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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花儿是中国民族之魂，花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绚丽多彩。当今，青海原生态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创编的风情歌舞《花儿与少年》等在祖国大江南北十分流传，甚至流传到国外许多华人圈及演艺圈，花儿已冲击着中国民歌流传的浪潮。其起源于明代，流行于青海河湟等地区、甘肃临洮等地区、宁夏银川等地区、新疆南部等地区的大西北花儿，闻名于华夏大地，是一种多民族民歌。
关键词：花儿 源起 发展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4）05-017-02
花儿是中国民族之魂，花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绚丽多彩。当今，青海原生态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创编的风情歌舞《花儿与少年》等在祖国大江南北十分流传，甚至流传到国外许多华人圈及演艺圈，花儿已冲击着中国民歌流传的浪潮。在青海这块热土上，春夏秋冬处处洋溢着高原花儿浓郁的气息。在高山、在平川、在森林、在河滩，一首首高亢嘹亮、委婉悠长的花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地歌抒发思想情感，歌唱爱情、赞美生活、追求自由、向往幸福。一声声此起彼伏的群体花儿，汇成了波澜壮阔的花海，令人浮想联翩。在大西北花儿体系中，我们是否把原称的河湟花儿成为高原花儿，更加贴切一些。因为河湟花儿已成为青海与甘肃两界的河湟地区，高原花儿作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成为当今大西北花儿发展过程中的多民族花儿的前沿阵地。
一、花儿源起与交融
起源于明代，流行于青海河湟等地区、甘肃临洮等地区、宁夏银川等地区、新疆南部等地区的大西北花儿，闻名于华夏大地，是一种多民族民歌。“花儿”以花借代指钟爱的女性，与“少年”男性相对应，是美好的象征。那么，花儿的基音是哪里来的，其文化圈为什么在大西北如此强大众说纷纭，也成为国内许多音乐研究者和爱好者很感兴趣的事情。基音的渗透与当地文化的融入成为花儿兴盛发展的主要因素。从周穆王西行与西王母相会，互赠瑰宝奇珍时的《瑶池对歌》开始，情歌源于西周，盛兴于唐，跨越元明延续至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的《歌本歌》中唱道：“歌本三千又七百，歌有八万七千零，红黄蓝白传后世，黄本情歌打头行。” 古代的西域人《下苏州》中有 “下了杭州下苏州，买条丝巾姐收留。白日不许姐揩汗，夜晚不许姐搭头，相送姐儿洗忧愁。” 黄花闺女初恋时就有“太阳当头热腾腾，晒得情哥汗淋淋……怪郎不讨花手巾。”的民谣，反映出未婚女子爱恋情郎、心疼情郎，对于爱情也不是格外隐讳。“看见情哥不好喊，假装有病咳半声。”虽然渴望情郎、追求情郎、思念情郎，但羞涩的动作和矛盾的心理生动地表现了情窦初开的女孩想爱但不敢爱的传统思想。她的心理状态是想爱却怕别人发现，只能采取假象掩盖、以半做声的方式，反映了已婚女子的委婉含蓄、传统道德和人性的矛盾。在热恋时“郎在高山打尖声，妹在房中野了心，假装挑水山中转，晌午挑到日西沉。”妹子以挑水为名，中午出、日落归，其实她与情郎在偷偷约会。成嫁后“要做田间四叶草，四片叶子一条心。”用“四叶草一条心”等大家熟悉的植物来比喻爱情的忠贞不渝。通过对生活细节的描写，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一副想郎成痴、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群女图。这种用通俗易懂、表现性极强的俗语所进行的情爱描写，袒露直白， 以歌传情的生活方式。既体现了人民朴实、率真的个性感情，又保留了人类共同对母性的尊敬和喜爱。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花儿的摇曳多姿，人物的各具风骚。
青海汉族文化与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从旧石器时代（10000年前）太湖东山的三山岛文化中可寻觅到青海先民羌人（也称羊人）游牧逐级而下的生存遗迹（水葬习俗等），远古羊人（羌人）影响过中原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吴地人（当今的吴地方言区域包括江苏境内自西以镇江的丹阳和常州的金坛和溧阳为界，往东至苏州、上海地区；安徽境内东南部的芜湖、宣城一带、皖南地区；浙江境内自湖州、嘉兴往南至杭州，杭州往东至宁波、台州。这一范围包括了江苏的丹阳、溧阳，苏锡常及所辖县市区，上海地区，安徽的芜湖、铜陵、宣城一带以及皖南各市县，浙江的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三门除外）及所辖地区。）