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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承担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基本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奠定必要的社会条件。特别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社会改造的推进，为开展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初步基础。从那时起到现在的60多年间，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断总结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客观认识过去，清醒应对未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新的探索成果，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历程的简要回顾
早在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指出，人民在建立自己国家之后，要 “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但是，如何把中国这样一个历经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遭受帝国主义国家100多年的侵略掠夺，人口众多，积贫积弱的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以来，中国曾经出现过洋务运动，出现了一批民族资本家，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缺乏对现代化的了解，更缺乏组织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新中国建立时，苏联、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道路，无不充满着侵略、掠夺、战争和流血。尽管这些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作法和经验可供我国借鉴，但是中国不可能走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更难以照搬这些国家的经验。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虽然积累了领导人民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但是，作为执政党领导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不论在领导经验上，还是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上，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因此，在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非常务实和谦虚的态度，认真学习苏联的经验。
以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8年间，虽然探索中历经曲折，发生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但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始终没有动摇，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始终没有停止。这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总理先后于1954年、1964年和1975年三次向全国人民发出要把我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号召。在总结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自己发展道路初步形成了一些认识：例如，统筹兼顾、综合平衡；自力更生为主，并学习国外的好东西；尊重价值规律；以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等等。虽然这些认识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落实，但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召开前，是我们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实施改革开放，并进一步提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个时期，在总结以往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开始实施“三步走”战略。大胆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在农村，普遍推进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围绕着搞活企业这个中心进行了各方面改革。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进一步指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时期，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虽然这个时期的发展和改革出现过一些失误和偏差，但总体看，改革极大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积累了更加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从十四大前后到十六大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时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实践，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历史关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坚持“三步走”战略不动摇，坚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动摇。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以后，全面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到十六大召开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时期，我们党提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在提前实现“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目标后，十五大对第三步进行了规划，提出新世纪的“新三步走”战略，努力推进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文明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时期，不仅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巨大成绩，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发展道路取得新突破。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积累下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课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十六届三中全会完整地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求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并指出，“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编制和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这个时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为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成果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出现过大的失误，特别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使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损失。但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是，9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下。据有关资料，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59.28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为9.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只有手工业总产值44.45亿元的22.2%，而且主要分布在少数大城市，极不平衡。领土被列强肆意侵占，国家主权被任意践踏。据有关资料，从1840-19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逼迫政府割地、赔款，攫取在中国的特权。英国割占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夺去了西北和东北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帝国主义在我国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这些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根本不受中国政府的管制。那时，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20世纪初，外国在华商行垄断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在华银行垄断中国的外汇，操纵对中国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着中国海关、90%以上的铁路和70%-80%的内河航运轮船吨位，垄断着全部远洋航运。还控制着煤、铁、电力等重要工业部门，在轻工业中，也拥有很大的实力。名义上代表中央的北京政府，从袁世凯到段祺瑞，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靠外国政府的借款。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借外债180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利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取、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接手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虽然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日本侵华战争及对中国的掠夺，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家财政经济已经陷入总崩溃的境地，原本十分落后的工农业生产大大倒退。根据有关资料，工业方面，“一九四九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棉纺品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少近一半。”农业生产方面，广大刚解放的地区，农村已陷入破产境地，灾情又极端严重。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降低百分之二十一，棉花产量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耕畜减少百分之十六。各地的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近乎隔绝，市场萧条。据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及印度的一半。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仅用3年时间，国民经济就得到恢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的建设时期，虽然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到1980年，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发射“两弹一星”，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也都取得很大发展，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成绩的重要作用，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实施了“三步走”发展战略，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提前实现了第一步目标，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在这个基础上1997年又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群众总体上过上了小康生活，开始迈向第三步目标。进入21世纪，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提前3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的第一阶段的任务。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取得重大进展。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相比，与新中国成立时相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为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我国基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迈进新时代。
三、对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道路主要经验的若干思考
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中的重要办法之一是不断总结自己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前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八大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大跃进”后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讲话，都总结了当时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央召开务虚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此后的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都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了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
