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一位在温州打工的农民工，4次到火车站排队都买不到票。窗口工作人员对他说，网络和电话的票要早几天，票一放出来，就在网络上被抢光了，没有票剩下来给窗口。
　　这位农民工写信给铁道部反映买不到票后，引发舆论关注。
　　我曾经看到电视上，有记者问在广州火车站排队买票的农民工，为什么不在网络上买票。憨厚的农民工一脸茫然，对记者说：“我们不懂那个。”
　　他们确实不懂，正如飞机、高铁离他们还很遥远一样。
　　因此非常不幸，铁道部2012年春运推出网络订票，本是方便之举，也是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的要求，但“会上网，会用网银”的条件约束，还是对年纪稍微大点的农民工构成了一种“技术性排斥”。
　　春运在农民工身上刺激出的新的痛点，当然只是他们整体命运的一个侧面。事实上，这个群体在国民待遇、身份认同、价值观念等方面，多年来一直被进行系统性的社会排挤，抛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至今见不到多少改变。他们被视为社会金字塔最底下的庞大砖块，成为社会结构性暴力的承受者。
　　这些社会排斥，当然只是利益和心理的产物，或者得不到政治道德的辩护，或者违法，或者，不过是市侩社会的闹剧。
　　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其社会发展呈现出“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等级结构的国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句式，可以变换内容演绎下去。在社会排斥上也总会玩出新的花样。
　　这个花样就是“技术合理性”：对弱势群体的排斥，不被视为有意设计，而是被视为技术发展、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技术发展本身是无可指责的，社会进步更是大家的追求，因此它们的合理性、正当性遮蔽，压倒了社会排斥的非正当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热热闹闹的“网络问政”、“微博问政”，以及在微博上对官方信息的发布。为应对互联网给执政带来的“挑战”，各级政府无论是玩真的还是摆一个姿态，都纷纷在网络上回应汹涌的民意，为权力运作扩展合法性空间，或者表明自己并不落后于这一政治时尚。这当然是值得赞赏的，有理由相信，技术会成为松动僵化体制的有力武器。
　　但冷静下来想一想，能够参与“网络问政”、“微博问政”，能够享受官方在微博上发布信息这一“服务”的，多是些什么人？它的主体当然不是处于最底层的民众，他们无法参与这个技术性建构出来的公共领域和新的时尚。其结果就是，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注意力的转移，对底层的遗忘在技术合理性中显得非常自然—而整体的公民权益生态，反而更加堪忧。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经分析过现代社会对大量社会边缘人的制造机制，他称移民、难民、流浪汉这些被抛弃、隔离的人为“被废弃的生命”，在经济进步和政治、社会等级秩序的建构中，他们不符合主流社会的要求而被淘汰，像被扔垃圾一样扔掉。
　　今天的中国，通过“技术合理性”，正在把很多底层者，像那位买不到票的农民工一样扔下“社会发展”的车厢。但正如鲍曼所说的，在“人类废品”的生产机制上，一定有政治经济秩序的谋划。事实正是如此，对底层者排斥的“技术合理性”，只是政治、经济、社会排斥的一种时尚的技术表现形式。
　　一个社会如果跳离权利、正义这一地基而沉浸在技术的幻觉中，不仅会形成和扩大盲点，也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