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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严歌苓小说的叙事魅力，成为华语文学创作中独特的艺术呈现，为当下中国小说的市场化，提供了别样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相互融合的叙事典范。本文深入剖析其叙事中的主题意识和相应的艺术形式以及严歌苓所要表达的终极理想，即她独特的以人和生存为题旨的历史主义。
关键词：人性；悖谬；诗意
作者简介：何芳，汉族，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渤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3
严歌苓在当代华人文学中一直备受瞩目和影响力，也是华裔作家中很有情调的女性作家。她“讲故事”别具一格，富有笔韵。无论“大故事”还是“小故事”，都讲得生动别致，最妙的是总在不经意间结束故事，让读者在戛然而止处充满狐疑和困惑，从而留下文学批评者常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趣。严歌苓的叙事，笔调多变，充满魅力，在华语作家中独树一帜。这与她所要表达的终极理想是分不开的，即对艺术内容、艺术形式的个性追求。在内容层面，主要是讲一个生动引人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在形式层面，力求使故事充满诗性的艺术旋律。
（一）对历史的追忆
追忆本身意味着失去，能够称得上失去的就个体而言都是美好的，就像一首人生的挽歌，因而必然构成生命的遗憾。作为文学创作中的追忆，与历史不同，它是以作者的主观视角对生存生态的一种想象构思，主题目的明确。但是，由于受意识形态集中化影响，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追忆，却打上历史的烙印，是主体追忆与历史真实的叠加，淡化主体追忆的个性意识。然而，严歌苓的追忆是沉浸于华人世界的西方背景下，洒脱不羁个人色彩浓厚。
“荒诞是社会、自然、人三者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朱立元主编：《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206页.]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了普遍有效的关于真善美的价值体系，但是，“人类很多情况下，认识的局限性导致了行动的盲目，导致了矛盾统一体内部对立面双方的相互转化或者相互混淆。换言之，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人类追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结果并不一定真正能够达到真理的显现，反而可能会由于认识和行动的盲目性，导致真假不辨、善恶不分、美丑颠倒，于是荒诞得以产生。”[朱立元主编：《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206页.]对荒诞人与事所呈现的历史现实，构成了严歌苓叙事中的一大特色。严歌苓并不直接对历史做出评价，她通过二元对比，即用她的“主观历史”和客观历史之间的鲜明比照，呈现历史中荒诞。严歌苓的主观历史，是假定的历史，基本命题结构是如果历史不是按照社会必然规律而发展，而是从她的主观理想即以尊重人（活在严歌苓主观历史中的人物都具有朴素的人性，自尊自爱，是真善美的化身。）的自由和尊严的“本己性”为基础来发展，世界是简单、快乐的，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那么，在这两个历史空间所呈现出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所形成了的鲜明比照，使已然的历史真实性彰然若揭，从而凸显历史中的荒诞。比如《白蛇》中对孙丽坤前后精神世界的对照。著名舞蹈艺术家孙丽坤，被专政后，由一个知羞耻懂自爱热爱美的艺术家，逐渐变为一个邋里邋遢没有了艺术尊严的普通妇女。“原来她就是菜市场无数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中的一个，买一分钱的葱也要啰嗦，二两肉也要去校称的那类。老少爷们怪失望。也看清她头发好久没洗，起了饼，脸巴子上留着枕席压出的一大片麻印。大家还看清她穿件普通的淡蓝衬衫，又窄又旧，在她发了胖的身子上裹粽子。褂子上还有一滴蚊子血。原来这个美人蛇孙丽坤一顿也要吃一海碗面条，面太辣也要不雅观地张着嘴‘稀溜稀溜’，吃完面她那天生的洁白细牙缝里也卡些红海椒皮，绿韭菜叶叶。大家怪失望。”孙丽坤的质变，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对艺术精神和美好人性的毁灭。但是，严歌苓的批判意识并没有停留于此，她让孙丽坤在极端失去自尊的生活处境中，进入到另一个充满爱和理想的世界，那就是徐群山出现所营造的生存境遇，徐群山和孙丽坤的二人世界是温馨的，有信任、牽挂、欲望，这个世界使孙丽坤重新作为一个女人活了过来。孙丽坤是“所有的冗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她的前后变变化，很自然的令人意识到，一个以国家意志取缔个人意志的客观世界和一个充分尊重个人意志的主观精神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冰冷，一个温情，一个丰富化。当然读者更希望自身生存的世界是有宽度的而不是狭隘的。有论者认为严歌苓小说有为故事而故事的嫌疑，但是，这部小说充分体现出了严歌苓的家国意识，具有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所以这部小说她采取了鲁迅追忆的方式，触摸中国社会进行体制改革后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充分再现中国社会当下历史中的荒诞性。