在回顾和重温我们党领导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经验时，可以发现一个现象：现在的许多做法、提法，总可以在以往探索实践中发现一些痕迹，有的还非常相似。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有非常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在目标的一致性和工作的连续性，正是始终坚定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方向，持续不断的实践，才深化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 另一方面也表明，探索中国自己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是复杂、曲折的，有些问题是在反复出现、反复纠正后才深化认识。在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总结中国共产党90年的经验教训中，特别需要思考如何保持目标的一致性、实践的连续性，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减少曲折和反复，使今后的探索更加顺利一些。
（一）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取得的重要经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组成部分。十六大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七大报告在阐述落实科学发展观时，明确提出“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从历史上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党对经济建设就非常重视。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就提出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发展，“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即使在确定“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与之平等，不要摆在很高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提出“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
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前对经济建设的重视，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什么不同？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没有把经济建设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特别是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后，没有坚持这个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能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了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外，主要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一是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相当长的时期，不是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就可以跨越的。而这个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不发展经济，很难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民心民意都希望发展。因此，不论国内外发展环境出现什么变化，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是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能不能巩固和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不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不论什么样的措施都不可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失去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我国不仅将长期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的压力，而且在科技经济上也面临着西方国家占优势的压力。但是，当今国家间竞争的核心是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国际关系的较量归根到底是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较量。只有加快发展和强大自己，才能在西方国家的压力面前，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
当前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2，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科技竞争压力没有变，人民群众要求过上更好生活的诉求没有变化。虽然发展中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但仍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确保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基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实现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科学发展
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学习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表述的话，科学发展观就是发展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党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就提出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上世纪60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提出要努力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尽快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然王国”的飞跃，并进一步强调统筹兼顾、要尊重价值规律等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观点。虽然此后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情并没有杜绝，有些方面甚至愈闪加重，但经济发展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对形成科学发展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论是在认识的深度上，还是在内容的丰富上，都比上世纪50、60年代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巨大的飞跃。其中最关键的飞跃是对客观发展规律和主观能动性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党曾经认为已经掌握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想象得过于简单，以为只要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经过三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就可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就是这样认识的集中表现之一。违反客观规律给建设现代化建设造成巨大损失。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除了由于缺少经验外，还由于当时党的领导干部整体的文化科学素养不高，只相信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的经验，不相信科学；还由于在胜利面前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使党内民主集中制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泛滥，假话盛行，不按客观规律组织经济建设。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伟大事业，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能违反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只有符合客观规律，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任何人、任何事情违反客观规律，迟早要受到惩罚，即使一时发展速度很快，最终还是要蒙受巨大损失，经历重大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尊重客观规律。但是，违反客观规律的现象并没有杜绝，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盲目追求GDP，造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落实科学发展观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体制机制障碍。要真正尊重客观规律，实现科学发展，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真正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还必须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高，推进管理体制改革。
（三）推进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将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改革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的最有力的措施，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体制改革，始终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管理权的调整，都是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体制。但是这个时期的改革局限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内，改革的成效不大，甚至走到死胡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势不可挡，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发展。没有改革，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为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会进展比较顺利，成绩非常巨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几条很重要：
一是社会的共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使传统管理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使绝大多数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思索改革的方向。
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人员出国考察，看到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管理体制，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会，使经济快速发展。甚至我国周边国家的发展水平也超过我们。巨大的反差使我国大多数人深切感受到管理体制的问题，迫切希望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把我国尽快发展起来。
三是思想的解放。这是内部和外部压力必然带来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传统。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突破了思想禁锢，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坚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最终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改革是群众的意愿，领导推进改革就是尊重和顺应群众的意愿。例如，农村的承包制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农民就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受当时思想观念的束缚，并没有推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顺应民意，将这项改革措施推向全国，并由此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五是始终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承认和纠正以往的失误和错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新的、更适合的体制机制。
但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方面认识的提高和工作的改进，都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得到的。
