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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想保住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对于所有反革命力量采取“革命的恐怖”，列宁下令捷尔任斯基成立了一个专门“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来保卫苏维埃政权免受阴谋颠覆和镇压犯罪。这个委员会简称“契卡”，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苏联最大的安全情报组织——克格勃。
1917年当时俄国的形势错综复杂，在外部有德军不断的向彼得格勒逼近，沙皇军队的高级军官也不断的纠合自己的余部试图快速扑灭这场革命。在这场明争暗斗之中，推到了角落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方，为了急于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就不免重拾在俄罗斯政治斗争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最阴暗手段——暗杀。
从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领导成员就有三人遇刺。1918年6月20日，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刊物《红色报》的负责人米哈伊尔.沃洛达尔斯基在彼得格勒街头遇刺身亡。两个月后的8月，革命领袖列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向群众讲演时候，无政府主义分子卡普兰向他开枪将其打成重伤几乎危及生命，也就在同日“十月革命”重要领导者之一、时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的乌里茨基也遇刺身亡。革命领袖们尚且遭到如此高频率的刺杀，其他各地革命骨干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甚至许多到乡村执行“征集余粮”任务的工作队成员经常晚上外出时候会遭到冷枪袭击。
这种斗争形势中，作为苏维埃的“盾与剑”契卡组织当仁不让的继续冲在了第一线。原本在“十月革命”后一个月，列宁根据形势就作出判断，未来如果想保住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对于所有反革命力量采取“革命的恐怖”，他下令捷尔任斯基成立了一个专门“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来保卫苏维埃政权免受阴谋颠覆和镇压犯罪。这个委员会简称“契卡”，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苏联最大的安全情报组织——克格勃。
俄罗斯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
契卡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发挥积极主动精神，除了依靠工人群众的支持四处追捕反革命势力之外，还通过渗透等手段把美英等国外交官员参与的暗杀叛乱组织一网打尽。对于那些逃亡国外继续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势力，契卡也没有忽略放过他们，借着大量的“白俄”（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者）纷纷逃往他国的浪潮，契卡也顺势派遣了大量的情报人员前往，将红色政权警惕的眼光向世界各地延伸。
经历了这一番血雨腥风搏斗的契卡，不仅仅见识了反革命力量是如何暗杀的，更加洞察了和熟悉了暗杀是如何策划组织的，加之契卡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对反革命施加“革命的恐怖”，那么用反革命势力的同样手段在国外对待他们，在契卡领导人看来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段历史无疑对契卡及其后来继承者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对于契卡来说，利用暗杀方式消灭在国外的“苏维埃敌人”没有什么道德障碍，不同于在国内是安全保卫组织的身份，在国外的契卡是一个情报组织，如果刺杀行动闹得沸沸扬扬显然不利于自己在当地的生存，而且也会有损苏联的国家形象。这一点在格伯乌（契卡在1925年改名国家政治保卫局后的简称）人员对曾经的革命领袖之一、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刺杀行动中体现无疑。
