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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审过去近10个月后，2010年8月31日，吉林省长春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前“吉林首富”范日旭共五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欺诈发行债券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以及单位行贿罪，并判处其无期徒刑，处罚357万元人民币。
随同法槌击碎的还有辉煌一时的“泛亚系”：曾由范日旭实际控制的吉林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三家上市公司及吉林泛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近10家公司。
“豪庄”往事
在“泛亚系”生死存亡之际的2006年12月，作为原本低调的幕后掌盘者，范日旭开始为翻盘寻找各种机会。
当月12日，在中关村，记者见到了落魄的“隐形豪庄”范日旭。由于当时其尚处于被通缉状态，见面地点多次更换，最终的交谈在街边一个破败小饭馆完成。此前“泛亚系”已在资本市场风起云涌，早于“德隆系”成名，意气风发的范日旭曾一度给唐万新“抓药方”。此番落难之后，与记者会面时范氏冬日单衣，已然落魄。
1951年，范日旭出生在长春市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有一兄一妹。初中没毕业，范日旭就去插队。其间，他非常崇拜林彪，亦非常“革命”。退伍后，范日旭进入吉林缝纫机厂，第一个工种是翻砂工。这是工厂里最累的一个工种，退伍军人范日旭本不至于干这个，但这是“他自己要求的，说要在基层锻炼自己”。
其间，范日旭在职工食堂墙角邂逅了第一任妻子孙健。孙健颇有想法，后来成为范日旭事业上的得力助手，为吉林白山航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北方民航机场设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
离开缝纫机厂时，范日旭开口向30多个朋友借钱，每人一小点，凑了2万元开了一个小饭馆。多年以后，他多次向手下提起这段经历称，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集资。后来，因瞅准商机播放不雅录像带，范日旭的录像厅被警方突击检查，他被迫南下坐船到海南，人生由此峰回路转。
1988年，海南正式设省，百万民众拥向海南“淘金”。范日旭的第一笔生意，是与当地一名老妇签下无本协议；租下6间平房但是不支付租金，6年后归还24间房。拿到租房合同后，范日旭在平房上面加盖三层，房子变成24间，6年收租金80万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类似的无本买卖为范日旭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其后他在海南开办出租车公司以及坐庄炒作深市纺织板块时，延续了这种冒险精神与孤注一掷的风格。事实上，跟范日旭同时代的庄家，依靠炒作股票发家者比比皆是，其中“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为耀眼。
范日旭发迹后就想着要回老家改变家乡面貌。上世纪90年代初，他回到长春发展。与昔日录像厅老板日夜担心被查的待遇不同，手握股份公司的巨额资金，投资豪客范日旭得以与一些稀缺资源走得很近。
当时许多企业对上市并不了解，范日旭选择的第一个出手对象是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单位——长春缝纫机厂，该厂后来归属于吉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后者经改造于1993年年底上市，并由范日旭实际控制。
公开资料显示，范日旭在这一时期至少控制有3家上市公司。此外，他还至少拥有一家信托投资公司——长春市农行信托公司(泛亚信托的前身)。
之所以说“至少”，是因为范日旭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警觉。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资金意图，范日旭已基本不担任惹人注意的董事长、总经理等职位，且从不在合约上签字，多由手下代劳。因此，其资产布局秘不可闻。
在资本市场上，范日旭还有一个创举，他设立了很多隐秘的“蓄水池”公司。所谓“蓄水池”，是指控制与实际运营公司不相关的公司，用于存放资产，以免实际运行过程中因债权债务被冻结，而损失资产。此外，这类“蓄水池”公司还有在公司上市、重组过程注入资金的远期任务。
官商协议
据与范日旭亲近的人士介绍，1992年，长春市政府到海南招商引资，找到了范日旭。当时的吉林省体育馆修建于建国前日据时期，已经破败。吉林为在1999年召开第九届全国冬运会，硬件设施必须达标。
