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
　　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句“奸邪无状”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那么，有什么信号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一部分人会因为害怕严厉的惩罚而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赌一把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否则他们当初也不会“提着脑袋干革命”了！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
　　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不能！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表面上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
　　因此，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只能辨别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闹剧。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
　　也有一个解决方案：功臣们做出不造反的承诺，并交出兵权。功臣们丧失了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但对一个掌握过大权的有功之臣来说，谁也不愿意这样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就算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皇帝放心。
　　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的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仔细想想，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等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皇帝睡不好觉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做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
　　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了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像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能独当一面的大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清楚没有独当过一面就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威望极高的开国功臣来说，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这就意味着必须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李世民就很聪明，他没有抱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像英布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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