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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污染愈演愈烈，“三废”的排放对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健康状况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重污染行业则是污染的主要制造者，在造福于国民经济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提升其环境绩效已经迫在眉睫。以2013—2015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债务水平和政府扶持对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会迫于偿债压力而牺牲环境绩效，政府的扶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偿债压力与环境绩效之间的矛盾。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完善绿色信贷、提高政府扶持力度等对策建议，为重污染行业环境绩效的优化和我国环境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
【关键词】 重污染行业； 环境绩效； 债务水平； 政府扶持
【中图分类号】 F810.4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7-0041-05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各行各业的繁荣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早已不容小觑。虽然政府颁布了法律法规来约束企业的环境行为，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日渐密切，企业也已经在有意识地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但效果仍不容乐观[1]。在2016年，PM2.5平均值超过我国标准值的城市已达到35个，多地被雾霾笼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经济的长远发展难以维系，人们的健康状况受到威胁，生活质量日趋下降，可见必须采取措施，解决环境问题。因此，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必须注重控制污染物的排放，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都应当是企业努力提升的对象。
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环境绩效的评价、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
对于环境绩效的评价，研究众多且成果丰硕，研究成果涉及构建环境绩效指标体系[2]、采用DEA方法[3]、结合平衡计分卡[4]以及多维度评价[5]等方面，另有一些学者研究各个行业的环境绩效评价[6]。
对于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成果也较多，但没有统一结论。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提高环境绩效有利于提升财务绩效[7]，吕峻等[8]也得出类似结论。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9]，还有研究发现二者之间不相关。
相对于前两个方面，研究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学者较少，而这些学者中大部分研究的是城市与区域的环境绩效[10]，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是企业[11]。对于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寻找，并进行实证分析。对于一些因素，学者的观点基本统一，如学者普遍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环境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12]。但是对另外一些因素，如负债水平，则有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企业的负债水平对环境绩效有正向影响[13]，另一些则发现二者并没有正相关关系。
一些学者分行业研究环境绩效，重污染行业是一大热点。重污染行业是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仅2014年，我国重污染行业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就达到了1 536 214万吨。据统计，2012—2014年，规模以上（即主营业务收入2 000万元及以上）重污染企业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均在40%左右。因此，无论是从促進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考虑，重污染行业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研究重污染行业的环境绩效势在必行。近年来，研究重污染行业环境绩效的文献正不断增加，但却是集中于环境绩效评价、环境绩效披露以及环境绩效同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其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文献尚在少数。
综上，有关重污染行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且负债水平对环境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尚没有定论。因此，本文探讨企业会为了提升其在信用市场上的形象而保护环境，还是会迫于偿债压力而忽视环境绩效？倘若企业迫于偿债压力而牺牲环境绩效，那么如何处理二者的矛盾，政府的补助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本文选择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重污染行业的负债水平和政府扶持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希望能有助于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发展和环境质量的优化。
二、研究假设
提升环境绩效需要企业采取购进环保设施、改进生产流程、加强环保研发等一系列举措，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且难以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因此，为提升环境绩效而实施的投资短期内可能成为企业的负担。按照“可利用资金假说”，企业愿意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但是，是否能真正履行好环境治理等社会责任则取决于企业掌控的资源数量，因此，资金充足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在控制污染、治理环境上耗费资金。对于负债较高的企业，债务给企业带来财务杠杆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还本付息的压力和财务风险。为控制财务风险，企业能投资于提升环境绩效的资金可能不足，环境绩效可能相对较差。
由此提出假设1：债务水平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