当时，范日旭与政府的关系甚为密切。他作为实际出资者，斥资数亿元，耗时4年，完成了为第六届冬运会而建的长春五环体育馆的建设，堪称为长春市贡献最大的商人。
而作为回报，长春市政府和范日旭1993年曾签署“6·18协议”，约定把长春市体委所使用的五块地，交给范日旭旗下公司滚动开发，所形成利润抵补其在五环体育馆的投入。此计划如能实施，在未来的五块地开发中，范有望收获至少3亿元利润。
1998年7月，吉林省政府陷入一场“债券风波”。吉林省联合置业公司无法兑付约2000万元的到期债券，其法人代表杨彪也涉嫌犯罪被捕。众多债权人索债无门，拥向政府上访。唯恐事态扩展，当时的吉林省政府计划委员会求助银行无果，想到了当时吉林省最大的民营资本家范日旭。
时任吉林省计委财政金融处处长的高应坤(另案处理)找到范日旭，希望范出资收拾联合置业的残局，支付到期债券本息2300万元，条件是省计委同意范的公司以“发新还旧”的方式发行债券，但商谈无果。
后来，高应坤提出以联合置业在吉林省国投持有的3000万股份做抵押发债，获得范的同意。据高应坤供述，1998年9月，双方最初谈妥的发债额是5000万元。当年10月14日，在范的要求下，高应坤提高了发债额度，现场签批了6000万元的发债批准书，由泛亚信托公司发行。发债人则是范日旭所控制的长顺公司。
此后，范日旭多次以长顺公司建设项目为由，让财务人员编造虚假申报材料，从省计委高应坤处再获批共计6000万元的发债额度。省计委的工作人员作证称，当时并不知道长顺公司此前已获得6000万元的发债额度。经高应坤审批，范氏的长顺公司共获发债1.2亿元。
长顺公司只是范日旭申请发债的工具之一，白航公司也充当着同样角色。范日旭前妻孙健是原白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在高应坤的照顾下，从1999年至2001年，范日旭和孙健商定用伪造虚假的白航公司财务数据向省计委申发企业债券均获得批准，获批“发新还旧”的债券共计1.9亿元。
大规模发债已经远远超出长顺公司和白航公司的支付实力。2001年11月，长顺公司9000万元的企业债券到期后，只兑付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债券本息无力兑能，引发了债权人集体上访。
如今，范氏昔日为应付资金链危局进行的资本操作，悉数被认定为构成犯罪。
不过，范日旭在供述中表示，这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工作才发债，即为解救联合置业的困局以及填补因建设五环体育馆而产生的资金缺口。据范日旭预期，如果吉林省政府按约履行“6·18协议”，则是可以兑付到期债券的。
但是，长春市政府在2001年突然将 “6·18协议”约定置换给范日旭的土地，停止开发。范日旭的计划骤然折戟。
范日旭供述，其发行企业债券所获资金；部分用于五环公司，部分用于支付债券利息，另外还用于投资股市。范还称，由于债券成本很高，所以只能选择到期发新还旧，年年顺延，以等待政府落实“6·18协议”。但该协议至今没落实。
“泛亚系”沉浮
业界把范氏所经营的公司统称为“泛亚系”。泛亚信托的兴衰与范日旭个人命运的沉浮呈现相仿的曲线，其转折点都恰逢金融业改革的新政。
1995年，央行要求商业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彻底脱钩，实行分业管理。原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市信托投资公司被剥离转让，被范日旭以旗下四家公司的名义收购，更名为吉林泛亚信投资有限公司。
泛亚信托成立后，即成为范为自己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的平台。从1998年到2001年，仅仅白航公司和长顺公司就通过泛亚信托发行了3亿多元债券。
泛亚信托的顺景持续三年后，又迎来信托业的清理整顿工作。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信托投资公司重新登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的门槛是实收注册资本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
泛亚信托成立之初，其注册资金仅有5000万元。据法院判决认定，2002年，范日旭为使泛亚信托达到这一要求，曾进行虑假出资。
而在众多问题信托公司被清理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泛亚信托得以存留，其背后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但是，趟过这一风波的范日旭还面临新的挑战。2001年，央行还发文叫停以“发新还旧”的方式发行企业债券。范氏的资金来源遭遇狭路，其旗下公司因到期债务无法偿还，屡屡被起诉。
而信托业整顿还在继续。2003年，信托业不能再继续经营债券业务，范日旭想到了债券转信托的方式，通过泛亚信托理财中心发行信托计划获取资金。2003年9月，泛亚信托设立“吉林泛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中心”，以5.1％的年收益率，共发行逾1亿元的信托计划。