的大量西迁，长江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长期在这里碰撞、交融，浸润、涵化。宗教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渗透，成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形成当今民族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吴歌中的（特征音56i2）是自明朝开始从苏北旧黄河口的《出海号子》、《赶鸭号子》、《量戽号子》等劳动号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大西北原生态花儿的基音来源于号子，花儿的音乐元素也就是最初的基音来自于江苏。
花儿最早的记载在16世纪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统治的万历年间，1573年，在政绩上颇有建树的山西籍诗人高弘任职于河州，他所写的钞本《秦塞草》中就有《古鄯行呤二》：“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 的诗句，它形象地展现出旧时古鄯（今青海省民和县古鄯乡）的田园人文风情。清朝道光年间叶礼曰：“男捻羊毛女种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农夫捻羊毛线和村女田野锄草漫花儿的情景。清人龚景翰编的《循化志》中有“打儿架山上、野花极繁，多不知名，惟牡丹芍药可指数。” 这里的“打儿架”即循化的达里加山。诗人解缙曾用“至今花乡似咸京”的语言描写花事。清朝诗人吴镇的“枹罕花似小洛阳，金城得此讵寻常。”“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等诗文，道出了花的超然风姿，也表明了人们对花的喜爱之情。自明代花儿逐步流传以来，“花儿会” 在清代已经兴起，那么，“花儿会” 的发展已有近300年的历史。青海自元代以来就有汉、藏、回、蒙古、撒拉、土族等民族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现象相当普遍，因而使青海花儿具有了交叉融合性的特征。
二、花儿的历史与发展
明朝花儿《睡着了半夜里想平话》、《郎有心﹑姐有心》、《老爷的衙门朝南开》中可以看出，在明清时期，在原野劳作的农夫或农妇起初独唱“花儿” ，后来，逐步形成了男女对唱形式，这种在野外单一的“花儿” 对唱，自然又转化为“花儿会” 组合中的演唱形式。体现出花儿流传广泛、历史悠久、相互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性格特征。“花儿”演唱直接表现了各族人民的社会心理和内心体验，抒发思想情感，通过民间各群体广泛、深入的即兴创编和口头流传，逐步演化形成并发展繁荣起来。 随着民间传统的“庙会” 和“朝山会”等群体民俗祭祀文化活动，大西北花儿经过了600多年的交融和演变发展，从以祭神拜佛为主逐步演变为以自娱自乐“花儿会”为主的大型民间岁时节令文化活动。可以看出，花儿的发展从明朝开始具有历史连续性，因为社会文化历史连续性是民歌发展连续性的基础。研究花儿的发展状况，不能不涉及其历史的沉淀。花儿的发展体系虽然被认为是人口迁徙和文化融合的产物，但也可以被看成是因限制爱情自由，人们渴望幸福生活的表达方式。因此，从高原花儿的音乐发展形式来看，有古羌人文化影响的痕迹和特色，并由于西北各世居民族在明清及当代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与繁荣，每个民族都以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和文化上的交流与认同，故而西北花儿又显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
1943年3月，在重庆国立音乐学院任教的作曲家王云阶（1911-1996，曾用名雪林，山东龙口市人，中国著名作曲家。）继王洛宾之后，应邀来到青海进行教学和音乐采风活动。1943年在他主编的《青海民国日报》、《乐艺》音乐副刊发表他记录的第一首花儿曲调“山丹花”。后来他将搜集的青海民歌汇集成册，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山丹花》一书，扩大了花儿在国内的影响力。王云阶成为青海花儿的收集、整理、传播的最早音乐家。1947年10月15日，萌竹在《西北通讯》第八期发表《青海花儿新论》，1948年10月，再版了《花儿集》，并选入张亚雄、张东江、逯登泰等记录的花儿曲谱。与此同时，在中央大和国立边疆学校读书的西北籍学生们收集编纂了《花儿初探》一书，对花儿的渊源、曲谱做了阐述，促进了花儿音乐的研究与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花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不但题材新颖，而且音乐格调更加清新、活泼、高亢、明快，充满了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全国民歌研究和收集整理的风潮兴起，相继产生了一些学术性论著。