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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会把它作为一个用来寻找他人的地标，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它会成为一个约会的地点”
大隐隐于市，是对北京城市雕塑的完美写照。
在众多艺术形式之中，城市雕塑是最能与生活空间有机结合的一种。不同于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美术馆里展示的绘画、音乐厅中奏响的乐章，城市雕塑散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可以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央，也可能隐藏在你家门口小公园的树荫下。
每天上班下班，无数北京人从城市雕塑旁经过，也许会忽略它们。但是，这一件件雕塑都曾历经艺术家精心的打磨，并在石料、钢材的特质中表达他们的思考。
城市雕塑沉默而克制的表达方式，并不影响它成为北京人生活中一种独特的存在。
一段段磅礴的国家史诗
很长时间以来，北京城市雕塑的重要功能是承载国家意志，总结国家历史，体现首都应有的气度和责任。
“很多人用电影来纪念，但是电影一场放完就过去了，而雕塑永远立在那里，不会消失也不怕风雨。”著名雕塑家曹春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现代雕塑起源于西方的古典雕塑。20世纪初，从西方学成归来的雕塑家创作了大量纪念碑式雕塑作品，现代雕塑才真正进入中国。
纪念碑式雕塑，往往伴随着政治活动而出现，表现出了统一的特点：一般是为了纪念某个特定的事件或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这成为北京城市雕塑的一大特征。
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件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大型城市雕塑，高达37.94米，近十层楼高，由17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它巨大的体量可以比肩建筑。
作为耗时十年的大项目，人民英雄纪念碑基本放弃了实用价值考虑，没有下置展览馆，也没有安装电梯。
但在雕塑行业内，这件集聚了全国精英力量的作品成为了难以跨越的里程碑。纪念碑的浮雕与碑文相互呼应，表现出了新中国的国家意志。
1958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包括人民大会堂、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在内的“十大建筑”，与之配套又创作了一批雕塑。
如今已八十岁的曹春生，当时参与了军事博物馆《官兵一致》《军民一家》和民族文化宫《民族大团结》浮雕等作品的雕刻。
这些雕塑分别表现出军民关系、民族关系、工人阶级风采等，有意识地和“十大建筑”自身的环境形成互动，更形象地传达出每个建筑所对应的纪念性意义——那是一段段磅礴的国家史诗，带有慷慨激昂的时代背景音。
“先在边边角角练兵”
上世纪80年代初，刘开渠等人在意大利、法国等地考察时发现，西方城市里经常散布着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雕塑。这一批老雕塑家回国后恰逢城市经济开始加速发展，于是决定将这种艺术形式移植到国内，并自创出“城市雕塑”这一国外没有的表达。
很快，“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和“首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小组”相继成立。
1984年，北京确定了“先在边边角角练兵”的计划，试点建造了几处城市雕塑。
其中，名为《读》《琴》《洁》的一组雕塑被政府选址于正义路，这是曹春生和同为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的司徒兆光、孙家钵合作的作品。与此前中央美院集体创作的“十大建筑”雕塑不同，这次他们想做几件轻松的雕塑小品，表现年轻人的学习、生活与劳动。
曹春生负责“生活”，他的作品是一个将古筝斜放在腿上弹奏的少女；孙家钵负责“劳动”，他做了一个年轻女清洁工手持扫把的站像；司徒兆光负责“学习”，用汉白玉雕出在闹市里捂着耳朵看书的女孩，这件雕塑落成后备受关注，还有人打趣——为什么偏要到马路上念书？
在正义路安静的绿荫里，这三件悠闲的人物塑像与环境融为一体，这正是曹春生设计雕塑的初衷：“这个环境不适合放太沉重的雕塑，表现人们在这里漫步、休息就很好。虽然外面很吵闹，但是绿地里面很安静。”
上世纪80年代，除了散见于街头的雕塑——如复兴门的《和平少女》和《海豚与人》，北京市还建立了石景山雕塑公园，这是全国第一个由政府出资、以雕塑为主题的公园。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委会副秘书长吴洪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随着改革开放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北京城市雕塑的纪念碑特质已逐渐淡化。