此后，吉林银监局曾发文认定，泛亚信托在未经银监局审批的情况下擅自设立信托构成违规。但是并没有实际的处罚措施。范日旭在供述中称，因为银监局清楚，这涉及他和省政府之间的问题。
最终导致范日旭案发的事件则是其在生意场上最后一次豪举——筹建银通证券公司。在信托和证券分业经营政策确定后，范日旭要保留泛亚信托，须出让证券营业部或者组建证券公司。范日旭选择了后者。他成功获得被停业整顿的北京中兴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所属6家营业部的托管权。此后，又控制焦作市信托投资公司数家证券营业部。
2002年11月，泛亚信托向证监会申请设立银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年底获得同意。但是，后来因为中兴信托出现大额挪用保证金事件和保证金爆仓事件，证监会调查发现，泛亚信托、中兴信托、焦作信托三家公司之间出现相互资金调拨、挪用大额资金、业务违规等问题。筹建中的银通证券因此夭折。
2005年12月17日，泛亚信托正式提出不再进行银通证券的组建工作，也不要中兴信托下面的6家营业部，并要求对银通证券筹建中的财务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审计结果表明，上述6家证券部亏空2.6亿元。
而2005年之后的三年是债券兑付高潮期。2005年新一届吉林省政府上台，范日旭曾前往要求土地兑付，其在庭审时称，“过去他们找我，我躲起来，现在我找他们，他们躲起来。”
2005年年底，因母亲病重，范日旭前往美国，外界传言其携1.5亿元外逃。在“泛亚工作组”进驻泛亚信托的2006年10月，相关到期债券开始无法兑付。为澄清自己未携款潜逃，也为解决债券到期兑付问题，范日旭回国。
2007年10月25日，范日旭被吉林省公安厅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因涉嫌欺诈发行公司债券、单位行贿罪，被执行逮捕。
经过公安机关两次补充侦查，检察院三次提请延期审理，被羁押了两年多的范日旭等10名被告人于2009年11月18日在长春中院受审。到2010年8月最后一天，他们迎来了法院的一审判决。
一审宣判后，范日旭和孙健均表示不服，要求上诉。案卷堆积、人陷囹圄，昔日“东北首富”的故事只剩下黯然的谢幕。
果敢、赌性、豪情、理想化，这是范日旭以及同时代资本玩家的特征。在资本史上，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有实业梦想，却陷入资本漩涡不能自拔，他们发迹于资本，又毁灭于资本之手，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他们被梦想带入政治与资本的夹缝之中，在夹缝中生存的他们，要么远走他乡，要么身陷囹圄。
随同法槌击碎的还有辉煌一时的“泛亚系”：曾由范日旭实际控制的吉林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三家上市公司及吉林泛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近10家公司。
“豪庄”往事
在“泛亚系”生死存亡之际的2006年12月，作为原本低调的幕后掌盘者，范日旭开始为翻盘寻找各种机会。
当月12日，在中关村，记者见到了落魄的“隐形豪庄”范日旭。由于当时其尚处于被通缉状态，见面地点多次更换，最终的交谈在街边一个破败小饭馆完成。此前“泛亚系”已在资本市场风起云涌，早于“德隆系”成名，意气风发的范日旭曾一度给唐万新“抓药方”。此番落难之后，与记者会面时范氏冬日单衣，已然落魄。
1951年，范日旭出生在长春市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有一兄一妹。初中没毕业，范日旭就去插队。其间，他非常崇拜林彪，亦非常“革命”。退伍后，范日旭进入吉林缝纫机厂，第一个工种是翻砂工。这是工厂里最累的一个工种，退伍军人范日旭本不至于干这个，但这是“他自己要求的，说要在基层锻炼自己”。
其间，范日旭在职工食堂墙角邂逅了第一任妻子孙健。孙健颇有想法，后来成为范日旭事业上的得力助手，为吉林白山航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北方民航机场设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
离开缝纫机厂时，范日旭开口向30多个朋友借钱，每人一小点，凑了2万元开了一个小饭馆。多年以后，他多次向手下提起这段经历称，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集资。后来，因瞅准商机播放不雅录像带，范日旭的录像厅被警方突击检查，他被迫南下坐船到海南，人生由此峰回路转。
