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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一文中认为，中国传播学并不“健康”，而且有病，即学术研究“过度西方化”和“过度量化”，现在需要回到中西方平等对话、交流的立场上来，需要在学术研究中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中国传播学研究需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要丢掉建构“东方中心主义”的幻想，应该积极探索和建构传播学研究中的“第三条路经”或“第三种范式”。 [1]
必须承认，中国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文科对西方学术有一定的依赖性。特别是一些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专家学者，他们用的理论和方法是西方的，思维是西方的，甚至表达也是西方的，论著的参考文献都是西方的，有的几十个注释中看不到一个中文文献。这种“过度西方化”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忧虑的。如果你的理论、方法、思维、表达、文献等都是西方的，你能保证你的立场、眼光和思想是中国的吗？
其实，这种现象在国内公共关系教学和研究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打开国内的公共关系教材，不少教材言必称艾维·李、爱德华·伯纳斯和格鲁尼格，生搬硬套、反复堆砌西方公共关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和观点，用其分析和阐释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公关事件和公关现象也如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公关问题和困境。这种公共关系学的“民族虚无”和“本土缺失”，既不能上接“天气”，也不能下接“地气”，更无法建构学术主体性、增强学术自信心和形成文化自豪感。这是新文科建设中、也是重建中国公共关系理论中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公共关系研究不是排斥西方公共关系学，而是要对西方公共关系理论进行反思、重估、批判和超越。這不是迎合“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大众文化潮流，而是新文科建设中公共关系学者必须承担的使命和担当，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对于西方公共关系学，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迎中有拒，拒中有迎”，亦即所谓“迎新不迎旧，排污不排外”， [2] 是要在充分吸收西方公共关系学中优秀内容的基础上，以新世界主义的理念重新论证、构建具有多边主义、多元文化和整体全球化特征的公共关系理论的经典范畴，以新观念、新思维进行创新性研究，并造福全人类。[3]
中国公共关系学者应该既扎根传统，又与时俱进，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土壤以及公关实践中探索和寻找中国公共关系的本质、规律、特色和亮点。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和传播的智慧、策略上。只要我们坚持采用中国视维、立足中国文化、结合中国国情、联系中国实际，科学梳理和综合提炼各种公共关系理论精华，合理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和方法，多视角多层面地观察、分析和解释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公共关系现象和问题，寻找和探索解决本土问题的路径和办法，就可以实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理论的目标。
中国公共关系学需要对在本土研究和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和科学提升。应该说，中国的公共关系学既有同西方公共关系学相通的、一致的地方，也有在中国文化、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背景下很多不相通、不一致的、甚至有特色的探索和创新。例如，在国内盛行的公共关系形象塑型理论、危机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礼仪研究等，就既有中国特色，也是西方公共关系研究很少涉猎和深入研究的。如果将这些在中国应用甚广的本土公共关系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无疑对建构中国公共关系理论、丰富和发展国际公共关系理论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公共关系理论建设也需要借助传播科技手段发展自己，同时又要对传播科技及其主导性、扩张性保持高度警惕。在信息传播技术高速发展、智慧传播时代即将到来的今天，中国公共关系建设必须积极思考和探寻互联网+、5G+、人工智能+的教学、科研新形态。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公关教学，不仅要依据国际标准、中国国情、专业要求、市场需求等原则制定高标准的公共关系人才培养方案，而且要着力打造基于互联网+、5G+和智能+的新型教学模式，做到线上线下结合、课内课外结合；不仅要进行教学革命，而且要进行内容革命和学习革命，对整个公共关系的教学过程进行大胆又谨慎的改革和革新。[4]
中国公共关系理论还需要增加内涵、扩大外延。公共关系学从引进中国到发展至今，虽发展总体向好，但也是一波三折。特别是进入21世纪，它的发展一直是不温不火。国内高校办的公共关系本科专业不仅没有超过20个，而且还在裁减和改造之中。其原因也许有许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它的发展没有与地共演、与时俱进，没有积极拥抱传播科技和其他学科，缺乏本土营养和时代元素，缺少传播科技和其他学科辅助、交融和推动，成了既无理论高度也无实践推力的逐步被人冷落的学科。这个局面必须改变。如今在西方一些高校已经或正在开始对公共关系学进行改革，一方面增加内涵、扩大外延，吸收传播学、新闻学、广告学、整合营销传播、网络与新媒体传播等内容，另一方面将公共关系学系改造为策略传播学系，从机构设置、师资配备上加以保证。浙江大学传媒学院也新改设了策略传播学系。
我相信，只要中国公共关系学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一定会在理论上有一个大飞跃，在实践上有一个大发展，在国际公共关系舞台上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邵培仁：《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2]邵培仁：《面向现在、未来和世界的华夏传播研究》，《现代视听》2020年第6期。
[3]邵培仁：《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构想与愿景》，《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6期。
[4]邵培仁：《开拓新文科建设中新闻传播教育新路径》，《现代视听》2019年第11期。