根据庇古理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社会资源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由于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存在，社会福利水平有所降低，但政府的扶持能使状况有所改善。根据政府补助动机理论，政府对企业给予扶持的动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增加整个社会的产值，即经济动机；另一方面则是改善居民生活、维持稳定发展等政治动机。政府对企业的环保扶持包括废气治理补助、清洁生产补助、环保在线监测补助资金等各项补助以及各种与环保有关的奖励款项，政府给予企业环境方面的补助，是希望合理地分配资源，让企业积极履行环保义务，实现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罗党论等[14]的研究表明，政府补助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社会绩效。唐鑫等[15]发现，政府补助对国企承担社会责任有激励作用。因此，政府补助可能是保障重污染行业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这些款项的发放增加了企业的可利用资金，减轻了企业改善环境的财务压力；另一方面，政府的扶持表现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能增强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信心和积极性，引导重污染企业制定积极合理的环保政策，从而提高环境绩效。 由此提出假设2：政府扶持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专家对于环境绩效的量化方式较多，主要如表1所示。
由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不系统，也没有完善的环境数据查询渠道，DEA用到的数据取得难度大，构建环境绩效指标体系的主观随意性强等原因，本文采用单位营业收入的排污费进行量化，单位营业收入排污费越小，说明污染物排放越少，环境绩效越好。
本文涉及的其他变量见表2。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按照《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对重污染行业的划分，以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Wind数据库收集2013—2015年年报，手工统计财务报告中的排污费数据，剔除未单独披露排污费的企业、数据不全和ST企业，获得49个企业的排污费数据，共147个样本。
（三）模型设计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3可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水平与债务水平分布不均匀，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政府扶持力度也有高有低，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悬殊。总体来说财务绩效水平尚可，部分企业的ROE为负值。企业性质的平均值为0.653，样本中有65.3%的企业是国企。
（二）回归分析
1.相关性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相关系数均小于0.8，说明变量没有较严重的自相关现象。
2.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5可以看出，调整后R方为0.158，拟合度尚可。由表6可知，F值为3.739，Sig值小于0.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总体上是显著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三）回归结果与原假设对比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知，债务水平的系数为0.00039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债务水平与单位营业收入的排污费显著正相关，即债务水平越高，环境绩效越差，重污染企业会因为债务压力而忽略环境绩效，假设1成立；政府扶持的系数是-9.123E-12，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扶持与单位营业收入的排污费显著负相关，即政府扶持的力度越大，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越好，政府的扶持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假设2得到证实。
（四）稳健性检验
用总资产周转率替换成本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8，实证结果未受影响，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五、对策与建议
（一）全面落实并完善绿色信贷制度
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在贷款之前对企业的环境绩效水平做出全方位的考量，例如评估企业的生产流程是否环保，环保设备是否齐全以及有害物排放数量等。如若企业的环境绩效差，则相应提高信贷条件，让企业明白保护环境不是可有可无的多余工作，而是关系企业未来发展，与企业资金链密不可分的活动。绿色信贷的实施和完善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高效率配置，首先，绿色信贷让环境绩效好的企业更容易地获得资金，从而发展壮大，而环境绩效差的企业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處于下风甚至淘汰出局；其次，由于环境绩效对企业前景的影响，投资者在投资时会自觉关注环境信息，选择环境绩效水平高的企业作为投资对象。
政府应当鼓励银行全面推行绿色信贷，并公开绿色信贷审批的过程，披露其在放贷时对环境绩效所做出的评估，使得该过程能被社会公众所监督。
（二）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由研究结论可知，重污染企业可能会因为偿债压力而轻视环境绩效，但是政府的扶持能对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负债水平与环境绩效之间的矛盾，因此，政府应当在加大扶持力度。政府的扶持应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政府应全面分析制约企业环境绩效的环节，在环保研发、环保设备购置以及建立绿色生产流程等诸多环节中向企业提供帮助，此举能减轻企业治理污染的财务负担，降低企业因资金不足而放弃环境保护的可能性；其二，政府应当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对比各企业的环境绩效，对努力提升环境绩效的企业给予奖励和表彰，对环境绩效水平高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促使企业主动改善环境绩效。这种奖励还能向社会公众传递正面的信息，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
（三）建立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平台
无论是绿色信贷制度的顺利实行，还是政府补助的高效发放，均以准确掌握企业的环境绩效信息为前提，完善的披露平台使社会各界简单明了地获得环境信息，能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提供大力支持。
目前，重污染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有些在财务报告附注，有些在社会责任报告，还有些在官方网站等其他渠道。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以文字形式披露，有的以文字和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另外，披露信息的数量也相差悬殊。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出台政策规范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与形式，并且建立集中统一的信息披露平台，这个平台上应当系统地显示各行业及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并对其环境绩效进行合理评价。
另外，重污染企业应该提高环保意识，积极保护环境。社会公众也应该加强监督，使企业出于对社会舆论的忌惮而避免短视行为，主动提升环境绩效。企业的环境治理、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政府的多方位扶持与社会公众的关注监督相辅相成，能为提升重污染行业的环境绩效提供全面的依托。
【参考文献】
[1] 张劲松.试析环境治理与政府政绩考核关系[J]. 中国农业会计，2016（7）：46-48.