1988年，海南正式设省，百万民众拥向海南“淘金”。范日旭的第一笔生意，是与当地一名老妇签下无本协议；租下6间平房但是不支付租金，6年后归还24间房。拿到租房合同后，范日旭在平房上面加盖三层，房子变成24间，6年收租金80万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类似的无本买卖为范日旭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其后他在海南开办出租车公司以及坐庄炒作深市纺织板块时，延续了这种冒险精神与孤注一掷的风格。事实上，跟范日旭同时代的庄家，依靠炒作股票发家者比比皆是，其中“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为耀眼。
范日旭发迹后就想着要回老家改变家乡面貌。上世纪90年代初，他回到长春发展。与昔日录像厅老板日夜担心被查的待遇不同，手握股份公司的巨额资金，投资豪客范日旭得以与一些稀缺资源走得很近。
当时许多企业对上市并不了解，范日旭选择的第一个出手对象是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单位——长春缝纫机厂，该厂后来归属于吉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后者经改造于1993年年底上市，并由范日旭实际控制。
公开资料显示，范日旭在这一时期至少控制有3家上市公司。此外，他还至少拥有一家信托投资公司——长春市农行信托公司(泛亚信托的前身)。
之所以说“至少”，是因为范日旭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警觉。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资金意图，范日旭已基本不担任惹人注意的董事长、总经理等职位，且从不在合约上签字，多由手下代劳。因此，其资产布局秘不可闻。
在资本市场上，范日旭还有一个创举，他设立了很多隐秘的“蓄水池”公司。所谓“蓄水池”，是指控制与实际运营公司不相关的公司，用于存放资产，以免实际运行过程中因债权债务被冻结，而损失资产。此外，这类“蓄水池”公司还有在公司上市、重组过程注入资金的远期任务。
官商协议
据与范日旭亲近的人士介绍，1992年，长春市政府到海南招商引资，找到了范日旭。当时的吉林省体育馆修建于建国前日据时期，已经破败。吉林为在1999年召开第九届全国冬运会，硬件设施必须达标。
当时，范日旭与政府的关系甚为密切。他作为实际出资者，斥资数亿元，耗时4年，完成了为第六届冬运会而建的长春五环体育馆的建设，堪称为长春市贡献最大的商人。
而作为回报，长春市政府和范日旭1993年曾签署“6·18协议”，约定把长春市体委所使用的五块地，交给范日旭旗下公司滚动开发，所形成利润抵补其在五环体育馆的投入。此计划如能实施，在未来的五块地开发中，范有望收获至少3亿元利润。
1998年7月，吉林省政府陷入一场“债券风波”。吉林省联合置业公司无法兑付约2000万元的到期债券，其法人代表杨彪也涉嫌犯罪被捕。众多债权人索债无门，拥向政府上访。唯恐事态扩展，当时的吉林省政府计划委员会求助银行无果，想到了当时吉林省最大的民营资本家范日旭。
时任吉林省计委财政金融处处长的高应坤(另案处理)找到范日旭，希望范出资收拾联合置业的残局，支付到期债券本息2300万元，条件是省计委同意范的公司以“发新还旧”的方式发行债券，但商谈无果。
后来，高应坤提出以联合置业在吉林省国投持有的3000万股份做抵押发债，获得范的同意。据高应坤供述，1998年9月，双方最初谈妥的发债额是5000万元。当年10月14日，在范的要求下，高应坤提高了发债额度，现场签批了6000万元的发债批准书，由泛亚信托公司发行。发债人则是范日旭所控制的长顺公司。
此后，范日旭多次以长顺公司建设项目为由，让财务人员编造虚假申报材料，从省计委高应坤处再获批共计6000万元的发债额度。省计委的工作人员作证称，当时并不知道长顺公司此前已获得6000万元的发债额度。经高应坤审批，范氏的长顺公司共获发债1.2亿元。
长顺公司只是范日旭申请发债的工具之一，白航公司也充当着同样角色。范日旭前妻孙健是原白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在高应坤的照顾下，从1999年至2001年，范日旭和孙健商定用伪造虚假的白航公司财务数据向省计委申发企业债券均获得批准，获批“发新还旧”的债券共计1.9亿元。
大规模发债已经远远超出长顺公司和白航公司的支付实力。2001年11月，长顺公司9000万元的企业债券到期后，只兑付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债券本息无力兑能，引发了债权人集体上访。
如今，范氏昔日为应付资金链危局进行的资本操作，悉数被认定为构成犯罪。
不过，范日旭在供述中表示，这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工作才发债，即为解救联合置业的困局以及填补因建设五环体育馆而产生的资金缺口。据范日旭预期，如果吉林省政府按约履行“6·18协议”，则是可以兑付到期债券的。
但是，长春市政府在2001年突然将 “6·18协议”约定置换给范日旭的土地，停止开发。范日旭的计划骤然折戟。
范日旭供述，其发行企业债券所获资金；部分用于五环公司，部分用于支付债券利息，另外还用于投资股市。范还称，由于债券成本很高，所以只能选择到期发新还旧，年年顺延，以等待政府落实“6·18协议”。但该协议至今没落实。
