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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为社会的“寄生赘瘤”， 在否定了资本统治之后，国家还不能马上消除，还要保留一个时期。如果不能有效地抑制国家，克服它那种随时都在为“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提供条件的机制，那么，它就有可能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危害公有制和民主制，造成一个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新的统治阶级。
对于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如何发展公有经济，克服内生于其中的新兴官僚资本；如何健全民主法制，改造内存于其中的行政集权体制；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取代传统的官僚政治文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联合全世界劳动者，实现人类的劳动解放和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全球化时代最有挑战性的大课题，已经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在经济领域，坚持以公有制经济克服“新兴官僚资本”
马克思认为，建立公有经济，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经济，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中国的初级公有制经济是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的，第一批国有企业就是直接从旧官僚资本转化而来的。然而，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在公有制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却又从中滋生出了新的官僚资本，初级公有制经济也因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如果说旧官僚资本的失败，是因为其制度的腐败所造成的，那么，新兴官僚资本却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公有制和初级民主制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腐败而再生。它的勃起和膨胀，就像癌变一样，速度之快，20年的时间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私人资本三四百年的成就。据粗略估计，每年因官商勾结的腐败而掠夺的价值就达GDP的15%左右，相比之下，我国产业资本的销售额利润率最好也不过6%左右，产业资本的资本收益率也只有3%～4%。可见，新兴官僚资本势力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受益者，它们在商品流通和货币金融领域对资产的掠夺性再分配，是造成国家财政赤字恶化、银行坏账率居高不下、产业资本发展缓慢以至停滞萎缩、工人大规模下岗失业、农民撂荒外出，以及社会贫富严重两极分化等问题的最主要结构性因素。
“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系1923年瞿秋白(化名屈维它)在《前锋》杂志上发表的《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中首次使用。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将国民政府中的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之为官僚资本，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抗战中期，政府中部分主管财经事务大权的官员亦参与各种投资，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假公济私、化公为私，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终于引起了大后方人民的强烈不满，报刊舆论亦对此大张挞伐，并将他们所经营的企业也称之为官僚资本。
1946年，王亚南在其《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指出，官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原始积累形式，是在流通和金融领域中利用政治特权，以直接掠夺的方式进行的财产再分配。它从3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资本形态中产生出来，并在这3种资本形态中发展壮大。这3种资本形态分别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资本、官僚经营管理的国家资本和官僚支配的其他私人资本。
2004年，刘永佶在其《中国经济矛盾论》一书中指出，官僚资本已经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公有制经济的机体内部再生，并迅速膨胀。其再生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二是利用所谓“二元体制”及对经济的统制，进行倒卖批文和倒卖商品来牟取暴利；三是在特权保护下的走私；四是部分掌控“领导权”者和银行中的负责人操纵银行贷款，控制股票、期货等证券市场，以及操纵、垄断房地产市场，投机变卖“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等等。新兴官僚资本的存在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以家属、子女、亲戚或亲信名义开办公司；二是购买国债、股票等证券；三是以“外资”形式再投资国内，或独资，或“合资”；四是购买房产、地产，出租生财，等等。这些非法收入大部分都“洗净”并以合法形式出现。因此，关于新兴官僚资本的具体数据，几乎是永远不可能统计清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无法对它进行定性分析。事实上，在特权保护之下，新兴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官僚们仍在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并在不断地寻找和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官僚资本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得失关系，官僚资本所增加的，就是公有制经济所“流失”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官僚资本已经作为一股新的政治、经济势力，从我国的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机体中再生，这是一种异化。公有制经济与新兴官僚资本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公有制经济能否保持其主体地位，并不取决于新兴官僚资本对它的侵吞和损害，而是取决于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主导下的改革，使公有制经济的权利体系进一步完善，在克服新兴官僚资本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进而积极引导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和自由私有资本的发展。
在政治领域，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改造行政集权体制