青海民歌的搜集、整理、研究、演唱也逐渐兴起。其中《上去高山望平川》（河州大令，古代河州辖境为：“西秦末地入吐谷浑。北魏太和中复改袍罕镇为河州，辖今洮河中、下游，大夏河上游，湟水下游及桑园峡积石峡间黄河流域地。”）是由花儿王朱仲禄从他父亲朱瑞口中笫一个记谱，第一个在舞台上演唱，并笫一个录制唱片唱响全国的人。1951年2月，紫辰整理的《青海民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选编紫辰、陈毅通、华思等先生记录的民歌，陈毅通在书后撰写了《青海民歌搜集经验点滴》一文，成为青海第一本民歌集。1953年3月，朱仲禄整理的《花儿选》 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花儿王”早期搜集的花儿汇集。通过朱仲禄的演唱广为传播，享誉中外。1957年，华恩整理的《青海民间歌曲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近90首花儿。1958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曲家马思聪根据朱仲禄的演唱记录、整理、创编的20首《无伴奏合唱歌曲花儿集》，将花儿首次推向合唱表演形式。1959年3月，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编的《中国民歌选集》一书，其中收录12首曲令。同时，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青海省群众艺术馆、青海省音协合编的《青海民间歌曲百首》。1960年3月，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音乐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民歌》，选入“河州大令”、“仓啷啷令”等许多花儿曲令。1974年，台湾书局出版了《西北民歌集》（丑辉英编）。这一时期，花儿的整理进入个体和集体互相结合、逐步协调推进的状态。
已故朱仲禄先生为中国花儿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身上充分展现了“花儿”艺术独特的魅力。朱仲禄先生自幼学唱花儿，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他的声音宏亮挺拔、高亢悠扬、刚柔相济，真假声结合巧妙，情感真挚、声情并茂、韵味十足，给人以高天厚土的辽阔高原感受，深受西北乃至全国人民的喜爱。一生历尽坎坷、饱经风霜的传奇老人，是风靡全国的经典歌舞《花儿与少年》的创始人之一。这位中国花儿王的60年艺术生涯与社会政治变迁是相属相成的，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所影响下花儿王的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文化变迁和文化传统相遇中花儿王的生活态度和心理变化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风貌。在历史文化现象中，花儿文化以及花儿歌手在历史动荡和变迁中扮演出相同的社会角色、呈现出一个音乐同人类相互依存的社会艺术形态。从花儿王朱仲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创作与表演以及当今西北花儿会的展演中我们可以看出，文革时期由于其保守性，发明与传播的困难，传统与习惯的力量，以及社会政治压力等原因，花儿出现了停滞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互适应，其根本的原动力是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给花儿演唱带来了蓬勃生机。在民族众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青海，文化变迁较慢，适应文化其目前所保存的传统地域性特色比较明显。
“青海高原六月会，绿荫花海天下最，曲高悠长表深情，人与自然大和谐。”这是我对这片炽热土地上滋生花海的感慨。是啊，丰富多彩、原汁原味的“花儿”曲令和那富有诗意、撼人心魄的“花儿”词汇，已成为中国民歌艺术的奇葩，盛开在高山原野，成为民众对美好爱情的深切渴念与执著追求。青海“花儿”驰名全国，在西北花儿中一直领先， 这是因为：其一是青海的众多民族中曲令最多，发展迅速，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绚丽多彩；其二是青海的《上去高山望平川》、《花儿与少年》、《雪白的鸽子》、《下四川》等花儿在全国乃至全球华人中广为传唱；其三是著名西北花儿王朱仲禄（保安族）、西北花儿皇后苏平（撒拉族）、西北花儿王子马俊（东乡族）等都是青海人。其四是这里还大量存储着汉、回、土、撒拉、保安族、东乡族、甚至己显现好多的藏、蒙古族等多民族花儿。其五是河湟地区（湟水从发源地海晏县包呼图山，经过西宁及海东地区，至甘肃达家川汇入黄河的这片谷地）的青海花儿，作为高原上的一颗奇葩和传递、交流感情的妙音，有极其显明的高原地域花儿特色。因此，青海在中国花儿中最富有代表性。因此，“青海是中国民歌的海洋，民族花儿的故乡”，这种结论是比较贴切的。
