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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报纸杂志的研究，国内外学界成果早已汗牛充栋，从报学历史、纸媒文献到报人事迹、新闻传播，甚至是小道消息、虚假广告，都有不少精彩的讨论。这其中，战争与近代新闻史，无疑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新近出版的《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一书，聚焦战时中日间在英语媒体上的宣传战，可谓重要而且视角别致的研究。全书时限始自北伐，终于抗战中期的十余年间（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一），那时中国新闻工作者与主管部门，面对的是内部支持不力、外部群狼环伺的境地，但他们走出了一条近代中国新闻人自强独立的血路。这段近代新闻史发展历程此前尚未被学界全面揭示，而围绕相关话题，在民国政治、外交乃至国际关系史层面可以进一步延伸探讨，此书具有相当独特的价值。
《战场之外》的上半部分，约略可以被看作宏观视角审视国民政府的英文国际宣传力量建设的曲折与艰辛，直到第二部分第五章，变成了某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叙事;此后的章节中，有位改变民国国际宣传的人物便无处不在了，他就是董显光（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一）。与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相类似，董显光个人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同样未曾深入;作为民国时代的风云人物，董显光在今天的知名度也相当有限。董显光晚年曾著英文自传稿《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rmer），去世后稿本被家人发现后，由他的遗孀交给好友曾虚白翻译后出版;后人叙述董显光生平多依据这部自传材料。《战场之外》中所引用董自传，则多集中于战时国际宣传的内容，然他的一生颇多传奇经历，且多不为人熟悉，谨举其生平及其主要贡献以飨读者。
董显光出生在浙江奉化的基督教家庭，在他来上海读书之前，他的父亲已经为身在上海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承包过建筑工程，工程地点很可能是内地会总部所在的虹口;董显光来沪的第一所学校也在虹口，是监理会所创办的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那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英語老师，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曹雪赓——日后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的哥哥。由于学费的原因，董显光被迫转学到长老会于上海城南的清心中学（即今上海市南中学）与北城的民立中学。毕业时，正逢其父去世，家中无以为继，董便回老家奉化龙津中学教授英文，就是在那里，他成了蒋介石的老师。为了迎娶清心女校毕业的未婚妻，一年多后董显光辞去了教职重回上海，在商务印书馆谋了个职位。
因为之前上海求学工作的经历，一位长老会牧师为他提供了留美的机会，第一站是巴克学院（Park College，今改为大学，译作帕克大学），两年半后转入同州的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就读新闻系;“密苏里”帮后来也成为民国新闻宣传界的重要台柱。勤奋的董显光，在美求学时就展现出新闻采写的天分，为多个刊物发表英文报道，回国后他也长期从事英文记者工作，在当时国内多种英文报纸如《共和报》《北京日报》《密勒氏评论》供职供稿，采访过袁世凯、吴佩孚、鲍罗廷等近代政坛重要人物。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董显光迎来了一个重大改变，受聘回沪担任英文《大陆报》（China Press）的总经理。《大陆报》的立场对中国抱有相当的同情，由美国新闻人、密苏里大学毕业生汤姆斯·密勒在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创刊于上海;经历了近二十年中、美、日、英多方的争夺，《大陆报》股东几经易手，直到在北伐战争结束后的一九三0年，该报全部股份转让给中国报界领袖张竹平，请来了董显光任主笔。这次回沪任职的经历，使董意外地进入国民政府高层的视野，其中就包括当年的门生蒋介石。董显光回忆是张学良的顾问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澳大利亚人）来说和他与国民政府合作;《战场之外》一书根据档案记载，证实蒋的秘书杨永泰亦曾出力促成此事，从此《大陆报》成为国民政府的秘密喉舌，得到了国民政府资金支持。一年后，董显光便由报人经理，一跃加入政府宣传部门。
在董显光成为政府外宣部门负责人之后，官方采纳了他提出的诸如专业人办专业事、注重宣传技巧等建议，并大力起用留学归国与国内名校的新闻专业人才，使得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局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纷繁的国际局势中，逐渐站住脚跟。董显光先后担任过军事委员会的外电检查员、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副处长等要职，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国际宣传的头号人物，甚至多次身先士卒，在南京、武汉沦陷前夜董显光仍驻守宣传岗位，直到开完新闻发布会再涉险离开。