行政集权体制，又简称官僚制，它是官僚资本再生的制度基础。官僚制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几乎在所有现代国家中都有其存在样式。实际上，官僚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政治体制之一，甚至在一些西方政治学家看来，官僚制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文章中，对官僚制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他认为，官僚制的存在是与社会大集团连接在一起的。官僚制将形式主义变成了目的本身，创造出一个知识等级制度，将知识转变成神话和私利，将各级官僚束缚在追逐升迁的官场中，并保证他们有着比他人更大的稳定收益和安全感。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世界的理性化就在于它的官僚化，即官僚制能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中获得长足发展。他还认为，官僚制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使行政法规约束以及要求知识作为决策基础成为了现代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应该称作集权官僚制社会，而与西方封建领主制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应该是春秋战国之前的周朝。可以说，我国的集权官僚制是同时期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完整和最稳定的政治系统。中国官僚政治的长期稳固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它具有一个统一而成熟的“政治指导思想”，即儒家道统思想体系，或曰官僚政治文化；二是它具有一个成熟而平衡的官僚统治体系，即集权官僚制。一切社会行为无不受到官的控制，一切社会生活无不打上官的烙印，注入了官僚政治文化的精神，即便是在21世纪的中国这种迹象仍未消失。在现代中国，改造和代替官僚制的新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但这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民主制，它仍然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集权制色彩。要真正发展、完善并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说，彻底改造和代替行政集权制，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是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可见，由官僚制即行政集权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对党的影响和危害有多么大。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其主要矛盾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抓住其主要矛盾，不仅能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的要害，而且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
在文化领域，坚持以社会主义文化取代“官僚政治文化”
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克服官僚政治文化。官僚政治文化被鲁迅称作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它实际上具有两种历史形态，或者说两个发展阶段，即集权官僚政治文化和资本官僚政治文化。其中，后者是前者的现代形态，是资本文化和官僚政治文化的混血儿。官僚政治文化在中国是最为突出和持久的，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对立面。官僚政治文化的现代形态即资本官僚政治文化，与现代官僚制一道，一方面生发着新兴官僚资本，另一方面又作为新兴官僚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中国官僚政治文化是由孔孟创始，并由秦汉及以后历代统治者和其麾下学者们维护、改造并贯彻于中国社会的统治意识。它的基本理论是儒家道统，并具体化为统治民众和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丰富内容，成为集权官僚制的灵魂。勿庸置疑，官僚政治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相当巨大的进步作用，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与官僚政治文化是统一的。但是，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官僚政治文化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作为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政治文化，可谓根深蒂固。
进入现代以来，虽然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但官僚政治文化以资本官僚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存活下来，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其实，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制度化建设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官僚政治文化的干扰。只要存在官僚体制，就会有不同形式的官僚政治文化作为其意识形态而存在，也就会有官僚资本势力产生的可能。“苏联模式”及其破产就是一个典型。
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与官僚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变种资本官僚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仍然是21世纪初中国文化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抽象发展，也是他对辩证法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规定。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忽视了官僚资本势力的变形和残存，把仍在中国具有先进性的自由资本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虽然晚年曾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界定“官僚资产阶级”，但仍不确切。而这样的规定，也必然导致民主革命对象的不明确，以及民主革命策略上的失误。尽管如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仍然认为：“在中国，毛泽东把对官僚主义的攻击作为发动那场涉及对各级官员进行系统撤换的文化大革命的理由。”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制度化建设之根据的中国宪法，在颁布50多年后的今天，其中所规定的公民选举权、言论权、结社权等个人民主权和个人自由权，依然不能完全得到落实。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被那些以“人民公仆”身份出现的、在国家公共权利机构任职的少数人以其“官主政治”所压制和破坏，他们在有恃无恐地大肆侵吞国有财产以形成其官僚资本的同时，又以各种借口和理由，如“民主种族论” “民主条件不成熟论”等来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能否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确立并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健全民主法制，以民主的权威克服官的权威，由此巩固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提高其素质觉悟，保障其个人权利和利益，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而且对于全人类的进步大局，亦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有赖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有机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场伟大而艰巨的社会变革，变革的主导是中国共产党，而主体就是亿万中国劳动人民。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就在于确立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树立和强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威。只有确立了这个根本，继续坚持和深化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的改革和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的发展，每个人才能切实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条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才能无愧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光荣称号。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责任编辑：常 晶]