关键词：花儿 源起 发展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82（2014）05-017-02
花儿是中国民族之魂，花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绚丽多彩。当今，青海原生态花儿《上去高山望平川》，创编的风情歌舞《花儿与少年》等在祖国大江南北十分流传，甚至流传到国外许多华人圈及演艺圈，花儿已冲击着中国民歌流传的浪潮。在青海这块热土上，春夏秋冬处处洋溢着高原花儿浓郁的气息。在高山、在平川、在森林、在河滩，一首首高亢嘹亮、委婉悠长的花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地歌抒发思想情感，歌唱爱情、赞美生活、追求自由、向往幸福。一声声此起彼伏的群体花儿，汇成了波澜壮阔的花海，令人浮想联翩。在大西北花儿体系中，我们是否把原称的河湟花儿成为高原花儿，更加贴切一些。因为河湟花儿已成为青海与甘肃两界的河湟地区，高原花儿作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成为当今大西北花儿发展过程中的多民族花儿的前沿阵地。
一、花儿源起与交融
起源于明代，流行于青海河湟等地区、甘肃临洮等地区、宁夏银川等地区、新疆南部等地区的大西北花儿，闻名于华夏大地，是一种多民族民歌。“花儿”以花借代指钟爱的女性，与“少年”男性相对应，是美好的象征。那么，花儿的基音是哪里来的，其文化圈为什么在大西北如此强大众说纷纭，也成为国内许多音乐研究者和爱好者很感兴趣的事情。基音的渗透与当地文化的融入成为花儿兴盛发展的主要因素。从周穆王西行与西王母相会，互赠瑰宝奇珍时的《瑶池对歌》开始，情歌源于西周，盛兴于唐，跨越元明延续至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的《歌本歌》中唱道：“歌本三千又七百，歌有八万七千零，红黄蓝白传后世，黄本情歌打头行。” 古代的西域人《下苏州》中有 “下了杭州下苏州，买条丝巾姐收留。白日不许姐揩汗，夜晚不许姐搭头，相送姐儿洗忧愁。” 黄花闺女初恋时就有“太阳当头热腾腾，晒得情哥汗淋淋……怪郎不讨花手巾。”的民谣，反映出未婚女子爱恋情郎、心疼情郎，对于爱情也不是格外隐讳。“看见情哥不好喊，假装有病咳半声。”虽然渴望情郎、追求情郎、思念情郎，但羞涩的动作和矛盾的心理生动地表现了情窦初开的女孩想爱但不敢爱的传统思想。她的心理状态是想爱却怕别人发现，只能采取假象掩盖、以半做声的方式，反映了已婚女子的委婉含蓄、传统道德和人性的矛盾。在热恋时“郎在高山打尖声，妹在房中野了心，假装挑水山中转，晌午挑到日西沉。”妹子以挑水为名，中午出、日落归，其实她与情郎在偷偷约会。成嫁后“要做田间四叶草，四片叶子一条心。”用“四叶草一条心”等大家熟悉的植物来比喻爱情的忠贞不渝。通过对生活细节的描写，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一副想郎成痴、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群女图。这种用通俗易懂、表现性极强的俗语所进行的情爱描写，袒露直白， 以歌传情的生活方式。既体现了人民朴实、率真的个性感情，又保留了人类共同对母性的尊敬和喜爱。正是因为这样，才有花儿的摇曳多姿，人物的各具风骚。
青海汉族文化与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从旧石器时代（10000年前）太湖东山的三山岛文化中可寻觅到青海先民羌人（也称羊人）游牧逐级而下的生存遗迹（水葬习俗等），远古羊人（羌人）影响过中原的社会生活、宗教生活。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吴地人（当今的吴地方言区域包括江苏境内自西以镇江的丹阳和常州的金坛和溧阳为界，往东至苏州、上海地区；安徽境内东南部的芜湖、宣城一带、皖南地区；浙江境内自湖州、嘉兴往南至杭州，杭州往东至宁波、台州。这一范围包括了江苏的丹阳、溧阳，苏锡常及所辖县市区，上海地区，安徽的芜湖、铜陵、宣城一带以及皖南各市县，浙江的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三门除外）及所辖地区。）的大量西迁，长江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长期在这里碰撞、交融，浸润、涵化。宗教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渗透，成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形成当今民族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吴歌中的（特征音56i2）是自明朝开始从苏北旧黄河口的《出海号子》、《赶鸭号子》、《量戽号子》等劳动号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大西北原生态花儿的基音来源于号子，花儿的音乐元素也就是最初的基音来自于江苏。
