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央为何如此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控？哪些领域存在风险点？该如何防控资产泡沫？就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近日专访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先生。
　　防控金融风险事关改革成败
　　《中国经济周刊》：从最近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看，风险防范一直受到高度重视。2012年指出“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2013年部署“着力防控债务风险，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2014年强调“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2015年部署的几大重点任务之一，也包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16年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您认为，中央为什么一直强调金融风险呢？
　　连平：中央一直以来都重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防范工作。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强调金融风险的政策思路，这与当前国际形势的演变以及国内金融业态不断丰富、金融创新不断增加的趋势是十分契合的。
　　由于与生俱来的杠杆特征和外部性，金融一旦爆发严重风险事件，其影响力较广，破坏力较强。当前国内正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际国内又面临着复杂的环境和诸多不确定性，更加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事关改革成败，尤为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请您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一下。
　　连平：在国际方面，欧洲经济格局正在重构，“黑天鹅湖”似在呈现;日本刺激政策效果极为有限且处于低速增长;主要的国际风险和不确定性来自美国。
　　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美国利率已步入加息轨道。从经济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增速在2016年三季度已突破3%，失业率也降到9年以来的新低4.6%，加之未来一年里特朗普就职后可能在减税及基建投资方面实施刺激计划，美国经济活跃度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美联储针对美国国内经济复苏的态度和货币政策收紧的步调，都会影响美国加息外部冲击的大小。美国政策调整对于我国的冲击又主要体现在汇率、利率预期、流动性等方面。当然特朗普对华实施限制性贸易政策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但这并不属于金融风险范畴。
　　在国内方面，尽管部分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一些企稳迹象，但M1增量构成结构中企业活期存款占比并不高，国内货币供给发生新变化中都可发现当期国内市场资金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偏好特征依然较强。民间投资增速处于低位和企稳回升缓慢，似可印证短期内资金回归“实体”积极性不高。
　　加之国内正处于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去产能”“去库存”任务艰巨。非金融企业和政府“去杠杆”虽已取得一些成效，但过去一段时间国内楼市和债市活跃，使得金融部门表外业务创新较快，居民部门杠杆率抬升。考虑到我国现在经济开放程度逐年提高，国内经济还承受着资本流出压力，种种困难下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风险都可能成为南美亚马逊河流域的那只蝴蝶，带来系统性风险隐患。
　　“排雷”才能保障金融体系平稳健康运行
　　《中国经济周刊》：那我们该如何准确地理解中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呢？感觉语气很重、决心很大。
　　连平：“处置一批风险点”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更加具体，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求实施的具体体现。
　　随着现代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金融主体因资金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形成复杂的金融体系。这与过去相对孤立、简单的金融体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风险传染性较过去明显增强、破坏力度显著加大。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都是现代金融危机的典型缩影。针对现代金融外部性和传染性较强的特征，必须要抓住重要风险点和环节进行防控，对一些存在重大隐患的风险点进行排除。形象比喻的话，就是“排雷”。只有及时将威胁安全的地雷起掉，才能保障金融体系平稳健康运行。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当前哪些领域存在亟须处置的风险点？
　　连平：国内当前需重点防控的风险领域分别为债市、股市、汇市。债市和股市作为国内资本市场主要的投融资渠道。两者和汇市的风险传染和对经济的影响机制有一定的差异。债市和股市的风险大多来自于部分投资机构、投资人激进地配置高杠杆可能带来价格大幅波动的市场风险。加之近年来国内市场羊群效应较强，股市、债市大幅波动的市场冲击力在增大。因此控制二级市场合理的杠杆率就是防控资本市场风险主要途径。当然债券还存在到期不能偿还的信用风险。
　　而汇市的影响机制主要由外汇价格变化进而对贸易和资本流动乃至于国内投资产生冲击。目前国际不确定因素较多和国内经济运行面临诸多困难相叠加，人民币阶段性贬值程度较大会导致其他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和投资信心的减弱。当前及未来的一段时间维持汇率在一个相对安全合理的区间波动也是风险防控的重点任务。
　　需要处置的风险点和隐患也大多在风险防控的重点领域，主要是一些可能对市场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的行为。比如利用“举牌”搞利益输送、虚假贸易隐匿资金外逃、中介服务机构违背职业操守等违法违规行为等等。
　　当前资产泡沫主要体现在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较高
　　《中国经济周刊》：资产泡沫一直是个热点话题，此次会议也提出“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您认为当前哪些领域存在资产泡沫现象？
　　连平：股市经历几轮调整，市场杠杆和泡沫已经大幅回归。而前一段时期借了利率下行东风的债市，近期也出现了幅度较大的向下调整，以至于一些非银金融机构出现资金紧张局面。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的格局下，债市缓慢进入向下调整去杠杆的轨道。
　　相比之下，部分城市主要是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较高，似乎是当前资产价格泡沫的主要表现。前期一些热点城市已经推出了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近期市场成交量也出现比较明显的萎缩。
　　未来防止楼市泡沫化尤应注重三个方面：一是在热点城市落实扩大供地的计划，以缓解存量土地出清周期过低的状况，引导预期合理回归;同时对土地出让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完善土拍机制，以减少高价地块出现。二是在差异化、精准化的分城市分区域施策的前提下，各地应增强政策相机抉择、双向调控的敏感度，避免市场大起大落。三是分批推进落地房产税和实现租赁等分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
　　《中国经济周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直是2016年热议的话题，此次会议也要求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请您分析一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连平：就监管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监管依据（法律、法规）、监管方法需要与时俱进。金融业的发展和现代互联网科技的介入，尽管近年来在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方面创新并不多，但依附于新技术的业务流程创新、平台创新飞速发展，大大增加了风险可能传染的范围和扩散速度。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后问题丛生即是个例证。
　　监管需要针对金融创新进一步完善以填补空白，监管方法则要更加强调统一协作监管，建立和完善监管共享信息数据库，加大日常监测和提前处置相关风险隐患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