对于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如何发展公有经济，克服内生于其中的新兴官僚资本；如何健全民主法制，改造内存于其中的行政集权体制；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取代传统的官僚政治文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联合全世界劳动者，实现人类的劳动解放和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全球化时代最有挑战性的大课题，已经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在经济领域，坚持以公有制经济克服“新兴官僚资本”
马克思认为，建立公有经济，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经济，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中国的初级公有制经济是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的，第一批国有企业就是直接从旧官僚资本转化而来的。然而，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在公有制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却又从中滋生出了新的官僚资本，初级公有制经济也因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如果说旧官僚资本的失败，是因为其制度的腐败所造成的，那么，新兴官僚资本却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公有制和初级民主制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腐败而再生。它的勃起和膨胀，就像癌变一样，速度之快，20年的时间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私人资本三四百年的成就。据粗略估计，每年因官商勾结的腐败而掠夺的价值就达GDP的15%左右，相比之下，我国产业资本的销售额利润率最好也不过6%左右，产业资本的资本收益率也只有3%～4%。可见，新兴官僚资本势力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受益者，它们在商品流通和货币金融领域对资产的掠夺性再分配，是造成国家财政赤字恶化、银行坏账率居高不下、产业资本发展缓慢以至停滞萎缩、工人大规模下岗失业、农民撂荒外出，以及社会贫富严重两极分化等问题的最主要结构性因素。
“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系1923年瞿秋白(化名屈维它)在《前锋》杂志上发表的《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中首次使用。他将洋务派经办的官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将官商合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之第二种”；将国民政府中的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称之为官僚资本，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抗战中期，政府中部分主管财经事务大权的官员亦参与各种投资，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假公济私、化公为私，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终于引起了大后方人民的强烈不满，报刊舆论亦对此大张挞伐，并将他们所经营的企业也称之为官僚资本。
1946年，王亚南在其《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指出，官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原始积累形式，是在流通和金融领域中利用政治特权，以直接掠夺的方式进行的财产再分配。它从3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资本形态中产生出来，并在这3种资本形态中发展壮大。这3种资本形态分别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资本、官僚经营管理的国家资本和官僚支配的其他私人资本。
2004年，刘永佶在其《中国经济矛盾论》一书中指出，官僚资本已经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公有制经济的机体内部再生，并迅速膨胀。其再生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二是利用所谓“二元体制”及对经济的统制，进行倒卖批文和倒卖商品来牟取暴利；三是在特权保护下的走私；四是部分掌控“领导权”者和银行中的负责人操纵银行贷款，控制股票、期货等证券市场，以及操纵、垄断房地产市场，投机变卖“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等等。新兴官僚资本的存在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以家属、子女、亲戚或亲信名义开办公司；二是购买国债、股票等证券；三是以“外资”形式再投资国内，或独资，或“合资”；四是购买房产、地产，出租生财，等等。这些非法收入大部分都“洗净”并以合法形式出现。因此，关于新兴官僚资本的具体数据，几乎是永远不可能统计清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无法对它进行定性分析。事实上，在特权保护之下，新兴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官僚们仍在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并在不断地寻找和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官僚资本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得失关系，官僚资本所增加的，就是公有制经济所“流失”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官僚资本已经作为一股新的政治、经济势力，从我国的初级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机体中再生，这是一种异化。公有制经济与新兴官僚资本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公有制经济能否保持其主体地位，并不取决于新兴官僚资本对它的侵吞和损害，而是取决于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主导下的改革，使公有制经济的权利体系进一步完善，在克服新兴官僚资本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进而积极引导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和自由私有资本的发展。
在政治领域，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改造行政集权体制
