师这一拨，像我们的老师张慧君等等一些人，都是他们同届的学生。他们的同学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毕业相隔5年招的我们这一届。《黄土地》、《红高粱》，这些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没有特别强烈地爱过他们，也没有特别强烈地恨过他们，我倒没觉得他是我们的父辈，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可怜的哥哥吧。
　　我觉得中国导演和西方、日本和美国的导演有所不同，你讲的这两个伟大的人物，他们在进入某种年龄之后，好像不仅仅是导演了。但电影导演都是普通人，都是普通艺术家。过去像我们这种是艺人，艺人喊妓女都要叫姨，就是下九流。49年后被称作文艺工作者，可是，这个文艺工作者，不是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戏的，例如“文革”时只有10部样板戏。到今天，我们这个电影审查和分级的制度还没有解决。所以说，艺人、艺术家也没什么，都是我们的同行。
　　人物周刊：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斩获大奖，被电影圈的老前辈褒奖，以及回到国内，让电影在电影院跟更多陌生人见面，这3件事对你来说哪件更重要？
　　张元：差不多，没什么区别，真的没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回答最多的是我拍《过年回家》的时候，这个电影第一次在国内首映，回答最多的是这个。我特别想发自肺腑地讲，没什么特别的。对于电影来说，我始终是个手工艺者、艺术家的角色。制作一部影片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完成一个东西。做完了以后，给国外的观众看，给国内的观众看，和我没什么必然的关系。而且电影在制作完成以后会有它自己的生命。即使有一些人批评我、批评我的作品，我一点儿都不难受，就好像他在讲别人的故事。
　　人物周刊：说到电影审查和分级，这些是国内电影圈的老话题了，你现在这个老话题有什么新想法吗？
　　张元：我觉得这真是个老问题，包括当年我们去各大电影节接受采访的时候，国外的媒体上来就是这个，问censorship，第一个就提。聊了太多年了，但中国从现在来讲还是有进步。你要说没有进步，当时拍《妈妈》的时候，只有十几个制片厂可以拍电影，这个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你拿个相机，甚至拿个手机就可以拍电影了。你说今天你能限制大家不要拍电影吗？这就是个笑话，不可能。但当时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我们毕业的时候想去两个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结果两次都下马了。最后，那就凑一点点钱，在我自己家，14天，拍完电影《妈妈》。后来小帅啊，娄烨啊，包括后面的小贾，都发现了这种方式，觉得这样很好，自己可以去拍一些电影，但当时这个是不被接受的。到了2000年，电影局出了一个规定，私人公司和民营企业，可以申请单片指标，可以拍电影。现在仅仅凭电影制片厂，是完成不了一部电影的，这不就是一个进步吗？
　　1993年拍《北京杂种》，当时的摇滚乐被看成洪水猛兽。但说不定明年春节，崔健还要上春晚呢。这也是中国在进步。拍《东宫西宫》的时候，找演员非常困难，今天特别多的人可以公开地拉着手，毫不掩饰自己的性取向，甚至自豪自己的性取向，这就是社会在变化。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电影记录了中国人的一些情感变化，或者说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状态。

年轻人应该愤怒一点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里呈现了很多愤怒，但你其实是以一种平和的状态去呈现这种愤怒的。
　　张元：我不觉得平和就不愤怒，也没必要张牙舞爪的。问题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愤怒一点，应该有自己的愤怒。因为（社会）它的确是很不平等，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抒发任何一种感情都是可以接受的。

　　人物周刊：你是否觉得有了设备的技术革新，有了更好的网络平台，这种“地上”、“地下”的区隔就不再像过去那么敏感？
　　张元：这种所谓的“地上”“地下”，都是因为体制的原因。互联网时代来了，谁还聊这个？我觉得今天对于导演来说，不论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你是新导演还是老导演，你都可以把自己的片子放在互联网上。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导演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放上（网络）去，大家都能看到。我觉得互联网时代在某种程度上，绝对是要颠覆传统媒体。这是我去年为什么要拍一个短片，《床上关系》，包括今年拍的《艳遇》，其实我觉得是和网络的观众建立一种对话关系。
　　人物周刊：《床上关系》和《艳遇》两部短片，仅仅是一个尝试，还是接下来的一个新走向？
　　张元：我拍的电影类型很多，我拍纪录片，也拍故事片，像《过年回家》的风格和《东宫西宫》是很不一样的。《看上去很美》和《绿茶》的风格也是很不一样的。例如像《床上关系》，我也想尝试一种喜剧的、小品的，或者是特别轻巧的这种感觉。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想追求各种形式和风格的导演，没做过的都想试一试，就是好奇。
　　人物周刊：你有幸生在饥饿年代后，但记忆中是否还有饥饿的感觉，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什么样的印象让你刻骨铭心？
　　张元：这种饥饿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因为在我们的成长时期，在最关键的一段成长时期，只有10个样板戏。有的样板戏看了10遍，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惜。我现在肯定不愿回到那个年代。
　　人物周刊：红色是你们这个年代的共同底色，就像崔健说的，是《红旗下的蛋》。历经岁月沧桑您仍葆有这种底色，是把它漂白了还是混杂了多种色彩？
　　张元：我始终都不太喜欢红色。我就觉得真正的理想是一个混杂的颜色，就是应该丰富多彩。这个世界就是应该有多种颜色，越丰富越好。
　　人物周刊：请用几句话概括你们这代人，你们有什么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气质？
　　张元：挺难的。真的挺难的。一起在成年后共同走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好像都很不一样，很难找到共同的气质和共同的主题。
　　人物周刊：同代人中你最欣赏哪几位？为什么？
　　张元：我觉得王朔、崔健，毫无疑问就是我们这一代最有特点的的几个人。王小波也是一个特别伟大和勤奋的人。在拍《东宫西宫》的时候经常是我的修改意见还没告诉他，他自己又写了一版新的剧本过来。我们电影还没拍完，他又写了一个小说，台湾出的《王二风流史》，其实就是《黄金时代》，我一看吓一跳，这个人太了不得了。
　　人物周刊：年岁渐长，你感受到了那种身体的变化带来的精神变化没有？
　　张元：那就是一个自然的变化，人都要走向衰老，世界上任何物质都要从产生，最后到衰老，最后走向灭亡，正常。思想也这样，也会随身体的消失而消失，这很自然。
　　人物周刊：面对当下突变的时代，你最想说什么？
　　张元：我觉得一切不可能静止不变。我们不应该静止不变。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以不变应万变吧。
　　人物周刊：当马云这些五十多左右的富人已经开始把生活当作工作，享受人生，假如你也财务自由，最想做什么？
　　张元：我们想做什么？我们除了拍电影也干不了别的事。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职业，选择了这个手艺，只能干这个。
　　人物周刊：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显示，50岁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人是最睿智的，你有同感吗？或者哪一时期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张元：现在挺好的。哪段时间人都应该享受自己的时光，年轻时候享受年轻时候的旺盛时光。到了50岁就享受平静的时光，我觉得都挺好。
　　人物周刊：五十而知天命，你有什么感悟和困惑？
　　张元：困惑是永远的。我的人生态度本身就不是特别积极。所以说，个悲观的情绪可能要伴随我一生。
　　人物周刊：你怎么规划人生的下半场？
　　张元：我不太喜欢设计，还是享受自己的工作，享受自己的电影。
　　王澍
　　建筑师
　　1963年11月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2012年获得“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获得这奖项的首位中国人，今年入选美国《时代》杂志全世界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名单，代表作有宁波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