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县、景县）人，西汉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今文经学创始人，承上启下的儒学宗师。
　　董仲舒自幼聪颖、勤奋好学，以至学通五经、义兼百家。汉景帝时任博士，开堂讲学、广授弟子。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及兴太学、重选举等建议，对汉代政治、文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一生著述颇丰，流传下来的有《春秋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中的《举贤良对策》。
　　毋以日月有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汉书·董仲舒传》）
　　授人以官时，不要根据当官时间的长短，而应该根据每个人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德行和才能来任职，量度他的才能授予他官职，根据他的德行决定他的位置。如此，就能做到清廉者与无耻之徒不同路，贤能者与不肖之徒不会混在一起。
　　选人用人导向犹如风向标，有什么样的考核标准，官员就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董仲舒认为，选官不应论资排辈，而应注重才德，这样才能有助于裁汰庸官，净化官场环境。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 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上天生养百姓，并不是为了君主，但上天设置君主，却是为了百姓。所以，德行足以使百姓生活安乐的，上天就会赋予他君主的位子；恶行足以伤害百姓的，上天就会将他君主的位子夺去。
　　“伸天仁民”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特色，他强调民本，较早地提出了关注民生、执政为民的主张。坚持民本理念，增强为民意识，永葆公仆本色，是现代从政者应有的执政理念。
　　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加之罚。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春秋繁露·考功名》）
　　有功劳的人要奖赏，有罪过的人要处罚，功劳大的奖赏多，罪过大的处罚重。对不能建立功勋的人，即使有贤能的名声，也不应该对他进行赏赐；对尽职尽责的人，即使有为人愚钝之名，也不应该对他进行处罚。也就是说，赏罚的施行要依据为政处事的实效，而不能只根据他的名声。
　　奖功惩过、赏罚分明，是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体现。通过赏功罚过可以树立典型、弘扬正气，鼓励先进者再接再厉，敦促后进者见贤思齐，从而营造履职尽责、务实创新的政治氛围。
　　君民者，贵孝悌而好仁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管理百姓的人，要以孝悌为贵并讲求礼仪，要重视仁爱廉洁而轻视财货私利。为官者如果切实做到了上面几点，则百姓就会听从官吏并多行善举。
　　为官者的道德人格对社会廉洁清明的风气以及和谐安定的局面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要“自厚其德”，注重加强道德修养，并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汉书·董仲舒传》）
　　汉朝建立政权并且想把国家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如今，我们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有利于更好地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就会得到上天给予的福禄。”为政措施能适合百姓的需求，自然会得到上天给予的福禄。
　　个人苟安一时，将使自身缺乏进取，陷入沉沦；国家墨守成规，将使国力衰疲，积贫积弱。大胆革新，与时俱进，才是国富民强的动力和手段。而革新的最终目标则是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人类诞生之后，就产生了义与利的观念，“利”用来滋养人的身体，“义”则用来滋养人的内心。内心得不到“义”的滋养就不会快乐，身体得不到“利”的滋养就不会安适。
　　对义与利关系的思考，不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今年7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韩国首尔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只有仁德而没有智慧，那么在施爱于人时就不能分辨好坏；只有智慧而没有仁德，那么智慧就不能发挥大的用处。所以仁者怀抱仁爱感化别人，智者利用智慧辨析利害。
　　从政者完美人格体现于仁与智的统一。关于这一思想，董仲舒还以“操利兵”“乘良马”的生动比喻，作了分析。没有仁，只有智，就犹如“狂而操利兵”，容易做出坏事来；没有智，只有仁，就会像“迷而乘良马”，达不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