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失败后被驱逐出苏联，不得不流亡墨西哥。介于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曾经的地位以及列宁战友的身份，他不仅是对联共（布）党内颇具影响，乃至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内都有相当的追随者。
在斯大林看来托洛茨基这个曾经潜入党内的敌人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显然比正在对峙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危险。既然是作为“苏维埃最危险敌人”，苏联政府显然认为就有了除掉他的“充分理由”，这一个任务当然交给了格伯乌。
可是在执行这个任务时候，格伯乌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招募了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共产党员拉蒙·梅尔卡德仅仅考虑到他能够接近托洛茨基，并没有认真考虑如何让他能够悄无声息的完成行动，结果他们既没有对梅尔卡德进行必要的特工手段训练，更是让梅尔卡德自行选择刺杀用的武器。
梅尔卡德也只是考虑了登山冰镐便于隐蔽携带接近托洛茨基并未考虑其效能，也没有周密规划行动的流程。在刺杀中梅尔卡德遭遇了托洛茨基的强力反抗，虽然最后他还是给托洛茨基造成了致命伤，可是也因此没有能够逃离，最后使得整个案情大白于天下。
冷战开始后，东西方两个阵营的高度对峙，无疑讓在对抗第一线的克格勃（格伯乌在1954年改组而来）对于此类行动做了更多谨慎的考虑。他们不仅开始对于执行刺杀行动的特工人员进行专门的训练，同样还专门设立了各种技术装备研究机构专司开发各种刺杀专用的特殊武器或者毒剂等等。
事实表明克格勃的这种努力没有白费，虽然众人纷纭认为克格勃搞了相当数量的暗杀活动，但是真正被切实揭露出来的不过是博格丹.史塔申斯基执行过的两次。这还是因为作为克格勃专业杀手之一的博格丹.史塔申斯基因为跟其德国妻子的婚姻遭到了克格勃的阻挠，因而心生不满最后叛逃到了联邦德国并且向当局自首。
出生于乌克兰的博格丹.史塔申斯基因为家庭成员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有牵连，被克格勃作为把柄将其控制，不得不在接受特工训练后担负杀手任务。当他摸清了这几个人物活动规律和生活环境之后，克格勃向其下达了进行暗杀的指令并且提供了专用的毒气钢笔手枪。
这种毒气钢笔手枪大约就是一个钢笔形状的钢管，只不过一端留出枪口另一端装有扳机。在其内部与扳机相连的是一枚装药量很小的无头子弹，中间是一个连接着活塞的连杆，靠近枪口一端则安装了一个装满氢氰酸液体的小玻璃瓶。当杀手将这支“钢笔”形状的手枪对准目标脸部的时候扣动扳机，子弹产生的燃气会推动活塞连杆猛的打破玻璃瓶，将剧毒的氢氰酸成雾状喷向目标。暗杀目标会因为猝不及防吸入毒雾瞬间倒地死去。 因为氢氰酸的特殊毒性，目标在死后的尸体解剖中会明显的呈现出心脏病发作自然死亡的特征，从而瞒过当地警方可能的调查。
因为毒气枪射程有限，使用者和目标距离很近所以同时也会多少吸入毒气，因此克格勃上级在训练史塔申斯基时候严厉叮嘱他必须提前服用解毒药，并且在使用后也要尽快的打破预先准备的装有解毒气体的玻璃瓶并且大口吸入。上级人员专门强调“我们不想你也被同时杀死，这样子两具尸体出现在现场必然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最先被他暗杀的是一个在慕尼黑创办了《乌克兰独立报》的流亡政治家列夫.利贝特。经过三天的守候，在1957年10月12日史塔申斯基看到利贝特独自一人走向了自己居住的公寓楼，他立即将用一份报纸将毒气枪卷了起来，装作若无其事的走进公寓。在走廊上，他故作若无其事的与利贝特擦肩而过的机会，将毒气枪对准利贝特的面部扣动了扳机。伴随不大的响声，一股不起眼的烟雾迅速扑到利贝特脸上，利贝特毫无反应就立即倒在了地上。火速离开现场的史塔申斯基找到僻静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上级的吩咐打破解毒气体瓶大口吸入，随后他将暗杀工具扔进了一条小河中。
两年后的1959年10月15日下午，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将曾经与纳粹德国合作统治过的乌克兰沦陷区的斯捷潘.班德拉在慕尼黑的住所门前暗杀。只是这次因为他担心班德拉日常总是带着保镖，克格勃给他提供了一支双管的毒气枪，结果联邦德国警方在对班德拉尸体进行检验时候发现了面部有微量的氢氰酸残留。