[2] HENRI J F，JOURNEAULT M.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An empirical study of canadian manufacturing firm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87（1）：165-176. [3] 张子龙，逯承鹏，陈兴鹏，等. 中国城市环境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回归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6）：1-7.
[4] 宋子义，邹玉娜.平衡计分卡在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中的应用[J].经济纵横，2010（11）：102-105.
[5] TRUMPP C，ENDRIKAT J，ZOPF C，et al.Definition，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5，126（2）：185-204.
[6] 张彩平，万欣怡.燃煤发电企业内部流程环境绩效评价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6（10）：172-177.
[7] LORRAINE N H J，COLLISON D J， POWER D M. An analysis of the stock market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formation[J].Accounting Forum，2004，28（1）：7-26.
[8] 呂峻，焦淑艳.环境披露、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1）：109-116.
[9] BRAMMER S，BROOKS C，PAVELIN S.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stock returns：UK evidence from disaggregate measures [J].Financial Management，2005，35（3）：97-116.
[10] 国涓，刘丰，王维国.中国区域环境绩效动态差异及影响因素——考虑可变规模报酬和技术异质性的研究[J]. 资源科学，2013（12）：2444-2456.
[11] 刘蓓蓓，俞钦钦，毕军，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6）：80-84.
[12] 韩娜，李玉萍.中国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4（25）：16-20.
[13] 杨小科，石颖.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2）：39-44.
[14] 罗党论，唐清泉.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09（7）：84-96.
[15] 唐鑫，陈永丽.财税补贴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基于沪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财会月刊，2016（3）：50-54.
[16] ALY S. A note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J].St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5，16（3）：413-421.
[17] 何丽梅，侯涛.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8）：99-104.
[18] 胡曲应.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6）：23-32.
【关键词】 重污染行业； 环境绩效； 债务水平； 政府扶持
【中图分类号】 F810.4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7-0041-05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各行各业的繁荣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早已不容小觑。虽然政府颁布了法律法规来约束企业的环境行为，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日渐密切，企业也已经在有意识地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但效果仍不容乐观[1]。在2016年，PM2.5平均值超过我国标准值的城市已达到35个，多地被雾霾笼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经济的长远发展难以维系，人们的健康状况受到威胁，生活质量日趋下降，可见必须采取措施，解决环境问题。因此，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必须注重控制污染物的排放，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都应当是企业努力提升的对象。
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环境绩效的评价、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
对于环境绩效的评价，研究众多且成果丰硕，研究成果涉及构建环境绩效指标体系[2]、采用DEA方法[3]、结合平衡计分卡[4]以及多维度评价[5]等方面，另有一些学者研究各个行业的环境绩效评价[6]。
对于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成果也较多，但没有统一结论。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提高环境绩效有利于提升财务绩效[7]，吕峻等[8]也得出类似结论。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9]，还有研究发现二者之间不相关。
相对于前两个方面，研究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学者较少，而这些学者中大部分研究的是城市与区域的环境绩效[10]，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是企业[11]。对于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寻找，并进行实证分析。对于一些因素，学者的观点基本统一，如学者普遍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环境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12]。但是对另外一些因素，如负债水平，则有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企业的负债水平对环境绩效有正向影响[13]，另一些则发现二者并没有正相关关系。