行政集权体制，又简称官僚制，它是官僚资本再生的制度基础。官僚制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几乎在所有现代国家中都有其存在样式。实际上，官僚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政治体制之一，甚至在一些西方政治学家看来，官僚制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文章中，对官僚制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他认为，官僚制的存在是与社会大集团连接在一起的。官僚制将形式主义变成了目的本身，创造出一个知识等级制度，将知识转变成神话和私利，将各级官僚束缚在追逐升迁的官场中，并保证他们有着比他人更大的稳定收益和安全感。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世界的理性化就在于它的官僚化，即官僚制能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中获得长足发展。他还认为，官僚制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使行政法规约束以及要求知识作为决策基础成为了现代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应该称作集权官僚制社会，而与西方封建领主制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应该是春秋战国之前的周朝。可以说，我国的集权官僚制是同时期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完整和最稳定的政治系统。中国官僚政治的长期稳固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它具有一个统一而成熟的“政治指导思想”，即儒家道统思想体系，或曰官僚政治文化；二是它具有一个成熟而平衡的官僚统治体系，即集权官僚制。一切社会行为无不受到官的控制，一切社会生活无不打上官的烙印，注入了官僚政治文化的精神，即便是在21世纪的中国这种迹象仍未消失。在现代中国，改造和代替官僚制的新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但这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民主制，它仍然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集权制色彩。要真正发展、完善并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就是说，彻底改造和代替行政集权制，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是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可见，由官僚制即行政集权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对党的影响和危害有多么大。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其主要矛盾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抓住其主要矛盾，不仅能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的要害，而且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
在文化领域，坚持以社会主义文化取代“官僚政治文化”
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克服官僚政治文化。官僚政治文化被鲁迅称作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它实际上具有两种历史形态，或者说两个发展阶段，即集权官僚政治文化和资本官僚政治文化。其中，后者是前者的现代形态，是资本文化和官僚政治文化的混血儿。官僚政治文化在中国是最为突出和持久的，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对立面。官僚政治文化的现代形态即资本官僚政治文化，与现代官僚制一道，一方面生发着新兴官僚资本，另一方面又作为新兴官僚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中国官僚政治文化是由孔孟创始，并由秦汉及以后历代统治者和其麾下学者们维护、改造并贯彻于中国社会的统治意识。它的基本理论是儒家道统，并具体化为统治民众和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丰富内容，成为集权官僚制的灵魂。勿庸置疑，官僚政治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相当巨大的进步作用，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与官僚政治文化是统一的。但是，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官僚政治文化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作为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政治文化，可谓根深蒂固。
进入现代以来，虽然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但官僚政治文化以资本官僚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存活下来，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其实，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制度化建设中，都存在着各种各样官僚政治文化的干扰。只要存在官僚体制，就会有不同形式的官僚政治文化作为其意识形态而存在，也就会有官僚资本势力产生的可能。“苏联模式”及其破产就是一个典型。
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文化与官僚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变种资本官僚政治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仍然是21世纪初中国文化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抽象发展，也是他对辩证法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规定。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忽视了官僚资本势力的变形和残存，把仍在中国具有先进性的自由资本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虽然晚年曾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界定“官僚资产阶级”，但仍不确切。而这样的规定，也必然导致民主革命对象的不明确，以及民主革命策略上的失误。尽管如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仍然认为：“在中国，毛泽东把对官僚主义的攻击作为发动那场涉及对各级官员进行系统撤换的文化大革命的理由。”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制度化建设之根据的中国宪法，在颁布50多年后的今天，其中所规定的公民选举权、言论权、结社权等个人民主权和个人自由权，依然不能完全得到落实。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被那些以“人民公仆”身份出现的、在国家公共权利机构任职的少数人以其“官主政治”所压制和破坏，他们在有恃无恐地大肆侵吞国有财产以形成其官僚资本的同时，又以各种借口和理由，如“民主种族论” “民主条件不成熟论”等来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能否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积极确立并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健全民主法制，以民主的权威克服官的权威，由此巩固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提高其素质觉悟，保障其个人权利和利益，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而且对于全人类的进步大局，亦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有赖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有机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场伟大而艰巨的社会变革，变革的主导是中国共产党，而主体就是亿万中国劳动人民。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就在于确立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树立和强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权威。只有确立了这个根本，继续坚持和深化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的改革和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的发展，每个人才能切实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条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才能无愧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光荣称号。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责任编辑：常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