董显光与老友曾虚白都记载过一段遇险之事，在武汉撤守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董显光在汉口主持完最后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已经没有交通工具送他出城，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军车撤离，上车前他竟头痛欲裂，无法同行，只能下车治疗。结果这辆车驶出三小时即遭到敌机扫射，车毁人亡。后来，身体刚刚恢复的董显光则与友人林蔚将军一同步行从武汉到了长沙，最终脱险。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董显光的任务变成了陪伴蒋、宋夫妇出访随使，在短短三年间，陪蒋远赴印度、缅甸，又随宋开启著名的美国演说之旅，他管理纸媒层面的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前夕，董显光竟打算从此隐退，躲到美国学修汽车，但他并未如愿，很快又回到国民政府外事的岗位，一直没再离开。
《战场之外》的作者不仅发掘了董显光这位宣传战线的名人，也意识到他身边的同学校友们，即“密苏里帮”，对中国近代英文宣传的影响。创办《大陆报》的密勒在转而耕耘《密勒氏评论报》（初英文名Millard’s Review，后更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文名不变）后，使“密苏里帮”在中国报界声名鹊起，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闻职业化的推进，信息情报网络的建立，以及中国与国际舆论的联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场之外》，51页）。《密勒氏评论报》的继任者约翰·鲍威尔也出自密苏里大学，作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鲍威尔则更为激进地支持中国独立自主的主张，抨击西方及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这些态度在抗战之中，成为以董显光为首的中国国际宣传机构首要拉拢的对象。同时，又因为密苏里大学与当时北京新成立的燕京大学合作密切，燕大以密苏里新闻系为蓝本，创办了燕大的新闻系;“密苏里帮”之外，国际宣传部也重用“燕大帮”，这其中最著名的记者，便是同为密苏里大学毕业、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兼职任教的埃德加·斯诺，斯诺于抗战中亲赴延安采访报道，向国际社会正面宣传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并留下《红星照耀中国》（又译作《西行漫记》），为中国人民所熟知。 在“密苏里帮”与“燕大帮”之外，《战场之外》还提到了几位熟悉的近代人物，不过之前这几位甚少被与国际宣传挂钩。杨光泩此前被熟知是他担任马尼拉总领事时向华侨筹款抗日，于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光复后遗骸迁葬南京菊花台。而他与太太“复旦校花”严幼韵的婚事，同样是人们瞩目的焦点。不过《战场之外》引美国记者饶世和（Malcolm Leviatt Rosholt）《老上海记者团》（Press Corps of Old Shanghai）一书记载，杨曾被授意担任《大陆报》经理，而他之前供职的是外交部。据其遗孀严幼韵回忆，一九二八年新婚后杨光洼就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但一九三二年秋天便接到一项任务：“为政府创建一个类似路透社的新闻机构”，并在日内瓦设立了一个中国新闻机构，一九三三年秋杨太太得知丈夫即将回国，除巡视五省外交工作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兼任上海的官方报纸中国新闻社社长”（严幼韵：《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此说与所引饶世和的回忆相吻合。作为一位功勋卓著的外交人员，竟然同時还曾在对外宣传上做出过贡献，实在是让人慨叹他的能力非凡。
另有一批在上海孤岛配合参与国际宣传的沪上精英，尤以战时民间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成员给予董显光不小帮助，他们并非以新闻见长，比如著名学者、畅销杂志主编温源宁，麦伦书院的校长夏晋麟，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刘湛恩本应董显光之请，赴美做反日演讲，但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被刺杀于公交车站，让敌后反日宣传工作蒙受巨大损失。在《战场之外》一书作者的努力下，让读者看到这些原本在各领域卓有建树的社会精英，在国难来临之时纷纷投入到没有硝烟的宣传战场，足见当时知识分子同仇敌忾的勇气与决心。
如果说抗战期间留存于文字与影像中的中国军民在战场内外的保家卫国的光辉事迹，足以让后人凭吊，那么那些在看不见的阵地上进行国内国际宣传、争取外援与有利国际形势的战士们，则显得无声息得多。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太过悲壮的经历与牺牲，且一开始就被视为政府精英加以保护，不过其镇守的看不见的阵地，同样是“二战”时中国战区重要的堡垒之一。正如《战场之外》极力还原的，包括董显光在内的中国整个宣传体系，就是在被迫面对冲突时，一点点积累经验，直到取得最终胜利，扭转了曾经一度存在的“中国是个愚昧落后的国家”的偏见，而把中国积极寻求自主独立、顽强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形象逐渐传递给世界。在那看不见的阵地中所取得的战果，不仅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进程中最为令人瞩目的胜利，也是全民族抗战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代世界的国际宣传与各国间或明或暗地较劲，无疑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激动人心，当代媒体形式日新月异地更新换代，或许已挤占了传统纸媒的空间，但这并不代表今天的技巧和手法一定高于当年董显光、斯诺的时代。那时，服膺孙中山的密勒、鲍威尔们，最初并非一心要做远方他国人民的朋友，而是认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建国的模式、态度与精神。在看不见的宣传阵地里，寻求国与国精神上的沟通，依然可以被视为当代国际宣传的不二准绳。董显光回忆自己访日期间见到东乡平八郎时，对方表示欢迎中国朋友来研究日本的海军，并说道：“请你们多注意我们的精神，其他都是次要的。”在看不见的宣传、交流的场域里，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样的。