（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文学追忆有自叙传色彩。严歌苓两大题材小说，都或多或少打上作家人生经历的烙印。比如《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晓菲的原型是自己的母亲。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毁的场面是其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扶桑》作为反映移民生存和精神形态的代表作品，与自己作为移民的体验密不可分。就作家身份而言，她的追忆往事，落脚点不仅在记忆，更为了追寻。因为作家总要借助“往事”说话，就像鲁迅写《故乡》，除了缅怀故乡往事，更为了说出自己作为启蒙者的想法。所以，在来与去的叙事结构中，自然虚隐着另一种对话结构即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移民作家身份的严歌苓有话想说，说什么对谁说，又如何说，身份的主体差异使严歌苓追忆与鲁迅主义追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鲁迅追忆的视角，叠加了一个启蒙者的身份，所以，他的追忆有明显的启蒙目的。即为启蒙，当然启蒙者对自己的启蒙对象已经有了确定的认识，在叙事中就不会掺杂疑问，所以“去”后没有遗憾和留恋，他的追忆是为了告别。严歌苓追忆的视角，叠加的是移民者的身份，对两种文化既有认同也有疏离，当她对母族文化和历史重新加以审视，自然会蕴含着对母族文化和历史的质疑，这是严歌苓的独特之处。她希冀有一种不受历史必然性制约的存在，但是却无一寄处，因而，她借助自己的创作来表达这种追求，来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 追寻和家园构成其叙事隐性逻辑的两大元素。依此，可把严歌苓的叙事分为两类，一类异质同构，近代往事，追忆传统与现代，表达追寻中的失落。“比如我比较喜欢中国近代历史，对我们中国这一百年间发生的这些人的这些故事，或者说我在写个人命运的时候怎么样映照了中国的这一段近代史，我是有一种使命感的，我觉得我想写，我这辈子好像不写就会死，就激情到这种程度，有了这种自己的使命感。”这类作品较为典型的是《扶桑》，作者在其中写到在西方眼中代表中国传统气质的三种事物，一是小脚，二是大红袍子，三是发髻。这三类事物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美的坐标，也激起了西方人的审美惊异，但是，在严歌苓家园视域中，却同时意味着非人的女性历史，是自己“过往”（根）中的伤痛记忆，所以她无法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加以认同。可见，家园的历史归属感有伤有痛，失落自然不可避免。我们看到严歌苓讲故事主要在中国历史背景下讲自己想讲的故事。讲自己想讲的故事，其实就是能够自由的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我就是一个职业的作家”，“我喜欢这样一种职业的独立性，我喜欢它的自由，那种没有极限的自由。在异域他乡怀揣着对家园的深厚情感，自由的说自己想说的话，这大概是严歌苓最大的精神期盼，那么这份期盼纠葛的却是故国情节，所以“安放”成为期盼的症结，家园终归是个人理想，追寻也就变为一种寄托。那么最终的“安放”就成为严歌苓叙事的终极宗旨。
（三）回归人的本质存在
失去——出走——追忆——追寻——回归，构成了严歌苓叙事的轨迹。追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将失去的回归，这就是“安放”的内容，“让失去”的历史，已经失去了“安放”的资格，如何让“安放”成为所是，这样一种哲学思考，使历史和主观现实达于矛盾冲突，其实恰恰体现了严歌苓的主观诗意追求。