一些学者分行业研究环境绩效，重污染行业是一大热点。重污染行业是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仅2014年，我国重污染行业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就达到了1 536 214万吨。据统计，2012—2014年，规模以上（即主营业务收入2 000万元及以上）重污染企业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均在40%左右。因此，无论是从促進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考虑，重污染行业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研究重污染行业的环境绩效势在必行。近年来，研究重污染行业环境绩效的文献正不断增加，但却是集中于环境绩效评价、环境绩效披露以及环境绩效同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其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文献尚在少数。
综上，有关重污染行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且负债水平对环境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尚没有定论。因此，本文探讨企业会为了提升其在信用市场上的形象而保护环境，还是会迫于偿债压力而忽视环境绩效？倘若企业迫于偿债压力而牺牲环境绩效，那么如何处理二者的矛盾，政府的补助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本文选择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重污染行业的负债水平和政府扶持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希望能有助于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发展和环境质量的优化。
二、研究假设
提升环境绩效需要企业采取购进环保设施、改进生产流程、加强环保研发等一系列举措，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且难以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因此，为提升环境绩效而实施的投资短期内可能成为企业的负担。按照“可利用资金假说”，企业愿意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但是，是否能真正履行好环境治理等社会责任则取决于企业掌控的资源数量，因此，资金充足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在控制污染、治理环境上耗费资金。对于负债较高的企业，债务给企业带来财务杠杆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还本付息的压力和财务风险。为控制财务风险，企业能投资于提升环境绩效的资金可能不足，环境绩效可能相对较差。
由此提出假设1：债务水平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
根据庇古理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社会资源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由于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存在，社会福利水平有所降低，但政府的扶持能使状况有所改善。根据政府补助动机理论，政府对企业给予扶持的动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增加整个社会的产值，即经济动机；另一方面则是改善居民生活、维持稳定发展等政治动机。政府对企业的环保扶持包括废气治理补助、清洁生产补助、环保在线监测补助资金等各项补助以及各种与环保有关的奖励款项，政府给予企业环境方面的补助，是希望合理地分配资源，让企业积极履行环保义务，实现整个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罗党论等[14]的研究表明，政府补助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社会绩效。唐鑫等[15]发现，政府补助对国企承担社会责任有激励作用。因此，政府补助可能是保障重污染行业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这些款项的发放增加了企业的可利用资金，减轻了企业改善环境的财务压力；另一方面，政府的扶持表现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能增强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的信心和积极性，引导重污染企业制定积极合理的环保政策，从而提高环境绩效。 由此提出假设2：政府扶持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专家对于环境绩效的量化方式较多，主要如表1所示。
由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不系统，也没有完善的环境数据查询渠道，DEA用到的数据取得难度大，构建环境绩效指标体系的主观随意性强等原因，本文采用单位营业收入的排污费进行量化，单位营业收入排污费越小，说明污染物排放越少，环境绩效越好。
本文涉及的其他变量见表2。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按照《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对重污染行业的划分，以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Wind数据库收集2013—2015年年报，手工统计财务报告中的排污费数据，剔除未单独披露排污费的企业、数据不全和ST企业，获得49个企业的排污费数据，共147个样本。
（三）模型设计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3可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水平与债务水平分布不均匀，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政府扶持力度也有高有低，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悬殊。总体来说财务绩效水平尚可，部分企业的ROE为负值。企业性质的平均值为0.653，样本中有65.3%的企业是国企。
（二）回归分析
1.相关性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相关系数均小于0.8，说明变量没有较严重的自相关现象。