值得一提的是，利贝特的死一直都被认为是自然死亡，班德拉虽然被怀疑为遭暗杀但是也一直毫无证据。直到史塔申斯基的自首才真的揭开了事实真相。可见克格勃的暗杀“技术”确实有了不小的进步。
史塔申斯基的案件轰动一时，西方国家借此对苏联大加指责。虽然苏联尽力的否认与此事有所牵连，奈何实在是“铁证如山”最终只能缄口不言，一时间非常被动。
不过苏联的强硬也许只是面上，内里还是受到相当触动。在2003年流亡卡塔尔的车臣非法武装头目扬达尔比耶夫被汽车炸弹炸死后，俄联邦对外情报局（从克格勃分离出来的机构之一）发言人就表态，该机构在史塔申斯基案件之后就将负责此类行动的部门解散了。
也许克格勃确实从班德拉案件之后收敛了此类行为，最少再无同样的暗杀行动曝光。但是这不代表着他和其他东欧国家就此立地成佛。只要有必要，克格勃还是乐于用近似手段“适当的教育”一下得罪过他们的人。
1964年9月，一位西德驻苏商务处三等秘书霍斯特 施维尔克曼在莫斯科郊外游览一个著名古迹修道院时候突然腿部被喷上了不明液体，迅速造成严重灼伤。被紧急送回使馆后，经过从美国使馆请来的医生检查发现，施维尔克曼腿部是被喷了芥子气毒剂，如果不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很可能危及生命。可以想象，在莫斯科随便把施维尔克曼送进哪家医院等着他的除了医生肯定还有克格勃的审讯人员。想把他送回西德治疗，唯一出售国际航班机票的莫斯科国际旅行社却微笑着回答所有国际航班机票“恰好”售完……
原来施维尔克曼是一个著名的反窃听专家，西德政府将其以商务处三秘身份派往莫斯科的目的就在于让他对西德使馆进行一次“扫除”。不过施维尔克曼在清除了大量克格勃埋放的的窃听器同时孩子气的向其逆向注入高频电流，这一招让另一端进行窃听的克格勃特工屡遭电击。
很显然施维尔克曼的孩子气行为坏了间谍圈的大家心照不宣各自使劲的“行规”，于是克格勃决定给他一点教训作为杀鸡儆猴。
西德大使在无奈之下干脆向苏联外交部挑明了此事，进行了强硬的交涉。不过介于克格勃的介入，尽管有大使出面施维尔克曼也不得不又被芥子气煎熬了两天后才得以飞往西德。
另外，即便是克格勃自己不亲自出手也不见得就会置身事外。号称冷战中最悬疑谋杀案的“保加利亚伞”事件中同样闪动着克格勃的影子，只是他们没有直接下手而已。
1978年9月7日伦敦街头，正在前往BBC上班途中的保加利亚著名流亡作家马尔科夫突然被一个过路人的雨伞尖碰了一下腿部，虽然腿部有点痛但是对方迅速道歉并且离去，马尔科夫也就没有留意更多。可是晚上回家后他就突发高烧并且迅速昏迷，在被送入伦敦一家医院4天后，马尔科夫不治身亡。
英国警方对马尔科夫的尸体解剖时候发现，在他的腿部肌肉里有一个直径大约1.5毫米的铂合金空心小球，而这个小球上还有两个极为微小的开孔。这个用微量蜡质封装的金属小球内部盛装了大约4毫克的蓖麻毒素，正是造成马尔科夫丧命的原因。
警方推断认为，那个不明过路人手中的雨伞应当是某种发射器，能够将这个金属小球射入马尔科夫体内。当装有蓖麻毒素的小球进入了马尔科夫体内后在人体组织的摩擦下蜡质被逐渐抹掉，蓖麻毒素就缓慢的进入了马尔科夫的体内使其中毒。
当苏东剧变发生后，英国警方迅速利用新上台的保加利亚政府亲西方的态度再次重启了调查活动。虽然截止今日调查仍然没有找到那个“不明路人”，但是他们在保加利亚内务部的特工机关中发现了成堆的特制雨伞。这些雨伞外表与正常雨伞并无不同，但是在伞尖部位有一个隐蔽的细小开口，中空的伞杆尾部则有装填金属小球的沟槽、压缩空气瓶和扳机。只要从伞柄出装入与杀死马尔科夫同样的金属小球，再扳动隐藏的扳机，压缩空气就会推动小球通过伞尖的开口射入目标人体。而这些杀人雨伞正是苏联克格勃当年向兄弟国家特工部门提供的援助物资中的一种。
冷战后苏联崩溃，大批克格勃高级官员叛变逃往西方，根据其中一些官员的回忆，当时保加利亚特工機关打算请求老大哥克格勃帮助“清除”活跃于BBC和自由欧洲电台等地的马尔科夫时候，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因为对此类行动抱有反感下令克格勃不得参与其中，但是碍于苏保两国关系，他批准可克格勃可以向保加利亚内务部提供一批此类行动所需的“特殊武器”。
情报活动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武器，因此世界上只要有条件的国家都会设立情报机关。但是因为国家战略和政治观念的不同，情报机关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具有扩张性的战略，那么他的情报机关必然会比较庞大而且活动频繁，手段也是多样化的。而如果国家战略是防御性的，那么情报机关就会规模比较精简并且对于自己活动方式有严格的限定。
克格勃之所以能够到了最后名声狼藉，从谢米恰斯内之后的历任主席最大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改善其公众形象，但是最终不仅在西方从来都是恶名昭彰，即便是苏联国内群众对其也少有好感。