严歌苓涉及到以历史为背景的题材创作，都会将人归类于两个世界。一类属于蕴含着作者主观意象的边缘世界，就是研究者所谓的弱势群体。比如，《小姨多鹤》中的多鹤，《扶桑》中的扶桑，《第九个寡妇》中的葡萄，《金陵十三钗》中十三钗等，这些人都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一类属于主流世界，他们掌握社会话语权，是国家意志的具体执行者。比如《第九个寡妇》中的春喜、《一个女人史诗》的小伍、以及以群体方式出现的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政者、造反派、革命专员等等。对这两类人的态度，严歌苓有明显的情感倾向，首先，严歌苓并没有把处于边缘的这些人作为真正的弱势群体来看待，因为，她在描写这类人时，并没有把笔墨集中在这些人的苦难和痛苦方面，也没有突出他们与主流世界的对立关系，比如压迫、不公平、暴力等等。而是重在发掘这些人的生存态度和对待生存认真努力的品格。所以，她在写扶桑时，着重写她把苦难的生存转化为一种自由存在的智慧。作为妓人扶桑懂得享受肉体的快乐，放空自己的灵魂（因为她的肉体已经沦为工具，她无法摆脱），但当她彻底获得肉体的自由后，她又用自己的生存智慧维护了肉体和灵魂的自由，“或许扶桑从爱情中受的痛苦比肉体上的任何痛苦都深。或许她意识到爱情是唯一的痛苦，是所有痛苦的源起。爱情是真正使她失去自由的东西。她肉体上那片无限的自由是被爱情侵扰了，于是她剪开了它，自己解放了自己。”[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3月，第1版，第275页。]“她和即将被处死的大勇结婚便是把自己永远地保护起来了。”[同上。]“扶桑，她从原始走来，因此她健壮、自由、无懈可击。”[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3月，第1版，第275-276页。]在写多鹤时，多鹤倔强地在那么窘迫压抑的环境中活出自己优雅的和尊严。她干净整洁勤劳，任劳任怨，从没有把自己置于可怜的境地，让自己活得痛苦不堪。这些人还包括葡萄、金陵十三钗等等，在读者看来，这些人应该是被侮辱被损坏的小人物，她们应该是巴金笔下的四凤、老舍笔下的小福子、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萧红笔下的金枝，但是严歌苓却抛开人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歌颂他们为活着而不是苦难而坚守的生存意识。既然得活着，而且要合乎人道的活着，无论在什么样的客观境遇中，那何不快乐地活着。在她看来安享地生存，是人之存在的大道，这是严歌苓的理想主义。为活着而活着的哲学命题，是当代作家余华长篇小说《活着》的主旨，但是，余华的活着充满暴力和惨烈，严歌苓很温馨，两者不同在于严歌苓想要表达的是人不但活着，而且还要尽自己所能快乐地为活着本身而活着，“活着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活着就要有欢乐，这或许就是人类之所以可以延续不枯竭的生命力所在。”（严歌苓）所以，对严歌苓而言，存活于主流世界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懂活著，他们为了某种政治利益、为了权利、为了信仰而活着，因而，在这些人眼中真善美是一种变量存在，被淹没在国家意志的洪流中。
“童年时我看见了那种叫做‘文革’的性冲动，以及那种叫做‘造反’的性高潮。仇恨使人的面孔变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地满足和销魂。”这应该是严歌苓记忆中的创伤。她在讲关于文革背景的故事中，几乎都会涉及当时的文斗和武斗的场景。比如，被揪头发、示众、强跪、自罪、群殴等极其损坏人的尊严的暴力场面。而所有执行者无不义愤填膺、大义凛然，充满革命激情。那段历史应该成为那代人的集体创伤标记，所以，文革结束后，就出现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来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肉体和精神的伤害，但是并没有从哲学角度触及更深的社会问题。严歌苓身在域外，不受意识形态语境束缚，所以，她在寻求存在之理想家园的创作过程中，以自己主观理想中的历史可能，观照到文革中的假丑恶。
长期以来，在人们以习惯于以历史必然性为前提的国家意志，以强制的方式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生存意识，尽管这种历史必然性从来没有考虑过主体的存在，主体的自由与尊严就像历史的附属，类似文学讲求政治第一性艺术第二性一样，可以为因政治牺牲艺术。而这种必然性思维在文革后又以经济第一性呈现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年代，于是严歌苓的《赴宴者》就又一次扒开了其中的荒诞。就此而言严歌苓的揭示并不是为了批判，应该怀着一颗忧患之心，为中国社会敲了一次次鲁迅式的警钟，这个警钟所提示的“内容”是历史必然性应该以人和人的生存做为根本。
结语：
严歌苓以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生动的艺术画卷，每一幅画卷都蕴含着这位女性作家独具个性的人文情怀。尤其她那份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令人感动。和同样具有移民身份的作家相比，严歌苓更具魅力的真谛，应该就是她这份深深隐藏于自己笔间的情。严歌苓的创作证明了一件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文学本身就是文学，它并不负责道言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真理，而是要言说生活，言说生活中的人和生存，真正践行文学即人学的创作追求。
参考文献：
[1]朱立元主编：《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版.
