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水（1902—1944），原名景优，广东翁源人。1924年考入国立广东大学（后为中山大学）预科就读。在广州读书期间，他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广交友朋，并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产生浓厚兴趣。1927年，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董作宾等人发起组织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次年3月创办《民俗周刊》。据张清水《评〈民俗周刊》》一文所述，他虽不是民俗学会中人，却得到顾颉刚、容肇祖、赵景深、江绍原等先生的指示与鼓励，由此成为《民俗周刊》热心的撰稿者。共计刊文九十余篇，“投稿之多，确是首屈一指”。他以“张景优”、“张清水”、“清水”、“愚民”、“钦佩”等署名在《民国日报·觉悟》、《艺风》、《文学周报》、《歌谣周刊》、《论语》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编撰了《海龙王的女儿》（1929）、《太阳和月亮》（1933）、《魔术师》（1933）等民间故事集。张清水是现代时期较早从事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且取得不俗成就的一位学者。容肇祖先生曾在一封回忆其生平情况的信中写道：“张清水是位热爱民俗学的作者，他早年为民俗事业作过卓有成效的贡献。”评价可谓公允。
　　张清水不仅关注民俗学，对于新诗亦有造诣。他不太赞成创作旧体诗，并推崇周作人的新诗观念。他在刊于1930年3月《开明》第二十期的《关于诗》中曾表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方言作诗，用方言押韵，别开生面，我是很赞成的。但这种主张，究不得咱们守旧性极深底同胞们的同情，故除刘半农先生试用，徐志摩先生间或采用外，可没有多大人敢实行。”张氏的诗学理念于此可窥一斑。抗战爆发后，张清水曾参加诗人蒲风等创办的“中国诗坛社”，并为《中国诗坛》（原名《广州诗坛》）积极撰稿，于1938年出版了诗集《一只手》。他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到民间歌谣的影响，语言通俗，节奏明快，表达了反击侵略、誓死抗战的爱国主义思想。蒲风、任启珊为该部诗集作序，并给予较高赞誉。据说，张氏还创作了第二本抗战诗集《不知姓名的炮手》，但因广州沦陷，未能付梓出版。
　　根据现有文献，张清水与周作人的最初联系可能是通过周氏弟子江绍原的关系。1927年4月，江绍原经鲁迅介绍，任广州中山大学英国语言系教授及代理系主任，7月初则辞职去杭州另谋职业。张清水与江绍原大概就是在广州相识的，此后两人一直保持联系，互通音讯。1929年，张清水准备编选一本《月光儿歌》，想通过江绍原托周作人转交顾颉刚，并请周作序。但周作人久未回复，张清水便托江代为查询，声明如周“不肯赐教”，即请退还。1930年6月18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的信中写道：“清水君来信阅过，今附上，乞收。所云《月光儿歌》本嘱转交颉刚，因叫我做序终未成功，所以不果，今当遵来信于日内交兄代收转还也。”周作人没有解释自己未给张写序的缘由，只是将书稿寄给江绍原由其转还顾颉刚。当时，周氏正苦心经营《骆驼草》周刊，故而可能无暇满足张清水的请求。
　　周作人虽未给张清水的《月光儿歌》一书写序，但两人之后还是继续有书信往来。1932年，张清水开始编一本《太阳和月亮》，收入他在故乡翁源一带采录的《人类是怎样来的》、《人何以会死》、《太阳和月亮》、《牛的故事》等五十篇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这一次，他没有请周作人写序，而是请其题写书名。彼时，他正在与林培庐合编《民俗汇刊》，封面由江绍原题“民俗周刊”，封内“民俗”二字则由周作人题写。同年8月17日，张清水致信周氏，向其约稿，同时索要一张照片，以便制版作为该刊计划新辟的“民俗作家”一栏中《周作人小史》的题图。此信是目前可见的张清水致周作人唯一一通完整的书简：
　　岂明老人：
　　愚与高徒林培庐合编之《民俗汇刊》付印有期，前曾迭函索文以光篇幅，何以迄未寄来？先生为民学老祖，如能惠赐大作，不独敝刊之幸，其嘉惠于民学者多多矣。专此再催，祈勿却催！《汇刊》想辟“民俗作家”一栏，先生小史（或近况、近作）可见告否？小照亦乞分惠一帧，俾便制版。（稿与像片，可直寄林君。）拙编《太阳和月亮》（三十二开本）曾托江先生与培庐代挽题署。目下书已付梓，即将出版，敢请费神写下，即交江先生转来为盼！专此，敬颂著安
　　后辈清水敬启
　　八月十七日
　　9月1日，周作人将此函转呈江绍原，告诉他“稿因写不出亦恐难以应命，当由不佞再直接复林公培庐也”。上次未允写序，这次又要无稿寄复，可能周作人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便“不得不应酬一下”，终为《太阳和月亮》一书题了签，算是给了张清水面子，回馈了他的盛情约请。
　　北平沦陷后，文化界人士都担心尚在城中的周作人有失民族气节，被日本人所利用，于是纷纷函电北平，敦促他尽早南行。尤其当周作人1938年2月9日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新闻被公布后，全国舆论界一片哗然，故旧交新雨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切，对周晓以大义，劝他南下。当时，張清水亦驰函进行规劝。重庆刊物《春云》于1938年7月2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一期曾刊登一篇署名“枫莎”的通讯《周作人的答复》，披露了张清水去函劝诫周作人的内幕。根据此文，张清水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规劝道：“老人为保持数十年‘文化巨子’甚誉计，希能早为之新，弃置一切，抱笔南奔，讴歌其祖国之斗争命运！郭沫若先生事可为范式，幸老人之能深自振作，毅然脱离敌虏盘据[踞]之窟穴也。”随后，该文还附上了周作人答复张清水的原函，现抄录如下：
　　清水先生大鉴：
　　赐书承垂念甚感谢，唯鄙人不能南行，因家中人多（十人以上），即如舍弟家属四人，他已有两年弃置不管，鄙人不能不管也。如可离北平，则去冬早已往长沙去矣。事实不能行，亦不拟为讨好于大众而南下，笑骂只可任之，但好意总可感。故草草寄此片致谢意耳。
　　顺颂
　　近安
　　知白
　　此信不见于周作人的各种文集、书信集及相关研究资料中，当为周氏佚简。由于未署日期，文后注明“枫莎寄自广州，七月七日”，故仅能推断是写于1938年2月9日至7月7日间。信中，周作人关于自己不愿南行的解释依然是其一贯的“家累重”的说辞，而“笑骂只可任之”的态度表明他已决定一意孤行，自甘沉沦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来了，“枫莎”是何人呢？笔者猜测，“枫莎”或许就是时在广州的张清水。鉴于周作人已难挽回，他便采用化名将周的复信刊布于世，“以告全国同胞，知此时周作人之心境如何也”。
　　韩石山曾把1938年全国文化界试图规劝、营救周作人的活动称之为一场“保卫民族荣誉的战斗”。虽然，张清水的“战斗”也是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段轶事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