这一点对比充分说明了，情报机关不能因为其秘密工作模式为主就不讲道德，类似于暗杀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能够痛快一时，但是最终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而且会让整个国家为其背书。
1917年当时俄国的形势错综复杂，在外部有德军不断的向彼得格勒逼近，沙皇军队的高级军官也不断的纠合自己的余部试图快速扑灭这场革命。在这场明争暗斗之中，推到了角落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方，为了急于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就不免重拾在俄罗斯政治斗争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最阴暗手段——暗杀。
从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领导成员就有三人遇刺。1918年6月20日，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刊物《红色报》的负责人米哈伊尔.沃洛达尔斯基在彼得格勒街头遇刺身亡。两个月后的8月，革命领袖列宁在莫斯科一家工厂向群众讲演时候，无政府主义分子卡普兰向他开枪将其打成重伤几乎危及生命，也就在同日“十月革命”重要领导者之一、时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的乌里茨基也遇刺身亡。革命领袖们尚且遭到如此高频率的刺杀，其他各地革命骨干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甚至许多到乡村执行“征集余粮”任务的工作队成员经常晚上外出时候会遭到冷枪袭击。
这种斗争形势中，作为苏维埃的“盾与剑”契卡组织当仁不让的继续冲在了第一线。原本在“十月革命”后一个月，列宁根据形势就作出判断，未来如果想保住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对于所有反革命力量采取“革命的恐怖”，他下令捷尔任斯基成立了一个专门“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来保卫苏维埃政权免受阴谋颠覆和镇压犯罪。这个委员会简称“契卡”，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苏联最大的安全情报组织——克格勃。
契卡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发挥积极主动精神，除了依靠工人群众的支持四处追捕反革命势力之外，还通过渗透等手段把美英等国外交官员参与的暗杀叛乱组织一网打尽。对于那些逃亡国外继续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势力，契卡也没有忽略放过他们，借着大量的“白俄”（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者）纷纷逃往他国的浪潮，契卡也顺势派遣了大量的情报人员前往，将红色政权警惕的眼光向世界各地延伸。
经历了这一番血雨腥风搏斗的契卡，不仅仅见识了反革命力量是如何暗杀的，更加洞察了和熟悉了暗杀是如何策划组织的，加之契卡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对反革命施加“革命的恐怖”，那么用反革命势力的同样手段在国外对待他们，在契卡领导人看来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段历史无疑对契卡及其后来继承者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克格勃暗杀案例
虽然对于契卡来说，利用暗杀方式消灭在国外的“苏维埃敌人”没有什么道德障碍，不同于在国内是安全保卫组织的身份，在国外的契卡是一个情报组织，如果刺杀行动闹得沸沸扬扬显然不利于自己在当地的生存，而且也会有损苏联的国家形象。这一点在格伯乌（契卡在1925年改名国家政治保卫局后的简称）人员对曾经的革命领袖之一、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刺杀行动中体现无疑。
托洛茨基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失败后被驱逐出苏联，不得不流亡墨西哥。介于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曾经的地位以及列宁战友的身份，他不仅是对联共（布）党内颇具影响，乃至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内都有相当的追随者。