花儿最早的记载在16世纪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统治的万历年间，1573年，在政绩上颇有建树的山西籍诗人高弘任职于河州，他所写的钞本《秦塞草》中就有《古鄯行呤二》：“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 的诗句，它形象地展现出旧时古鄯（今青海省民和县古鄯乡）的田园人文风情。清朝道光年间叶礼曰：“男捻羊毛女种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农夫捻羊毛线和村女田野锄草漫花儿的情景。清人龚景翰编的《循化志》中有“打儿架山上、野花极繁，多不知名，惟牡丹芍药可指数。” 这里的“打儿架”即循化的达里加山。诗人解缙曾用“至今花乡似咸京”的语言描写花事。清朝诗人吴镇的“枹罕花似小洛阳，金城得此讵寻常。”“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等诗文，道出了花的超然风姿，也表明了人们对花的喜爱之情。自明代花儿逐步流传以来，“花儿会” 在清代已经兴起，那么，“花儿会” 的发展已有近300年的历史。青海自元代以来就有汉、藏、回、蒙古、撒拉、土族等民族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现象相当普遍，因而使青海花儿具有了交叉融合性的特征。
二、花儿的历史与发展
明朝花儿《睡着了半夜里想平话》、《郎有心﹑姐有心》、《老爷的衙门朝南开》中可以看出，在明清时期，在原野劳作的农夫或农妇起初独唱“花儿” ，后来，逐步形成了男女对唱形式，这种在野外单一的“花儿” 对唱，自然又转化为“花儿会” 组合中的演唱形式。体现出花儿流传广泛、历史悠久、相互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性格特征。“花儿”演唱直接表现了各族人民的社会心理和内心体验，抒发思想情感，通过民间各群体广泛、深入的即兴创编和口头流传，逐步演化形成并发展繁荣起来。 随着民间传统的“庙会” 和“朝山会”等群体民俗祭祀文化活动，大西北花儿经过了600多年的交融和演变发展，从以祭神拜佛为主逐步演变为以自娱自乐“花儿会”为主的大型民间岁时节令文化活动。可以看出，花儿的发展从明朝开始具有历史连续性，因为社会文化历史连续性是民歌发展连续性的基础。研究花儿的发展状况，不能不涉及其历史的沉淀。花儿的发展体系虽然被认为是人口迁徙和文化融合的产物，但也可以被看成是因限制爱情自由，人们渴望幸福生活的表达方式。因此，从高原花儿的音乐发展形式来看，有古羌人文化影响的痕迹和特色，并由于西北各世居民族在明清及当代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与繁荣，每个民族都以宽大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进行情感和文化上的交流与认同，故而西北花儿又显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
1943年3月，在重庆国立音乐学院任教的作曲家王云阶（1911-1996，曾用名雪林，山东龙口市人，中国著名作曲家。）继王洛宾之后，应邀来到青海进行教学和音乐采风活动。1943年在他主编的《青海民国日报》、《乐艺》音乐副刊发表他记录的第一首花儿曲调“山丹花”。后来他将搜集的青海民歌汇集成册，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山丹花》一书，扩大了花儿在国内的影响力。王云阶成为青海花儿的收集、整理、传播的最早音乐家。1947年10月15日，萌竹在《西北通讯》第八期发表《青海花儿新论》，1948年10月，再版了《花儿集》，并选入张亚雄、张东江、逯登泰等记录的花儿曲谱。与此同时，在中央大和国立边疆学校读书的西北籍学生们收集编纂了《花儿初探》一书，对花儿的渊源、曲谱做了阐述，促进了花儿音乐的研究与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花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不但题材新颖，而且音乐格调更加清新、活泼、高亢、明快，充满了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全国民歌研究和收集整理的风潮兴起，相继产生了一些学术性论著。青海民歌的搜集、整理、研究、演唱也逐渐兴起。其中《上去高山望平川》（河州大令，古代河州辖境为：“西秦末地入吐谷浑。北魏太和中复改袍罕镇为河州，辖今洮河中、下游，大夏河上游，湟水下游及桑园峡积石峡间黄河流域地。”）是由花儿王朱仲禄从他父亲朱瑞口中笫一个记谱，第一个在舞台上演唱，并笫一个录制唱片唱响全国的人。