（《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魏舒歌著，魏舒歌、李松蕾、龙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二0年版）
一
《战场之外》的上半部分，约略可以被看作宏观视角审视国民政府的英文国际宣传力量建设的曲折与艰辛，直到第二部分第五章，变成了某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叙事;此后的章节中，有位改变民国国际宣传的人物便无处不在了，他就是董显光（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一）。与国民政府国际宣传相类似，董显光个人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同样未曾深入;作为民国时代的风云人物，董显光在今天的知名度也相当有限。董显光晚年曾著英文自传稿《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rmer），去世后稿本被家人发现后，由他的遗孀交给好友曾虚白翻译后出版;后人叙述董显光生平多依据这部自传材料。《战场之外》中所引用董自传，则多集中于战时国际宣传的内容，然他的一生颇多传奇经历，且多不为人熟悉，谨举其生平及其主要贡献以飨读者。
董显光出生在浙江奉化的基督教家庭，在他来上海读书之前，他的父亲已经为身在上海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承包过建筑工程，工程地点很可能是内地会总部所在的虹口;董显光来沪的第一所学校也在虹口，是监理会所创办的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那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英語老师，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曹雪赓——日后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的哥哥。由于学费的原因，董显光被迫转学到长老会于上海城南的清心中学（即今上海市南中学）与北城的民立中学。毕业时，正逢其父去世，家中无以为继，董便回老家奉化龙津中学教授英文，就是在那里，他成了蒋介石的老师。为了迎娶清心女校毕业的未婚妻，一年多后董显光辞去了教职重回上海，在商务印书馆谋了个职位。
因为之前上海求学工作的经历，一位长老会牧师为他提供了留美的机会，第一站是巴克学院（Park College，今改为大学，译作帕克大学），两年半后转入同州的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就读新闻系;“密苏里”帮后来也成为民国新闻宣传界的重要台柱。勤奋的董显光，在美求学时就展现出新闻采写的天分，为多个刊物发表英文报道，回国后他也长期从事英文记者工作，在当时国内多种英文报纸如《共和报》《北京日报》《密勒氏评论》供职供稿，采访过袁世凯、吴佩孚、鲍罗廷等近代政坛重要人物。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董显光迎来了一个重大改变，受聘回沪担任英文《大陆报》（China Press）的总经理。《大陆报》的立场对中国抱有相当的同情，由美国新闻人、密苏里大学毕业生汤姆斯·密勒在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创刊于上海;经历了近二十年中、美、日、英多方的争夺，《大陆报》股东几经易手，直到在北伐战争结束后的一九三0年，该报全部股份转让给中国报界领袖张竹平，请来了董显光任主笔。这次回沪任职的经历，使董意外地进入国民政府高层的视野，其中就包括当年的门生蒋介石。董显光回忆是张学良的顾问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澳大利亚人）来说和他与国民政府合作;《战场之外》一书根据档案记载，证实蒋的秘书杨永泰亦曾出力促成此事，从此《大陆报》成为国民政府的秘密喉舌，得到了国民政府资金支持。一年后，董显光便由报人经理，一跃加入政府宣传部门。
二
在董显光成为政府外宣部门负责人之后，官方采纳了他提出的诸如专业人办专业事、注重宣传技巧等建议，并大力起用留学归国与国内名校的新闻专业人才，使得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局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纷繁的国际局势中，逐渐站住脚跟。董显光先后担任过军事委员会的外电检查员、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副处长等要职，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国际宣传的头号人物，甚至多次身先士卒，在南京、武汉沦陷前夜董显光仍驻守宣传岗位，直到开完新闻发布会再涉险离开。
董显光与老友曾虚白都记载过一段遇险之事，在武汉撤守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董显光在汉口主持完最后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已经没有交通工具送他出城，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军车撤离，上车前他竟头痛欲裂，无法同行，只能下车治疗。结果这辆车驶出三小时即遭到敌机扫射，车毁人亡。后来，身体刚刚恢复的董显光则与友人林蔚将军一同步行从武汉到了长沙，最终脱险。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董显光的任务变成了陪伴蒋、宋夫妇出访随使，在短短三年间，陪蒋远赴印度、缅甸，又随宋开启著名的美国演说之旅，他管理纸媒层面的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前夕，董显光竟打算从此隐退，躲到美国学修汽车，但他并未如愿，很快又回到国民政府外事的岗位，一直没再离开。