在斯大林看来托洛茨基这个曾经潜入党内的敌人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显然比正在对峙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危险。既然是作为“苏维埃最危险敌人”，苏联政府显然认为就有了除掉他的“充分理由”，这一个任务当然交给了格伯乌。
可是在执行这个任务时候，格伯乌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招募了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共产党员拉蒙·梅尔卡德仅仅考虑到他能够接近托洛茨基，并没有认真考虑如何让他能够悄无声息的完成行动，结果他们既没有对梅尔卡德进行必要的特工手段训练，更是让梅尔卡德自行选择刺杀用的武器。
梅尔卡德也只是考虑了登山冰镐便于隐蔽携带接近托洛茨基并未考虑其效能，也没有周密规划行动的流程。在刺杀中梅尔卡德遭遇了托洛茨基的强力反抗，虽然最后他还是给托洛茨基造成了致命伤，可是也因此没有能够逃离，最后使得整个案情大白于天下。
冷战开始后，东西方两个阵营的高度对峙，无疑讓在对抗第一线的克格勃（格伯乌在1954年改组而来）对于此类行动做了更多谨慎的考虑。他们不仅开始对于执行刺杀行动的特工人员进行专门的训练，同样还专门设立了各种技术装备研究机构专司开发各种刺杀专用的特殊武器或者毒剂等等。
事实表明克格勃的这种努力没有白费，虽然众人纷纭认为克格勃搞了相当数量的暗杀活动，但是真正被切实揭露出来的不过是博格丹.史塔申斯基执行过的两次。这还是因为作为克格勃专业杀手之一的博格丹.史塔申斯基因为跟其德国妻子的婚姻遭到了克格勃的阻挠，因而心生不满最后叛逃到了联邦德国并且向当局自首。
出生于乌克兰的博格丹.史塔申斯基因为家庭成员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有牵连，被克格勃作为把柄将其控制，不得不在接受特工训练后担负杀手任务。当他摸清了这几个人物活动规律和生活环境之后，克格勃向其下达了进行暗杀的指令并且提供了专用的毒气钢笔手枪。
这种毒气钢笔手枪大约就是一个钢笔形状的钢管，只不过一端留出枪口另一端装有扳机。在其内部与扳机相连的是一枚装药量很小的无头子弹，中间是一个连接着活塞的连杆，靠近枪口一端则安装了一个装满氢氰酸液体的小玻璃瓶。当杀手将这支“钢笔”形状的手枪对准目标脸部的时候扣动扳机，子弹产生的燃气会推动活塞连杆猛的打破玻璃瓶，将剧毒的氢氰酸成雾状喷向目标。暗杀目标会因为猝不及防吸入毒雾瞬间倒地死去。 因为氢氰酸的特殊毒性，目标在死后的尸体解剖中会明显的呈现出心脏病发作自然死亡的特征，从而瞒过当地警方可能的调查。
因为毒气枪射程有限，使用者和目标距离很近所以同时也会多少吸入毒气，因此克格勃上级在训练史塔申斯基时候严厉叮嘱他必须提前服用解毒药，并且在使用后也要尽快的打破预先准备的装有解毒气体的玻璃瓶并且大口吸入。上级人员专门强调“我们不想你也被同时杀死，这样子两具尸体出现在现场必然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最先被他暗杀的是一个在慕尼黑创办了《乌克兰独立报》的流亡政治家列夫.利贝特。经过三天的守候，在1957年10月12日史塔申斯基看到利贝特独自一人走向了自己居住的公寓楼，他立即将用一份报纸将毒气枪卷了起来，装作若无其事的走进公寓。在走廊上，他故作若无其事的与利贝特擦肩而过的机会，将毒气枪对准利贝特的面部扣动了扳机。伴随不大的响声，一股不起眼的烟雾迅速扑到利贝特脸上，利贝特毫无反应就立即倒在了地上。火速离开现场的史塔申斯基找到僻静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上级的吩咐打破解毒气体瓶大口吸入，随后他将暗杀工具扔进了一条小河中。
两年后的1959年10月15日下午，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将曾经与纳粹德国合作统治过的乌克兰沦陷区的斯捷潘.班德拉在慕尼黑的住所门前暗杀。只是这次因为他担心班德拉日常总是带着保镖，克格勃给他提供了一支双管的毒气枪，结果联邦德国警方在对班德拉尸体进行检验时候发现了面部有微量的氢氰酸残留。
值得一提的是，利贝特的死一直都被认为是自然死亡，班德拉虽然被怀疑为遭暗杀但是也一直毫无证据。直到史塔申斯基的自首才真的揭开了事实真相。可见克格勃的暗杀“技术”确实有了不小的进步。
史塔申斯基的案件轰动一时，西方国家借此对苏联大加指责。虽然苏联尽力的否认与此事有所牵连，奈何实在是“铁证如山”最终只能缄口不言，一时间非常被动。
不过苏联的强硬也许只是面上，内里还是受到相当触动。在2003年流亡卡塔尔的车臣非法武装头目扬达尔比耶夫被汽车炸弹炸死后，俄联邦对外情报局（从克格勃分离出来的机构之一）发言人就表态，该机构在史塔申斯基案件之后就将负责此类行动的部门解散了。