[2]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3月.
关键词：人性；悖谬；诗意
作者简介：何芳，汉族，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渤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3
严歌苓在当代华人文学中一直备受瞩目和影响力，也是华裔作家中很有情调的女性作家。她“讲故事”别具一格，富有笔韵。无论“大故事”还是“小故事”，都讲得生动别致，最妙的是总在不经意间结束故事，让读者在戛然而止处充满狐疑和困惑，从而留下文学批评者常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趣。严歌苓的叙事，笔调多变，充满魅力，在华语作家中独树一帜。这与她所要表达的终极理想是分不开的，即对艺术内容、艺术形式的个性追求。在内容层面，主要是讲一个生动引人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在形式层面，力求使故事充满诗性的艺术旋律。
（一）对历史的追忆
追忆本身意味着失去，能够称得上失去的就个体而言都是美好的，就像一首人生的挽歌，因而必然构成生命的遗憾。作为文学创作中的追忆，与历史不同，它是以作者的主观视角对生存生态的一种想象构思，主题目的明确。但是，由于受意识形态集中化影响，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追忆，却打上历史的烙印，是主体追忆与历史真实的叠加，淡化主体追忆的个性意识。然而，严歌苓的追忆是沉浸于华人世界的西方背景下，洒脱不羁个人色彩浓厚。
“荒诞是社会、自然、人三者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朱立元主编：《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206页.]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了普遍有效的关于真善美的价值体系，但是，“人类很多情况下，认识的局限性导致了行动的盲目，导致了矛盾统一体内部对立面双方的相互转化或者相互混淆。换言之，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人类追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结果并不一定真正能够达到真理的显现，反而可能会由于认识和行动的盲目性，导致真假不辨、善恶不分、美丑颠倒，于是荒诞得以产生。”[朱立元主编：《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206页.]对荒诞人与事所呈现的历史现实，构成了严歌苓叙事中的一大特色。严歌苓并不直接对历史做出评价，她通过二元对比，即用她的“主观历史”和客观历史之间的鲜明比照，呈现历史中荒诞。严歌苓的主观历史，是假定的历史，基本命题结构是如果历史不是按照社会必然规律而发展，而是从她的主观理想即以尊重人（活在严歌苓主观历史中的人物都具有朴素的人性，自尊自爱，是真善美的化身。）的自由和尊严的“本己性”为基础来发展，世界是简单、快乐的，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那么，在这两个历史空间所呈现出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所形成了的鲜明比照，使已然的历史真实性彰然若揭，从而凸显历史中的荒诞。比如《白蛇》中对孙丽坤前后精神世界的对照。著名舞蹈艺术家孙丽坤，被专政后，由一个知羞耻懂自爱热爱美的艺术家，逐渐变为一个邋里邋遢没有了艺术尊严的普通妇女。“原来她就是菜市场无数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中的一个，买一分钱的葱也要啰嗦，二两肉也要去校称的那类。老少爷们怪失望。也看清她头发好久没洗，起了饼，脸巴子上留着枕席压出的一大片麻印。大家还看清她穿件普通的淡蓝衬衫，又窄又旧，在她发了胖的身子上裹粽子。褂子上还有一滴蚊子血。原来这个美人蛇孙丽坤一顿也要吃一海碗面条，面太辣也要不雅观地张着嘴‘稀溜稀溜’，吃完面她那天生的洁白细牙缝里也卡些红海椒皮，绿韭菜叶叶。大家怪失望。”孙丽坤的质变，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对艺术精神和美好人性的毁灭。但是，严歌苓的批判意识并没有停留于此，她让孙丽坤在极端失去自尊的生活处境中，进入到另一个充满爱和理想的世界，那就是徐群山出现所营造的生存境遇，徐群山和孙丽坤的二人世界是温馨的，有信任、牽挂、欲望，这个世界使孙丽坤重新作为一个女人活了过来。孙丽坤是“所有的冗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她的前后变变化，很自然的令人意识到，一个以国家意志取缔个人意志的客观世界和一个充分尊重个人意志的主观精神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冰冷，一个温情，一个丰富化。当然读者更希望自身生存的世界是有宽度的而不是狭隘的。有论者认为严歌苓小说有为故事而故事的嫌疑，但是，这部小说充分体现出了严歌苓的家国意识，具有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所以这部小说她采取了鲁迅追忆的方式，触摸中国社会进行体制改革后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充分再现中国社会当下历史中的荒诞性。