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遇到许多体制机制的障碍，发展不科学的问题非常严重，例如资源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为了推进改革而统一思想认识、协调各方面关系，面临的困难比以前大得多。如果再像历史上那样，需要付出沉重代价后才能统一思想，协调好各方面关系，才能够推进改革的话，人民承受不起，国家承受不起，中国共产党更承受不起。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党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顺应民意，冲破阻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四）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是在人口众多、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因此需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学习、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认识到这点。尽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至今也没有完全解除封锁，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上世纪50、60年代学习和引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奠定了我国现代化工业的基础；60、70年代开展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民间经济技术贸易，解决了不少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中美关系改善后，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国际环境明显好转。改革开放以后，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不断扩大开放。进入新世纪以后，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潮流，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开放成为推进国内发展、改革的重要动力。可以说，没有开放，我国的发展不可能这么快，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期内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发展中大国。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都注意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对外开放与以前的对外交流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最主要的变化，一是认识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和科技的竞争。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发展壮大起来，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二是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制度的本质与这些国家人民创造的优秀科学文化成果相区分。我们绝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使我们不可能相信西方国家会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对外开放，不断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包括管理经验。三是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学习国外的经验，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看，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基本都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握或者拥有。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西方国家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转让给我们；不可能向我们敞开他们的市场，也会阻止我们进入他们已经占据的市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时这个问题就存在，现在发展水平高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将来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发展永远不要忘记将引进与自主创新紧密结合，永远不要忘记自力更生、不要忘记艰苦奋斗。四是面对西方国家政治压力和经济技术占优势的压力，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强战略思维。
（五）坚持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我们党成立之初，虽然不相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能够根本改变旧中国的面貌，但相信科学技术和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希望中国成为具有先进科学文化的强国。延安时期就建立的自然科学研究院，输送年青人到苏联接受现代科技知识的教育，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储备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将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技术革命，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虽然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在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方面上也出现严重失误和错误，但仍然取得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技术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纠正了在科技教育和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错误，再次明确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科学技术与改革开放都是发展的动力，十五大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十六大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方式要从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实践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加快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水平，才能把握发展的主动性，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
历史经验表明，不仅发展水平低时需要加快科技教育的发展，发展水平提高后，更需要加快科技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从历史上看，自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后的100多年来，先后有英国、苏联、日本等国位居世界第二。但这些国家都没有超越美国，也都没有长久处于第二的位置。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最低，我们位居世界第二的综合实力最弱，最需要加快科技教育发展，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强综合国力，尽快成为现代化强国。
但是，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是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见成效的工作。因此，促进科技教育发展不仅需要持续地增加人、财、物投入，还需要适宜的体制环境和社会环境。世界历史经验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讲，评价一个体制机制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标准之一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科技创新，是否有利于培养为国家复兴民族兴旺不懈奋斗的人才。我们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性，集中力量办好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在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研究方面尽快取得突破；应把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引导到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上来；要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环境。这利尊重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上，还应体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体现在严厉打击科研教育领域腐败行为上。要尊重科教发展规律，用科学的方法指导科教事业的发展。
（六）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不论是从中国历史，还是从党的历史 ，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对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都非常重视社会稳定问题。毛泽东同志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总结了这个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经验，提出要创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个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社会安定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未的风波后，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十六大在总结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经验时，明确提出“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随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后，我们党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任务的提出，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也对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提出新的方向，特别是在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实践表明，要实现社会稳定，基础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键是人心稳定。而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稳定人心，最重要的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一定要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着力点。上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非常稳定，主要原因是那时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的成立满足了人民群众这一愿望，因此社会比较稳定。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比较稳定，主要由于那时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冲破“左”的思想的束缚，集中精力搞建设，尽快提高生活水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满足了人民群众的这些意愿，因此那时的社会比较稳定。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发生变化，不仅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还越来越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仅追求合理分配经济利益、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还追求发展机会的公平；不仅要求参政议政，还要求监督公权力的执行，严惩各种形式的腐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力。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通过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更好地满足新形势下人民的愿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社会稳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七）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新中国。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富强，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文明、体面的好生活。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这个宗旨，在出现失误时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前进。
回顾历史，我们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曾经多次发生出于为人民办好事的目的，干了伤害人民群众的事情。例如，当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的是加快经济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但实际结果却伤害了人民群众利益，国家蒙受巨大损失。现在许多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当场领导干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造福一方”，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落后的发展方式破坏了环境、浪费了资源、侵害了群众利益，实际结果与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背离。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好心办错事”的困境。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决策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的建设不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
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和教训时，邓小平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在总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时，十六大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新世纪以后，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突出的是：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井”，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如何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如何在愈益敏感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我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如何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竞争中占居有利位置；如何缓解愈益紧张的资源环境压力，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等等。如果对其中任何一个挑战应对不当，都可能使我国现代化进程放慢甚至停步。但是，与这些挑战相比，更严重的挑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际上各种思潮不断涌入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在取得执政地位60多年后，如何保证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看，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找到一套科学有效的办法。历史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探索出一套保障我们党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有效制度。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胜利迎接各种挑战，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中华民族将会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一、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历程的简要回顾