“这几十年国家和平发展，没有太多历史性的、悲壮的事情要用纪念性雕塑去呈现。在和平状态里，此类雕塑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更多的雕塑形式变成为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的生活增添美的感受，也就是公共艺术。”
当作为公共艺术的城市雕塑逐渐走入街道，其身上的纪念性也慢慢淡化，其功能转变为激活城市精神，为生活提供更多乐趣。
融入“百街百巷”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二十余年間，历经两届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亚运会与奥运会的两次雕塑集体创作等活动，北京城内的雕塑作品已越来越多。
据统计，北京目前有2500多座雕塑，这些雕塑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城六区，以石景山区最多，石景山雕塑公园和北京国际雕塑公园集合了大量的优秀城市雕塑作品。其次是朝阳区，在奥林匹克中心区、亚运村、红领巾公园等处也有很多雕塑。
在吴洪亮看来，北京城市雕塑的特点除了数量巨大，题材和表现形式也很丰富：既有具象的，又有抽象的；既有纪念性的，又有娱乐性、互动性的。
从材质上看，北京市既有众多使用传统材料的石雕、铜雕，也有以新的不锈钢，甚至亚克力、布料作为材料的雕塑。从形态上看，1999年竖立在建国门桥下的风动雕塑《风车》，代表了北京的一系列动态雕塑。
比起设计某一个标志性的雕塑，目前北京市更注重根据每条街道的具体情况，规划符合当地氛围的城市雕塑。 随着2017年北京市开始实施“百街百巷百社区”工程，在城市拆除违章建筑的同时，还将邀请设计师根据“百街百巷”各自的历史底蕴，设计出雕塑或者公共艺术品，让城市雕塑不再与周边环境脱节，成为合格的公共艺术。
唤醒城市的活力
2012年，望京的京密路与广顺南大街街口处出现一座巨大的熊猫雕塑，网络上对它的美观程度和阻碍交通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它进入周边居民的生活。
吴洪亮的家就在熊猫雕塑背后。“大家一定会把它作为一个用来寻找他人的地标，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它会成为一个约会的地点。”
在城市雕塑的功能已经发生转变的今天，吴洪亮希望能够重新思考这种公共艺术的作用，并希望政府能推广“公共艺术百分比加法”，为每个城市建设项目拿出百分之一的资金投入公共艺术建设，“扶持家门口、小区里的公共艺术，我觉得这比建立一个大剧院更加有用。”
在吴洪亮看来，城市雕塑可以对城市生活发挥重要的激活作用。
在他与雕塑相关的职业生涯中，2003年“非典”时期的环保雕塑展是非常重要的节点。
此前的2001年，他曾为了北京申奥而在王府井大街做过雕塑展览，但是部分市民并不认同和理解。“很多老百姓会问‘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放在这里？’等各种让我们觉得非常基础的问题。”吴洪亮说。
2003年，当“非典”阴云渐渐散去时，市政府的领导与王府井商业街的负责人又找到吴洪亮，希望在王府井大街举办一个环保雕塑展。
由于“非典”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当吴洪亮和助手白天到东安市场勘察场地时，整个道路竟然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在室外活动。他最终决定举办这场展览，并从全国各地紧急向北京调来雕塑作品。
吴洪亮坦承，由于时间等因素限制，展览的学术水平并不高。但他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的人群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多，成就感十足。
作为北京市在“非典”之后批准的第一个公共活动，环保雕塑展重新唤醒了这个城市的活力。
吴洪亮还注意到，这次雕塑展，再没有人向他提出类似2001年那样的问题了。
让雕塑讲好故事
虽然北京缺少像兰州的《黃河母亲》、广州的《五羊石像》那样可以代表城市精神的标志性雕塑作品，但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城市雕塑，因其对文化矛盾的巧妙展现而受到市民的喜爱。
皇城根遗址公园的一处雕塑，一个清朝打扮的老头站在长椅背后，看着穿着时尚的女孩使用着笔记本电脑，北京城所承载的传统皇城根文化和现代大都市气质，在这一座雕塑上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
实际上，雕塑应当成为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当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走过一件雕塑，可以通过雕塑给孩子讲一个与当地相关的故事，告诉孩子什么是美的，什么是民族精神。
老北京城的阜成门是驼队运煤进京的重要通道，又被称为“煤门”。随着老城门的拆除，这段历史也与现在的北京渐行渐远。2003年，北京市在阜成门边制作了一座雕塑《煤骆驼》，再现了两匹在运煤途中休息的骆驼，以及蹲在一旁吸旱烟的运煤人。
有市民惊喜地发现，“（雕塑所在的）那个位置正好是我爷爷原来的煤场。”一座雕塑，唤醒了人们特殊而温暖的城市记忆。
