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祸不单行。150余年历史的《纽约时报》频频传出丑闻：5月11日自报家丑，布莱尔制造了假新闻；接着，普利策奖得主布拉格也递交了辞呈；6月5日，执行总编雷恩斯和编辑主任博伊德辞职；最近，又因记者杜兰蒂当年对1932年~1933年乌克兰饥荒的失实报道而有可能被撤销普利策奖。人们不禁要问：《纽约时报》怎么了?我们该相信谁?
　　 今年3月美伊激战正酣之际，《纽约时报》有这样一条描绘美国女兵林奇被俘后获救的新闻：林奇的父亲“站在门廊上远眺种植烟草的田地和放养牛羊的牧场，声音哽咽了”。鲜活的场面和煽情的描述曾让无数读者动容。而5月11日，当《纽约时报》自报家丑，用大量篇幅报道了该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多年来肆意杜撰抄袭新闻的劣迹，世人才知道林奇家既没有种烟草，也没有牧场，林奇家人根本没有接受过该记者的采访。在业已公布的数据中，包括这条新闻在内的36条新闻被证实“存在问题”，而这仅仅是去年10月份以来布莱尔的作假记录。事实上，1998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的布莱尔总共为《纽约时报》写了700余篇报道。几乎在同一时间，全球的学者、受众和具有良知与操守的新闻工作者都在以惊异的眼光关注事件的同时，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媒介技术空前发达的时代，新闻谎言没有消失，即使是在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国度。
　　
　　“全能冠军”媒体的造假案
　　
　　杰森·布莱尔新闻造假丑闻一出，举国震惊，舆论为之哗然。众所周知，有着152年历史的《纽约时报》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是美国主流媒体的典范，是美国政治、经济精英人士的必读报纸，曾以在越战中披露白宫作战方案、维护公众知情权而著称。面对着对手《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指责以及民众的声讨，《纽约时报》痛苦地承认，这个“造假王”已经让该报的信誉降到了历史低点。《纽约时报》发行人苏兹贝格向读者表示歉意，并称该事是“极丢脸的事”，“毁掉了报纸与读者之间的互信”。
　　
　　布莱尔何以能在有着152年清誉的《纽约时报》屡屡得手，以信用著称的美国社会何以会发生这种事件?《纽约时报》的解释是由于布莱尔高明的骗术以及报社管理层监管不力。
　　然而，在一个“诚实”被富兰克林视为第一美德的美国社会中，在一个将“真实”视为生命的新闻行业里，这个解释是不是太简单了?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纽约时报》或者其他媒体的报道就没有搀杂着虚假、片面的信息呢?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美国社会浩如烟海的信息不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呢?
　　
　　全球传播时代的谎言
　　
　　让人们大跌眼镜的是，布莱尔东窗事发不久，《纽约邮报》的著名特邀撰稿人又爆出偷梁换柱抄袭其他媒体的丑闻，好在也高姿态地坦诚认错，向读者致歉。然而，更让人心生困惑的是，就连美国的军方也受到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质疑。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经过调查发现，五角大楼及其下属向媒体所介绍的女兵林奇被解救的经过含有大量事后杜撰和添枝加叶的嫌疑。这样一来，从媒体到政府岂不是都不值得相信了吗?
　　好事者更愿意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美国众多上市公司的作假案，安然、世通等大公司正是勾结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以及律师事务所等本应为社会提供准确、全面、及时的上市公司信息的中介服务机构，进行错误的、虚假的、片面的信息披露，造成了对广大股民的误导，最终导致公司的信用丧失和股票崩盘。
　　再联想起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的“说谎”。贵为一国总统的克林顿，在“拉链门事件”发生后，多次在电视镜头前向议员和民众说谎——哪怕是在对上帝发誓后……遵照先前精心设计的媒体议程，克林顿才通过媒体向全国的民众袒露真情。然而，接踵而至的科索沃战争又制造了“战争出英雄”的神话，民众很快忘记了一个说谎者，心中只留存了那位魅力十足的“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了。推而言之，在战争中又有多少媒体的报道与现场的实情大相径庭，恐怕就连身在其中的记者也难以辨析，但是却身不由己地参加了一场造假的战争游戏。就如一位退休多年的资深战地记者所言：“媒体没有报道过的战争，就没有发生；被媒体报道过的战争，很可能也并不是那么回事!”
　　全球传播时代虽然被称做是“纸包不住火”的时代，撒谎的人迟早会被戳穿，这或许使民众过于乐观，而且过早地庆祝“信息透明”时代的到来。联系种种事件，我们不禁要反思美国社会的“言论自由”，包括获悉言论的自由和表达言论的自由。诚然，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规定美国公民具有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甚至高于国会的立法，但是，言论自由并不能掩盖一切话语权上的不平等现象。理论上的自由和实际上的自由、法律规定的自由和实际可以获得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这体现在关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的不对称当中。
　　
　　信息不对称与“文化霸权”
　　
　　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交易双方并不是在信息完全对等和公开的理想状态下进行交易，比如旧车市场、股票市场。在新闻产品的交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作假事件?这里面既有产品(广义的产品，包括新闻这种文化商品以及行政这种公共产品)供求双方内在的不平等性，也暗含着资本主义体制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深刻的经济文化差距。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垄断集团通过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牢牢掌握和控制了全球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能源、货币、贸易，同时通过各种途径控制本国政治和国际机制，实现了经济上的垄断权和政治上的主导权。进而，经济利益必然驱动它们去掌控文化产品的制造、交易、传播，从而实现“文化霸权”，直接造成了信息产品(包括新闻、信息披露、政府信息公开等)自身的严重信息不对称现象。在这种“文化霸权”的体制下，一切维护集团利益和现行制度的或真或假的信息都在有意无意间得以盛行。“刊载所有适宜刊载的新闻”是《纽约时报》的报铭。“适宜”二字，真是精当之极!
　　新兴的信息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畸形信息、虚假信息的传播，使得这些“信息”被疾速放大，很快成为“全球化”的话语，直接误导着信息的接受方误读真实事件，加剧了信息发送方和接受方的信息不对称，这也是“数字鸿沟”的一层涵义。
　　
　　也许谎言本身就是谎言
　　
　　其实，早先是某一位高层的“伯乐”发现了布莱尔这个黑人青年才俊的。出身于著名的马里兰大学，又有过在《波士顿环球报》的实习经历，进入报社后又总是孜孜不倦，素以“快手”著称，七个月的时间高产73篇重量级文章，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不使用、不提拔呢?
　　如果说文化霸权和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布莱尔事件的制度因素，那么美国社会极端强调个人奋斗的价值观就是布莱尔事件的文化因素。有人指出，个人成就是所有美国人评价最高的价值观。诚然，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能够有力地促发社会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竞争，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但是，不可否认，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已经成为悬挂在美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造成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经济犯罪(包括公司作假案)、严重失败感造成的自杀现象、社会信用下降，等等。
　　社会结构本身的异化和主流价值观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是布莱尔事件的根本实质，它们像蛀虫一样蚕食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信用。
　　记得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法国一位哲学家断言：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发生，它只发生在电视上。9.11之后，又一位法国学者撰文：9.11是美国政府和新闻机构利用各种全球化媒介制造出来的。作为“第四力量”的媒体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强大了呢?
　　今天重温这些深刻的论述，我们体悟更多。上网也成了毛骨悚然的事，因为刚刚看到有人写：“到底是布莱尔制造了那么多的假新闻，抑或，连布莱尔作假这条新闻本身也是一条假新闻?”以后情愿远离这些叫嚣的媒体，也许只有这样事实才离我们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