（作者简介：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传播学家。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所所长和浙江大学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等，兼任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媒介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传播学会终身会长，浙江省会展学会会长）
必须承认，中国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文科对西方学术有一定的依赖性。特别是一些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专家学者，他们用的理论和方法是西方的，思维是西方的，甚至表达也是西方的，论著的参考文献都是西方的，有的几十个注释中看不到一个中文文献。这种“过度西方化”是值得我们反思和忧虑的。如果你的理论、方法、思维、表达、文献等都是西方的，你能保证你的立场、眼光和思想是中国的吗？
其实，这种现象在国内公共关系教学和研究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打开国内的公共关系教材，不少教材言必称艾维·李、爱德华·伯纳斯和格鲁尼格，生搬硬套、反复堆砌西方公共关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和观点，用其分析和阐释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公关事件和公关现象也如隔靴搔痒，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公关问题和困境。这种公共关系学的“民族虚无”和“本土缺失”，既不能上接“天气”，也不能下接“地气”，更无法建构学术主体性、增强学术自信心和形成文化自豪感。这是新文科建设中、也是重建中国公共关系理论中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公共关系研究不是排斥西方公共关系学，而是要对西方公共关系理论进行反思、重估、批判和超越。這不是迎合“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大众文化潮流，而是新文科建设中公共关系学者必须承担的使命和担当，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对于西方公共关系学，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迎中有拒，拒中有迎”，亦即所谓“迎新不迎旧，排污不排外”， [2] 是要在充分吸收西方公共关系学中优秀内容的基础上，以新世界主义的理念重新论证、构建具有多边主义、多元文化和整体全球化特征的公共关系理论的经典范畴，以新观念、新思维进行创新性研究，并造福全人类。[3]
中国公共关系学者应该既扎根传统，又与时俱进，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土壤以及公关实践中探索和寻找中国公共关系的本质、规律、特色和亮点。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和传播的智慧、策略上。只要我们坚持采用中国视维、立足中国文化、结合中国国情、联系中国实际，科学梳理和综合提炼各种公共关系理论精华，合理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和方法，多视角多层面地观察、分析和解释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公共关系现象和问题，寻找和探索解决本土问题的路径和办法，就可以实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理论的目标。
中国公共关系学需要对在本土研究和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和科学提升。应该说，中国的公共关系学既有同西方公共关系学相通的、一致的地方，也有在中国文化、中国国情和具体实践背景下很多不相通、不一致的、甚至有特色的探索和创新。例如，在国内盛行的公共关系形象塑型理论、危机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礼仪研究等，就既有中国特色，也是西方公共关系研究很少涉猎和深入研究的。如果将这些在中国应用甚广的本土公共关系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无疑对建构中国公共关系理论、丰富和发展国际公共关系理论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公共关系理论建设也需要借助传播科技手段发展自己，同时又要对传播科技及其主导性、扩张性保持高度警惕。在信息传播技术高速发展、智慧传播时代即将到来的今天，中国公共关系建设必须积极思考和探寻互联网+、5G+、人工智能+的教学、科研新形态。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公关教学，不仅要依据国际标准、中国国情、专业要求、市场需求等原则制定高标准的公共关系人才培养方案，而且要着力打造基于互联网+、5G+和智能+的新型教学模式，做到线上线下结合、课内课外结合；不仅要进行教学革命，而且要进行内容革命和学习革命，对整个公共关系的教学过程进行大胆又谨慎的改革和革新。[4]
中国公共关系理论还需要增加内涵、扩大外延。公共关系学从引进中国到发展至今，虽发展总体向好，但也是一波三折。特别是进入21世纪，它的发展一直是不温不火。国内高校办的公共关系本科专业不仅没有超过20个，而且还在裁减和改造之中。其原因也许有许多，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它的发展没有与地共演、与时俱进，没有积极拥抱传播科技和其他学科，缺乏本土营养和时代元素，缺少传播科技和其他学科辅助、交融和推动，成了既无理论高度也无实践推力的逐步被人冷落的学科。这个局面必须改变。如今在西方一些高校已经或正在开始对公共关系学进行改革，一方面增加内涵、扩大外延，吸收传播学、新闻学、广告学、整合营销传播、网络与新媒体传播等内容，另一方面将公共关系学系改造为策略传播学系，从机构设置、师资配备上加以保证。浙江大学传媒学院也新改设了策略传播学系。
我相信，只要中国公共关系学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一定会在理论上有一个大飞跃，在实践上有一个大发展，在国际公共关系舞台上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邵培仁：《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2]邵培仁：《面向现在、未来和世界的华夏传播研究》，《现代视听》2020年第6期。
[3]邵培仁：《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构想与愿景》，《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6期。
[4]邵培仁：《开拓新文科建设中新闻传播教育新路径》，《现代视听》2019年第11期。
（作者简介：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传播学家。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所所长和浙江大学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等，兼任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媒介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传播学会终身会长，浙江省会展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