早在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指出，人民在建立自己国家之后，要 “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但是，如何把中国这样一个历经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遭受帝国主义国家100多年的侵略掠夺，人口众多，积贫积弱的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近代以来，中国曾经出现过洋务运动，出现了一批民族资本家，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缺乏对现代化的了解，更缺乏组织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新中国建立时，苏联、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但是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道路，无不充满着侵略、掠夺、战争和流血。尽管这些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作法和经验可供我国借鉴，但是中国不可能走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更难以照搬这些国家的经验。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虽然积累了领导人民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但是，作为执政党领导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不论在领导经验上，还是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上，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因此，在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非常务实和谦虚的态度，认真学习苏联的经验。
以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8年间，虽然探索中历经曲折，发生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但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始终没有动摇，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始终没有停止。这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总理先后于1954年、1964年和1975年三次向全国人民发出要把我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号召。在总结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自己发展道路初步形成了一些认识：例如，统筹兼顾、综合平衡；自力更生为主，并学习国外的好东西；尊重价值规律；以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等等。虽然这些认识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落实，但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召开前，是我们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实施改革开放，并进一步提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个时期，在总结以往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开始实施“三步走”战略。大胆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在农村，普遍推进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围绕着搞活企业这个中心进行了各方面改革。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进一步指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时期，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虽然这个时期的发展和改革出现过一些失误和偏差，但总体看，改革极大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积累了更加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从十四大前后到十六大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时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实践，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历史关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坚持“三步走”战略不动摇，坚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动摇。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以后，全面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到十六大召开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时期，我们党提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在提前实现“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目标后，十五大对第三步进行了规划，提出新世纪的“新三步走”战略，努力推进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文明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时期，不仅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巨大成绩，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发展道路取得新突破。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积累下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课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十六届三中全会完整地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求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并指出，“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编制和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这个时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为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成果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出现过大的失误，特别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使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损失。但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是，90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下。据有关资料，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59.28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为9.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只有手工业总产值44.45亿元的22.2%，而且主要分布在少数大城市，极不平衡。领土被列强肆意侵占，国家主权被任意践踏。据有关资料，从1840-19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逼迫政府割地、赔款，攫取在中国的特权。英国割占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夺去了西北和东北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帝国主义在我国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这些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根本不受中国政府的管制。那时，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20世纪初，外国在华商行垄断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在华银行垄断中国的外汇，操纵对中国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着中国海关、90%以上的铁路和70%-80%的内河航运轮船吨位，垄断着全部远洋航运。还控制着煤、铁、电力等重要工业部门，在轻工业中，也拥有很大的实力。名义上代表中央的北京政府，从袁世凯到段祺瑞，都受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北京政府的财政，主要依靠外国政府的借款。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公开或秘密借外债180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利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取、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则通过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贷款，操纵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接手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虽然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日本侵华战争及对中国的掠夺，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家财政经济已经陷入总崩溃的境地，原本十分落后的工农业生产大大倒退。根据有关资料，工业方面，“一九四九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棉纺品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少近一半。”农业生产方面，广大刚解放的地区，农村已陷入破产境地，灾情又极端严重。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降低百分之二十一，棉花产量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耕畜减少百分之十六。各地的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近乎隔绝，市场萧条。据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及印度的一半。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仅用3年时间，国民经济就得到恢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的建设时期，虽然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到1980年，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发射“两弹一星”，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也都取得很大发展，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成绩的重要作用，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实施了“三步走”发展战略，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提前实现了第一步目标，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在这个基础上1997年又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群众总体上过上了小康生活，开始迈向第三步目标。进入21世纪，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提前3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的第一阶段的任务。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取得重大进展。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相比，与新中国成立时相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为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我国基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迈进新时代。
三、对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道路主要经验的若干思考
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中的重要办法之一是不断总结自己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前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八大上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报告，“大跃进”后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讲话，都总结了当时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央召开务虚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此后的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都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了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
在回顾和重温我们党领导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经验时，可以发现一个现象：现在的许多做法、提法，总可以在以往探索实践中发现一些痕迹，有的还非常相似。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有非常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在目标的一致性和工作的连续性，正是始终坚定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方向，持续不断的实践，才深化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 另一方面也表明，探索中国自己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是复杂、曲折的，有些问题是在反复出现、反复纠正后才深化认识。在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总结中国共产党90年的经验教训中，特别需要思考如何保持目标的一致性、实践的连续性，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减少曲折和反复，使今后的探索更加顺利一些。