“泛亚系”沉浮
业界把范氏所经营的公司统称为“泛亚系”。泛亚信托的兴衰与范日旭个人命运的沉浮呈现相仿的曲线，其转折点都恰逢金融业改革的新政。
1995年，央行要求商业银行与所属信托投资公司彻底脱钩，实行分业管理。原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市信托投资公司被剥离转让，被范日旭以旗下四家公司的名义收购，更名为吉林泛亚信投资有限公司。
泛亚信托成立后，即成为范为自己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的平台。从1998年到2001年，仅仅白航公司和长顺公司就通过泛亚信托发行了3亿多元债券。
泛亚信托的顺景持续三年后，又迎来信托业的清理整顿工作。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信托投资公司重新登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的门槛是实收注册资本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
泛亚信托成立之初，其注册资金仅有5000万元。据法院判决认定，2002年，范日旭为使泛亚信托达到这一要求，曾进行虑假出资。
而在众多问题信托公司被清理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泛亚信托得以存留，其背后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但是，趟过这一风波的范日旭还面临新的挑战。2001年，央行还发文叫停以“发新还旧”的方式发行企业债券。范氏的资金来源遭遇狭路，其旗下公司因到期债务无法偿还，屡屡被起诉。
而信托业整顿还在继续。2003年，信托业不能再继续经营债券业务，范日旭想到了债券转信托的方式，通过泛亚信托理财中心发行信托计划获取资金。2003年9月，泛亚信托设立“吉林泛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中心”，以5.1％的年收益率，共发行逾1亿元的信托计划。
此后，吉林银监局曾发文认定，泛亚信托在未经银监局审批的情况下擅自设立信托构成违规。但是并没有实际的处罚措施。范日旭在供述中称，因为银监局清楚，这涉及他和省政府之间的问题。
最终导致范日旭案发的事件则是其在生意场上最后一次豪举——筹建银通证券公司。在信托和证券分业经营政策确定后，范日旭要保留泛亚信托，须出让证券营业部或者组建证券公司。范日旭选择了后者。他成功获得被停业整顿的北京中兴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所属6家营业部的托管权。此后，又控制焦作市信托投资公司数家证券营业部。
2002年11月，泛亚信托向证监会申请设立银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年底获得同意。但是，后来因为中兴信托出现大额挪用保证金事件和保证金爆仓事件，证监会调查发现，泛亚信托、中兴信托、焦作信托三家公司之间出现相互资金调拨、挪用大额资金、业务违规等问题。筹建中的银通证券因此夭折。
2005年12月17日，泛亚信托正式提出不再进行银通证券的组建工作，也不要中兴信托下面的6家营业部，并要求对银通证券筹建中的财务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审计结果表明，上述6家证券部亏空2.6亿元。
而2005年之后的三年是债券兑付高潮期。2005年新一届吉林省政府上台，范日旭曾前往要求土地兑付，其在庭审时称，“过去他们找我，我躲起来，现在我找他们，他们躲起来。”
2005年年底，因母亲病重，范日旭前往美国，外界传言其携1.5亿元外逃。在“泛亚工作组”进驻泛亚信托的2006年10月，相关到期债券开始无法兑付。为澄清自己未携款潜逃，也为解决债券到期兑付问题，范日旭回国。
2007年10月25日，范日旭被吉林省公安厅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因涉嫌欺诈发行公司债券、单位行贿罪，被执行逮捕。
经过公安机关两次补充侦查，检察院三次提请延期审理，被羁押了两年多的范日旭等10名被告人于2009年11月18日在长春中院受审。到2010年8月最后一天，他们迎来了法院的一审判决。
一审宣判后，范日旭和孙健均表示不服，要求上诉。案卷堆积、人陷囹圄，昔日“东北首富”的故事只剩下黯然的谢幕。
果敢、赌性、豪情、理想化，这是范日旭以及同时代资本玩家的特征。在资本史上，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有实业梦想，却陷入资本漩涡不能自拔，他们发迹于资本，又毁灭于资本之手，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他们被梦想带入政治与资本的夹缝之中，在夹缝中生存的他们，要么远走他乡，要么身陷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