1951年2月，紫辰整理的《青海民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选编紫辰、陈毅通、华思等先生记录的民歌，陈毅通在书后撰写了《青海民歌搜集经验点滴》一文，成为青海第一本民歌集。1953年3月，朱仲禄整理的《花儿选》 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花儿王”早期搜集的花儿汇集。通过朱仲禄的演唱广为传播，享誉中外。1957年，华恩整理的《青海民间歌曲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近90首花儿。1958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曲家马思聪根据朱仲禄的演唱记录、整理、创编的20首《无伴奏合唱歌曲花儿集》，将花儿首次推向合唱表演形式。1959年3月，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编的《中国民歌选集》一书，其中收录12首曲令。同时，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青海省群众艺术馆、青海省音协合编的《青海民间歌曲百首》。1960年3月，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音乐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民歌》，选入“河州大令”、“仓啷啷令”等许多花儿曲令。1974年，台湾书局出版了《西北民歌集》（丑辉英编）。这一时期，花儿的整理进入个体和集体互相结合、逐步协调推进的状态。
已故朱仲禄先生为中国花儿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身上充分展现了“花儿”艺术独特的魅力。朱仲禄先生自幼学唱花儿，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他的声音宏亮挺拔、高亢悠扬、刚柔相济，真假声结合巧妙，情感真挚、声情并茂、韵味十足，给人以高天厚土的辽阔高原感受，深受西北乃至全国人民的喜爱。一生历尽坎坷、饱经风霜的传奇老人，是风靡全国的经典歌舞《花儿与少年》的创始人之一。这位中国花儿王的60年艺术生涯与社会政治变迁是相属相成的，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所影响下花儿王的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文化变迁和文化传统相遇中花儿王的生活态度和心理变化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风貌。在历史文化现象中，花儿文化以及花儿歌手在历史动荡和变迁中扮演出相同的社会角色、呈现出一个音乐同人类相互依存的社会艺术形态。从花儿王朱仲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创作与表演以及当今西北花儿会的展演中我们可以看出，文革时期由于其保守性，发明与传播的困难，传统与习惯的力量，以及社会政治压力等原因，花儿出现了停滞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互适应，其根本的原动力是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给花儿演唱带来了蓬勃生机。在民族众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青海，文化变迁较慢，适应文化其目前所保存的传统地域性特色比较明显。
“青海高原六月会，绿荫花海天下最，曲高悠长表深情，人与自然大和谐。”这是我对这片炽热土地上滋生花海的感慨。是啊，丰富多彩、原汁原味的“花儿”曲令和那富有诗意、撼人心魄的“花儿”词汇，已成为中国民歌艺术的奇葩，盛开在高山原野，成为民众对美好爱情的深切渴念与执著追求。青海“花儿”驰名全国，在西北花儿中一直领先， 这是因为：其一是青海的众多民族中曲令最多，发展迅速，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绚丽多彩；其二是青海的《上去高山望平川》、《花儿与少年》、《雪白的鸽子》、《下四川》等花儿在全国乃至全球华人中广为传唱；其三是著名西北花儿王朱仲禄（保安族）、西北花儿皇后苏平（撒拉族）、西北花儿王子马俊（东乡族）等都是青海人。其四是这里还大量存储着汉、回、土、撒拉、保安族、东乡族、甚至己显现好多的藏、蒙古族等多民族花儿。其五是河湟地区（湟水从发源地海晏县包呼图山，经过西宁及海东地区，至甘肃达家川汇入黄河的这片谷地）的青海花儿，作为高原上的一颗奇葩和传递、交流感情的妙音，有极其显明的高原地域花儿特色。因此，青海在中国花儿中最富有代表性。因此，“青海是中国民歌的海洋，民族花儿的故乡”，这种结论是比较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