（一）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取得的重要经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组成部分。十六大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七大报告在阐述落实科学发展观时，明确提出“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从历史上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党对经济建设就非常重视。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就提出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发展，“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即使在确定“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与之平等，不要摆在很高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提出“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
党的十一届三全会以前对经济建设的重视，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什么不同？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没有把经济建设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特别是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后，没有坚持这个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能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了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外，主要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世界发展潮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一是认识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相当长的时期，不是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就可以跨越的。而这个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不发展经济，很难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民心民意都希望发展。因此，不论国内外发展环境出现什么变化，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是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能不能巩固和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不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不论什么样的措施都不可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失去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我国不仅将长期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的压力，而且在科技经济上也面临着西方国家占优势的压力。但是，当今国家间竞争的核心是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国际关系的较量归根到底是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较量。只有加快发展和强大自己，才能在西方国家的压力面前，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
当前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2，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科技竞争压力没有变，人民群众要求过上更好生活的诉求没有变化。虽然发展中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但仍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确保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基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实现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促进科学发展
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学习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表述的话，科学发展观就是发展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党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就提出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上世纪60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提出要努力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尽快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然王国”的飞跃，并进一步强调统筹兼顾、要尊重价值规律等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观点。虽然此后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情并没有杜绝，有些方面甚至愈闪加重，但经济发展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对形成科学发展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论是在认识的深度上，还是在内容的丰富上，都比上世纪50、60年代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巨大的飞跃。其中最关键的飞跃是对客观发展规律和主观能动性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党曾经认为已经掌握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想象得过于简单，以为只要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经过三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就可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就是这样认识的集中表现之一。违反客观规律给建设现代化建设造成巨大损失。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除了由于缺少经验外，还由于当时党的领导干部整体的文化科学素养不高，只相信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的经验，不相信科学；还由于在胜利面前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使党内民主集中制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泛滥，假话盛行，不按客观规律组织经济建设。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伟大事业，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能违反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只有符合客观规律，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任何人、任何事情违反客观规律，迟早要受到惩罚，即使一时发展速度很快，最终还是要蒙受巨大损失，经历重大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尊重客观规律。但是，违反客观规律的现象并没有杜绝，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盲目追求GDP，造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落实科学发展观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体制机制障碍。要真正尊重客观规律，实现科学发展，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真正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还必须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高，推进管理体制改革。
（三）推进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将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改革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的最有力的措施，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体制改革，始终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管理权的调整，都是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体制。但是这个时期的改革局限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内，改革的成效不大，甚至走到死胡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势不可挡，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发展。没有改革，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为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会进展比较顺利，成绩非常巨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几条很重要：
一是社会的共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使传统管理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使绝大多数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思索改革的方向。
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人员出国考察，看到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管理体制，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会，使经济快速发展。甚至我国周边国家的发展水平也超过我们。巨大的反差使我国大多数人深切感受到管理体制的问题，迫切希望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把我国尽快发展起来。
三是思想的解放。这是内部和外部压力必然带来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传统。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突破了思想禁锢，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坚定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最终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改革是群众的意愿，领导推进改革就是尊重和顺应群众的意愿。例如，农村的承包制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农民就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受当时思想观念的束缚，并没有推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顺应民意，将这项改革措施推向全国，并由此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五是始终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承认和纠正以往的失误和错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新的、更适合的体制机制。
但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方面认识的提高和工作的改进，都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得到的。
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遇到许多体制机制的障碍，发展不科学的问题非常严重，例如资源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为了推进改革而统一思想认识、协调各方面关系，面临的困难比以前大得多。如果再像历史上那样，需要付出沉重代价后才能统一思想，协调好各方面关系，才能够推进改革的话，人民承受不起，国家承受不起，中国共产党更承受不起。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党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顺应民意，冲破阻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四）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是在人口众多、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因此需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学习、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认识到这点。尽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至今也没有完全解除封锁，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上世纪50、60年代学习和引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奠定了我国现代化工业的基础；60、70年代开展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民间经济技术贸易，解决了不少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中美关系改善后，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国际环境明显好转。改革开放以后，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不断扩大开放。进入新世纪以后，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潮流，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开放成为推进国内发展、改革的重要动力。