那些“间接”暗杀工作
也许克格勃确实从班德拉案件之后收敛了此类行为，最少再无同样的暗杀行动曝光。但是这不代表着他和其他东欧国家就此立地成佛。只要有必要，克格勃还是乐于用近似手段“适当的教育”一下得罪过他们的人。
1964年9月，一位西德驻苏商务处三等秘书霍斯特 施维尔克曼在莫斯科郊外游览一个著名古迹修道院时候突然腿部被喷上了不明液体，迅速造成严重灼伤。被紧急送回使馆后，经过从美国使馆请来的医生检查发现，施维尔克曼腿部是被喷了芥子气毒剂，如果不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很可能危及生命。可以想象，在莫斯科随便把施维尔克曼送进哪家医院等着他的除了医生肯定还有克格勃的审讯人员。想把他送回西德治疗，唯一出售国际航班机票的莫斯科国际旅行社却微笑着回答所有国际航班机票“恰好”售完……
原来施维尔克曼是一个著名的反窃听专家，西德政府将其以商务处三秘身份派往莫斯科的目的就在于让他对西德使馆进行一次“扫除”。不过施维尔克曼在清除了大量克格勃埋放的的窃听器同时孩子气的向其逆向注入高频电流，这一招让另一端进行窃听的克格勃特工屡遭电击。
很显然施维尔克曼的孩子气行为坏了间谍圈的大家心照不宣各自使劲的“行规”，于是克格勃决定给他一点教训作为杀鸡儆猴。
西德大使在无奈之下干脆向苏联外交部挑明了此事，进行了强硬的交涉。不过介于克格勃的介入，尽管有大使出面施维尔克曼也不得不又被芥子气煎熬了两天后才得以飞往西德。
另外，即便是克格勃自己不亲自出手也不见得就会置身事外。号称冷战中最悬疑谋杀案的“保加利亚伞”事件中同样闪动着克格勃的影子，只是他们没有直接下手而已。
1978年9月7日伦敦街头，正在前往BBC上班途中的保加利亚著名流亡作家马尔科夫突然被一个过路人的雨伞尖碰了一下腿部，虽然腿部有点痛但是对方迅速道歉并且离去，马尔科夫也就没有留意更多。可是晚上回家后他就突发高烧并且迅速昏迷，在被送入伦敦一家医院4天后，马尔科夫不治身亡。
英国警方对马尔科夫的尸体解剖时候发现，在他的腿部肌肉里有一个直径大约1.5毫米的铂合金空心小球，而这个小球上还有两个极为微小的开孔。这个用微量蜡质封装的金属小球内部盛装了大约4毫克的蓖麻毒素，正是造成马尔科夫丧命的原因。
警方推断认为，那个不明过路人手中的雨伞应当是某种发射器，能够将这个金属小球射入马尔科夫体内。当装有蓖麻毒素的小球进入了马尔科夫体内后在人体组织的摩擦下蜡质被逐渐抹掉，蓖麻毒素就缓慢的进入了马尔科夫的体内使其中毒。
当苏东剧变发生后，英国警方迅速利用新上台的保加利亚政府亲西方的态度再次重启了调查活动。虽然截止今日调查仍然没有找到那个“不明路人”，但是他们在保加利亚内务部的特工机关中发现了成堆的特制雨伞。这些雨伞外表与正常雨伞并无不同，但是在伞尖部位有一个隐蔽的细小开口，中空的伞杆尾部则有装填金属小球的沟槽、压缩空气瓶和扳机。只要从伞柄出装入与杀死马尔科夫同样的金属小球，再扳动隐藏的扳机，压缩空气就会推动小球通过伞尖的开口射入目标人体。而这些杀人雨伞正是苏联克格勃当年向兄弟国家特工部门提供的援助物资中的一种。
冷战后苏联崩溃，大批克格勃高级官员叛变逃往西方，根据其中一些官员的回忆，当时保加利亚特工機关打算请求老大哥克格勃帮助“清除”活跃于BBC和自由欧洲电台等地的马尔科夫时候，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因为对此类行动抱有反感下令克格勃不得参与其中，但是碍于苏保两国关系，他批准可克格勃可以向保加利亚内务部提供一批此类行动所需的“特殊武器”。
“形象锅”国家背
情报活动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武器，因此世界上只要有条件的国家都会设立情报机关。但是因为国家战略和政治观念的不同，情报机关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具有扩张性的战略，那么他的情报机关必然会比较庞大而且活动频繁，手段也是多样化的。而如果国家战略是防御性的，那么情报机关就会规模比较精简并且对于自己活动方式有严格的限定。
克格勃之所以能够到了最后名声狼藉，从谢米恰斯内之后的历任主席最大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改善其公众形象，但是最终不仅在西方从来都是恶名昭彰，即便是苏联国内群众对其也少有好感。
这一点对比充分说明了，情报机关不能因为其秘密工作模式为主就不讲道德，类似于暗杀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能够痛快一时，但是最终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而且会让整个国家为其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