《战场之外》的作者不仅发掘了董显光这位宣传战线的名人，也意识到他身边的同学校友们，即“密苏里帮”，对中国近代英文宣传的影响。创办《大陆报》的密勒在转而耕耘《密勒氏评论报》（初英文名Millard’s Review，后更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文名不变）后，使“密苏里帮”在中国报界声名鹊起，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闻职业化的推进，信息情报网络的建立，以及中国与国际舆论的联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场之外》，51页）。《密勒氏评论报》的继任者约翰·鲍威尔也出自密苏里大学，作为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鲍威尔则更为激进地支持中国独立自主的主张，抨击西方及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这些态度在抗战之中，成为以董显光为首的中国国际宣传机构首要拉拢的对象。同时，又因为密苏里大学与当时北京新成立的燕京大学合作密切，燕大以密苏里新闻系为蓝本，创办了燕大的新闻系;“密苏里帮”之外，国际宣传部也重用“燕大帮”，这其中最著名的记者，便是同为密苏里大学毕业、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兼职任教的埃德加·斯诺，斯诺于抗战中亲赴延安采访报道，向国际社会正面宣传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并留下《红星照耀中国》（又译作《西行漫记》），为中国人民所熟知。 在“密苏里帮”与“燕大帮”之外，《战场之外》还提到了几位熟悉的近代人物，不过之前这几位甚少被与国际宣传挂钩。杨光泩此前被熟知是他担任马尼拉总领事时向华侨筹款抗日，于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光复后遗骸迁葬南京菊花台。而他与太太“复旦校花”严幼韵的婚事，同样是人们瞩目的焦点。不过《战场之外》引美国记者饶世和（Malcolm Leviatt Rosholt）《老上海记者团》（Press Corps of Old Shanghai）一书记载，杨曾被授意担任《大陆报》经理，而他之前供职的是外交部。据其遗孀严幼韵回忆，一九二八年新婚后杨光洼就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但一九三二年秋天便接到一项任务：“为政府创建一个类似路透社的新闻机构”，并在日内瓦设立了一个中国新闻机构，一九三三年秋杨太太得知丈夫即将回国，除巡视五省外交工作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兼任上海的官方报纸中国新闻社社长”（严幼韵：《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此说与所引饶世和的回忆相吻合。作为一位功勋卓著的外交人员，竟然同時还曾在对外宣传上做出过贡献，实在是让人慨叹他的能力非凡。
另有一批在上海孤岛配合参与国际宣传的沪上精英，尤以战时民间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成员给予董显光不小帮助，他们并非以新闻见长，比如著名学者、畅销杂志主编温源宁，麦伦书院的校长夏晋麟，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刘湛恩本应董显光之请，赴美做反日演讲，但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被刺杀于公交车站，让敌后反日宣传工作蒙受巨大损失。在《战场之外》一书作者的努力下，让读者看到这些原本在各领域卓有建树的社会精英，在国难来临之时纷纷投入到没有硝烟的宣传战场，足见当时知识分子同仇敌忾的勇气与决心。
三
如果说抗战期间留存于文字与影像中的中国军民在战场内外的保家卫国的光辉事迹，足以让后人凭吊，那么那些在看不见的阵地上进行国内国际宣传、争取外援与有利国际形势的战士们，则显得无声息得多。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太过悲壮的经历与牺牲，且一开始就被视为政府精英加以保护，不过其镇守的看不见的阵地，同样是“二战”时中国战区重要的堡垒之一。正如《战场之外》极力还原的，包括董显光在内的中国整个宣传体系，就是在被迫面对冲突时，一点点积累经验，直到取得最终胜利，扭转了曾经一度存在的“中国是个愚昧落后的国家”的偏见，而把中国积极寻求自主独立、顽强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形象逐渐传递给世界。在那看不见的阵地中所取得的战果，不仅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进程中最为令人瞩目的胜利，也是全民族抗战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代世界的国际宣传与各国间或明或暗地较劲，无疑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激动人心，当代媒体形式日新月异地更新换代，或许已挤占了传统纸媒的空间，但这并不代表今天的技巧和手法一定高于当年董显光、斯诺的时代。那时，服膺孙中山的密勒、鲍威尔们，最初并非一心要做远方他国人民的朋友，而是认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建国的模式、态度与精神。在看不见的宣传阵地里，寻求国与国精神上的沟通，依然可以被视为当代国际宣传的不二准绳。董显光回忆自己访日期间见到东乡平八郎时，对方表示欢迎中国朋友来研究日本的海军，并说道：“请你们多注意我们的精神，其他都是次要的。”在看不见的宣传、交流的场域里，大部分时候就是这样的。
（《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魏舒歌著，魏舒歌、李松蕾、龙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二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