可以说，没有开放，我国的发展不可能这么快，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期内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发展中大国。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都注意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对外开放与以前的对外交流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最主要的变化，一是认识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和科技的竞争。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发展壮大起来，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二是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制度的本质与这些国家人民创造的优秀科学文化成果相区分。我们绝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使我们不可能相信西方国家会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对外开放，不断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包括管理经验。三是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学习国外的经验，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看，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基本都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握或者拥有。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西方国家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转让给我们；不可能向我们敞开他们的市场，也会阻止我们进入他们已经占据的市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时这个问题就存在，现在发展水平高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将来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的发展永远不要忘记将引进与自主创新紧密结合，永远不要忘记自力更生、不要忘记艰苦奋斗。四是面对西方国家政治压力和经济技术占优势的压力，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强战略思维。
（五）坚持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我们党成立之初，虽然不相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能够根本改变旧中国的面貌，但相信科学技术和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希望中国成为具有先进科学文化的强国。延安时期就建立的自然科学研究院，输送年青人到苏联接受现代科技知识的教育，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储备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将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技术革命，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虽然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在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方面上也出现严重失误和错误，但仍然取得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技术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纠正了在科技教育和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错误，再次明确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科学技术与改革开放都是发展的动力，十五大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十六大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方式要从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实践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加快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水平，才能把握发展的主动性，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
历史经验表明，不仅发展水平低时需要加快科技教育的发展，发展水平提高后，更需要加快科技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从历史上看，自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后的100多年来，先后有英国、苏联、日本等国位居世界第二。但这些国家都没有超越美国，也都没有长久处于第二的位置。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最低，我们位居世界第二的综合实力最弱，最需要加快科技教育发展，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强综合国力，尽快成为现代化强国。
但是，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是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见成效的工作。因此，促进科技教育发展不仅需要持续地增加人、财、物投入，还需要适宜的体制环境和社会环境。世界历史经验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讲，评价一个体制机制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标准之一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科技创新，是否有利于培养为国家复兴民族兴旺不懈奋斗的人才。我们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性，集中力量办好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在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研究方面尽快取得突破；应把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引导到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上来；要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环境。这利尊重不仅体现在收入分配上，还应体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体现在严厉打击科研教育领域腐败行为上。要尊重科教发展规律，用科学的方法指导科教事业的发展。
（六）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不论是从中国历史，还是从党的历史 ，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对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都非常重视社会稳定问题。毛泽东同志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总结了这个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经验，提出要创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个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社会安定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未的风波后，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十六大在总结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经验时，明确提出“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随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后，我们党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任务的提出，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也对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提出新的方向，特别是在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实践表明，要实现社会稳定，基础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键是人心稳定。而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稳定人心，最重要的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一定要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作为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着力点。上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非常稳定，主要原因是那时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的成立满足了人民群众这一愿望，因此社会比较稳定。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比较稳定，主要由于那时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冲破“左”的思想的束缚，集中精力搞建设，尽快提高生活水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满足了人民群众的这些意愿，因此那时的社会比较稳定。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发生变化，不仅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还越来越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仅追求合理分配经济利益、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还追求发展机会的公平；不仅要求参政议政，还要求监督公权力的执行，严惩各种形式的腐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力。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通过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更好地满足新形势下人民的愿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社会稳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七）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新中国。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富强，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文明、体面的好生活。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这个宗旨，在出现失误时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前进。
回顾历史，我们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曾经多次发生出于为人民办好事的目的，干了伤害人民群众的事情。例如，当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的是加快经济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但实际结果却伤害了人民群众利益，国家蒙受巨大损失。现在许多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当场领导干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造福一方”，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落后的发展方式破坏了环境、浪费了资源、侵害了群众利益，实际结果与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背离。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好心办错事”的困境。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决策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的建设不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
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和教训时，邓小平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在总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时，十六大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新世纪以后，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突出的是：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井”，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如何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如何在愈益敏感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我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如何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竞争中占居有利位置；如何缓解愈益紧张的资源环境压力，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等等。如果对其中任何一个挑战应对不当，都可能使我国现代化进程放慢甚至停步。但是，与这些挑战相比，更严重的挑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际上各种思潮不断涌入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在取得执政地位60多年后，如何保证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看，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找到一套科学有效的办法。历史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探索出一套保障我们党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有效制度。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胜利迎接各种挑战，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中华民族将会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