“当一段历史渐行渐远的时候，再次回顾与凝视，我们会从中体会到一个时代的脉动，其中的激情与静穆，荣耀与遗憾，都化为一首凝固的史诗，铭刻于史册之中。”吴洪亮说。
大隐隐于市，是对北京城市雕塑的完美写照。
在众多艺术形式之中，城市雕塑是最能与生活空间有机结合的一种。不同于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美术馆里展示的绘画、音乐厅中奏响的乐章，城市雕塑散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可以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央，也可能隐藏在你家门口小公园的树荫下。
每天上班下班，无数北京人从城市雕塑旁经过，也许会忽略它们。但是，这一件件雕塑都曾历经艺术家精心的打磨，并在石料、钢材的特质中表达他们的思考。
城市雕塑沉默而克制的表达方式，并不影响它成为北京人生活中一种独特的存在。
一段段磅礴的国家史诗
很长时间以来，北京城市雕塑的重要功能是承载国家意志，总结国家历史，体现首都应有的气度和责任。
“很多人用电影来纪念，但是电影一场放完就过去了，而雕塑永远立在那里，不会消失也不怕风雨。”著名雕塑家曹春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现代雕塑起源于西方的古典雕塑。20世纪初，从西方学成归来的雕塑家创作了大量纪念碑式雕塑作品，现代雕塑才真正进入中国。
纪念碑式雕塑，往往伴随着政治活动而出现，表现出了统一的特点：一般是为了纪念某个特定的事件或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这成为北京城市雕塑的一大特征。
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件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大型城市雕塑，高达37.94米，近十层楼高，由17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它巨大的体量可以比肩建筑。
作为耗时十年的大项目，人民英雄纪念碑基本放弃了实用价值考虑，没有下置展览馆，也没有安装电梯。
但在雕塑行业内，这件集聚了全国精英力量的作品成为了难以跨越的里程碑。纪念碑的浮雕与碑文相互呼应，表现出了新中国的国家意志。
1958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包括人民大会堂、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在内的“十大建筑”，与之配套又创作了一批雕塑。
如今已八十岁的曹春生，当时参与了军事博物馆《官兵一致》《军民一家》和民族文化宫《民族大团结》浮雕等作品的雕刻。
这些雕塑分别表现出军民关系、民族关系、工人阶级风采等，有意识地和“十大建筑”自身的环境形成互动，更形象地传达出每个建筑所对应的纪念性意义——那是一段段磅礴的国家史诗，带有慷慨激昂的时代背景音。
“先在边边角角练兵”
上世纪80年代初，刘开渠等人在意大利、法国等地考察时发现，西方城市里经常散布着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雕塑。这一批老雕塑家回国后恰逢城市经济开始加速发展，于是决定将这种艺术形式移植到国内，并自创出“城市雕塑”这一国外没有的表达。
很快，“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和“首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小组”相继成立。
1984年，北京确定了“先在边边角角练兵”的计划，试点建造了几处城市雕塑。
其中，名为《读》《琴》《洁》的一组雕塑被政府选址于正义路，这是曹春生和同为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的司徒兆光、孙家钵合作的作品。与此前中央美院集体创作的“十大建筑”雕塑不同，这次他们想做几件轻松的雕塑小品，表现年轻人的学习、生活与劳动。
曹春生负责“生活”，他的作品是一个将古筝斜放在腿上弹奏的少女；孙家钵负责“劳动”，他做了一个年轻女清洁工手持扫把的站像；司徒兆光负责“学习”，用汉白玉雕出在闹市里捂着耳朵看书的女孩，这件雕塑落成后备受关注，还有人打趣——为什么偏要到马路上念书？
在正义路安静的绿荫里，这三件悠闲的人物塑像与环境融为一体，这正是曹春生设计雕塑的初衷：“这个环境不适合放太沉重的雕塑，表现人们在这里漫步、休息就很好。虽然外面很吵闹，但是绿地里面很安静。”
上世纪80年代，除了散见于街头的雕塑——如复兴门的《和平少女》和《海豚与人》，北京市还建立了石景山雕塑公园，这是全国第一个由政府出资、以雕塑为主题的公园。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委会副秘书长吴洪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随着改革开放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北京城市雕塑的纪念碑特质已逐渐淡化。
“这几十年国家和平发展，没有太多历史性的、悲壮的事情要用纪念性雕塑去呈现。在和平状态里，此类雕塑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更多的雕塑形式变成为城市公共空间、为人们的生活增添美的感受，也就是公共艺术。”