2.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5可以看出，调整后R方为0.158，拟合度尚可。由表6可知，F值为3.739，Sig值小于0.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总体上是显著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三）回归结果与原假设对比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知，债务水平的系数为0.00039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债务水平与单位营业收入的排污费显著正相关，即债务水平越高，环境绩效越差，重污染企业会因为债务压力而忽略环境绩效，假设1成立；政府扶持的系数是-9.123E-12，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扶持与单位营业收入的排污费显著负相关，即政府扶持的力度越大，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越好，政府的扶持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假设2得到证实。
（四）稳健性检验
用总资产周转率替换成本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8，实证结果未受影响，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五、对策与建议
（一）全面落实并完善绿色信贷制度
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在贷款之前对企业的环境绩效水平做出全方位的考量，例如评估企业的生产流程是否环保，环保设备是否齐全以及有害物排放数量等。如若企业的环境绩效差，则相应提高信贷条件，让企业明白保护环境不是可有可无的多余工作，而是关系企业未来发展，与企业资金链密不可分的活动。绿色信贷的实施和完善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高效率配置，首先，绿色信贷让环境绩效好的企业更容易地获得资金，从而发展壮大，而环境绩效差的企业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處于下风甚至淘汰出局；其次，由于环境绩效对企业前景的影响，投资者在投资时会自觉关注环境信息，选择环境绩效水平高的企业作为投资对象。
政府应当鼓励银行全面推行绿色信贷，并公开绿色信贷审批的过程，披露其在放贷时对环境绩效所做出的评估，使得该过程能被社会公众所监督。
（二）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由研究结论可知，重污染企业可能会因为偿债压力而轻视环境绩效，但是政府的扶持能对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负债水平与环境绩效之间的矛盾，因此，政府应当在加大扶持力度。政府的扶持应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政府应全面分析制约企业环境绩效的环节，在环保研发、环保设备购置以及建立绿色生产流程等诸多环节中向企业提供帮助，此举能减轻企业治理污染的财务负担，降低企业因资金不足而放弃环境保护的可能性；其二，政府应当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对比各企业的环境绩效，对努力提升环境绩效的企业给予奖励和表彰，对环境绩效水平高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促使企业主动改善环境绩效。这种奖励还能向社会公众传递正面的信息，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
（三）建立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平台
无论是绿色信贷制度的顺利实行，还是政府补助的高效发放，均以准确掌握企业的环境绩效信息为前提，完善的披露平台使社会各界简单明了地获得环境信息，能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提供大力支持。
目前，重污染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有些在财务报告附注，有些在社会责任报告，还有些在官方网站等其他渠道。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以文字形式披露，有的以文字和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另外，披露信息的数量也相差悬殊。因此，相关部门应当出台政策规范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与形式，并且建立集中统一的信息披露平台，这个平台上应当系统地显示各行业及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并对其环境绩效进行合理评价。
另外，重污染企业应该提高环保意识，积极保护环境。社会公众也应该加强监督，使企业出于对社会舆论的忌惮而避免短视行为，主动提升环境绩效。企业的环境治理、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政府的多方位扶持与社会公众的关注监督相辅相成，能为提升重污染行业的环境绩效提供全面的依托。
【参考文献】
[1] 张劲松.试析环境治理与政府政绩考核关系[J]. 中国农业会计，2016（7）：46-48.
[2] HENRI J F，JOURNEAULT M.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An empirical study of canadian manufacturing firm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87（1）：165-176. [3] 张子龙，逯承鹏，陈兴鹏，等. 中国城市环境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回归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6）：1-7.
[4] 宋子义，邹玉娜.平衡计分卡在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中的应用[J].经济纵横，2010（11）：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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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彩平，万欣怡.燃煤发电企业内部流程环境绩效评价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6（10）：172-177.
[7] LORRAINE N H J，COLLISON D J， POWER D M. An analysis of the stock market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formation[J].Accounting Forum，2004，28（1）：7-26.
[8] 呂峻，焦淑艳.环境披露、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1）：109-116.
[9] BRAMMER S，BROOKS C，PAVELIN S.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stock returns：UK evidence from disaggregate measures [J].Financial Management，2005，35（3）：9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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