当作为公共艺术的城市雕塑逐渐走入街道，其身上的纪念性也慢慢淡化，其功能转变为激活城市精神，为生活提供更多乐趣。
融入“百街百巷”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二十余年間，历经两届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展、亚运会与奥运会的两次雕塑集体创作等活动，北京城内的雕塑作品已越来越多。
据统计，北京目前有2500多座雕塑，这些雕塑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城六区，以石景山区最多，石景山雕塑公园和北京国际雕塑公园集合了大量的优秀城市雕塑作品。其次是朝阳区，在奥林匹克中心区、亚运村、红领巾公园等处也有很多雕塑。
在吴洪亮看来，北京城市雕塑的特点除了数量巨大，题材和表现形式也很丰富：既有具象的，又有抽象的；既有纪念性的，又有娱乐性、互动性的。
从材质上看，北京市既有众多使用传统材料的石雕、铜雕，也有以新的不锈钢，甚至亚克力、布料作为材料的雕塑。从形态上看，1999年竖立在建国门桥下的风动雕塑《风车》，代表了北京的一系列动态雕塑。
比起设计某一个标志性的雕塑，目前北京市更注重根据每条街道的具体情况，规划符合当地氛围的城市雕塑。 随着2017年北京市开始实施“百街百巷百社区”工程，在城市拆除违章建筑的同时，还将邀请设计师根据“百街百巷”各自的历史底蕴，设计出雕塑或者公共艺术品，让城市雕塑不再与周边环境脱节，成为合格的公共艺术。
唤醒城市的活力
2012年，望京的京密路与广顺南大街街口处出现一座巨大的熊猫雕塑，网络上对它的美观程度和阻碍交通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它进入周边居民的生活。
吴洪亮的家就在熊猫雕塑背后。“大家一定会把它作为一个用来寻找他人的地标，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它会成为一个约会的地点。”
在城市雕塑的功能已经发生转变的今天，吴洪亮希望能够重新思考这种公共艺术的作用，并希望政府能推广“公共艺术百分比加法”，为每个城市建设项目拿出百分之一的资金投入公共艺术建设，“扶持家门口、小区里的公共艺术，我觉得这比建立一个大剧院更加有用。”
在吴洪亮看来，城市雕塑可以对城市生活发挥重要的激活作用。
在他与雕塑相关的职业生涯中，2003年“非典”时期的环保雕塑展是非常重要的节点。
此前的2001年，他曾为了北京申奥而在王府井大街做过雕塑展览，但是部分市民并不认同和理解。“很多老百姓会问‘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放在这里？’等各种让我们觉得非常基础的问题。”吴洪亮说。
2003年，当“非典”阴云渐渐散去时，市政府的领导与王府井商业街的负责人又找到吴洪亮，希望在王府井大街举办一个环保雕塑展。
由于“非典”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当吴洪亮和助手白天到东安市场勘察场地时，整个道路竟然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在室外活动。他最终决定举办这场展览，并从全国各地紧急向北京调来雕塑作品。
吴洪亮坦承，由于时间等因素限制，展览的学术水平并不高。但他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的人群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多，成就感十足。
作为北京市在“非典”之后批准的第一个公共活动，环保雕塑展重新唤醒了这个城市的活力。
吴洪亮还注意到，这次雕塑展，再没有人向他提出类似2001年那样的问题了。
让雕塑讲好故事
虽然北京缺少像兰州的《黃河母亲》、广州的《五羊石像》那样可以代表城市精神的标志性雕塑作品，但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城市雕塑，因其对文化矛盾的巧妙展现而受到市民的喜爱。
皇城根遗址公园的一处雕塑，一个清朝打扮的老头站在长椅背后，看着穿着时尚的女孩使用着笔记本电脑，北京城所承载的传统皇城根文化和现代大都市气质，在这一座雕塑上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
实际上，雕塑应当成为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当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走过一件雕塑，可以通过雕塑给孩子讲一个与当地相关的故事，告诉孩子什么是美的，什么是民族精神。
老北京城的阜成门是驼队运煤进京的重要通道，又被称为“煤门”。随着老城门的拆除，这段历史也与现在的北京渐行渐远。2003年，北京市在阜成门边制作了一座雕塑《煤骆驼》，再现了两匹在运煤途中休息的骆驼，以及蹲在一旁吸旱烟的运煤人。
有市民惊喜地发现，“（雕塑所在的）那个位置正好是我爷爷原来的煤场。”一座雕塑，唤醒了人们特殊而温暖的城市记忆。
“当一段历史渐行渐远的时候，再次回顾与凝视，我们会从中体会到一个时代的脉动，其中的激情与静穆，荣耀与遗憾，都化为一首凝固的史诗，铭刻于史册之中。”吴洪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