（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文学追忆有自叙传色彩。严歌苓两大题材小说，都或多或少打上作家人生经历的烙印。比如《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晓菲的原型是自己的母亲。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毁的场面是其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扶桑》作为反映移民生存和精神形态的代表作品，与自己作为移民的体验密不可分。就作家身份而言，她的追忆往事，落脚点不仅在记忆，更为了追寻。因为作家总要借助“往事”说话，就像鲁迅写《故乡》，除了缅怀故乡往事，更为了说出自己作为启蒙者的想法。所以，在来与去的叙事结构中，自然虚隐着另一种对话结构即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移民作家身份的严歌苓有话想说，说什么对谁说，又如何说，身份的主体差异使严歌苓追忆与鲁迅主义追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鲁迅追忆的视角，叠加了一个启蒙者的身份，所以，他的追忆有明显的启蒙目的。即为启蒙，当然启蒙者对自己的启蒙对象已经有了确定的认识，在叙事中就不会掺杂疑问，所以“去”后没有遗憾和留恋，他的追忆是为了告别。严歌苓追忆的视角，叠加的是移民者的身份，对两种文化既有认同也有疏离，当她对母族文化和历史重新加以审视，自然会蕴含着对母族文化和历史的质疑，这是严歌苓的独特之处。她希冀有一种不受历史必然性制约的存在，但是却无一寄处，因而，她借助自己的创作来表达这种追求，来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 追寻和家园构成其叙事隐性逻辑的两大元素。依此，可把严歌苓的叙事分为两类，一类异质同构，近代往事，追忆传统与现代，表达追寻中的失落。“比如我比较喜欢中国近代历史，对我们中国这一百年间发生的这些人的这些故事，或者说我在写个人命运的时候怎么样映照了中国的这一段近代史，我是有一种使命感的，我觉得我想写，我这辈子好像不写就会死，就激情到这种程度，有了这种自己的使命感。”这类作品较为典型的是《扶桑》，作者在其中写到在西方眼中代表中国传统气质的三种事物，一是小脚，二是大红袍子，三是发髻。这三类事物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美的坐标，也激起了西方人的审美惊异，但是，在严歌苓家园视域中，却同时意味着非人的女性历史，是自己“过往”（根）中的伤痛记忆，所以她无法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加以认同。可见，家园的历史归属感有伤有痛，失落自然不可避免。我们看到严歌苓讲故事主要在中国历史背景下讲自己想讲的故事。讲自己想讲的故事，其实就是能够自由的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我就是一个职业的作家”，“我喜欢这样一种职业的独立性，我喜欢它的自由，那种没有极限的自由。在异域他乡怀揣着对家园的深厚情感，自由的说自己想说的话，这大概是严歌苓最大的精神期盼，那么这份期盼纠葛的却是故国情节，所以“安放”成为期盼的症结，家园终归是个人理想，追寻也就变为一种寄托。那么最终的“安放”就成为严歌苓叙事的终极宗旨。
（三）回归人的本质存在
失去——出走——追忆——追寻——回归，构成了严歌苓叙事的轨迹。追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将失去的回归，这就是“安放”的内容，“让失去”的历史，已经失去了“安放”的资格，如何让“安放”成为所是，这样一种哲学思考，使历史和主观现实达于矛盾冲突，其实恰恰体现了严歌苓的主观诗意追求。
严歌苓涉及到以历史为背景的题材创作，都会将人归类于两个世界。一类属于蕴含着作者主观意象的边缘世界，就是研究者所谓的弱势群体。比如，《小姨多鹤》中的多鹤，《扶桑》中的扶桑，《第九个寡妇》中的葡萄，《金陵十三钗》中十三钗等，这些人都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一类属于主流世界，他们掌握社会话语权，是国家意志的具体执行者。比如《第九个寡妇》中的春喜、《一个女人史诗》的小伍、以及以群体方式出现的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政者、造反派、革命专员等等。对这两类人的态度，严歌苓有明显的情感倾向，首先，严歌苓并没有把处于边缘的这些人作为真正的弱势群体来看待，因为，她在描写这类人时，并没有把笔墨集中在这些人的苦难和痛苦方面，也没有突出他们与主流世界的对立关系，比如压迫、不公平、暴力等等。而是重在发掘这些人的生存态度和对待生存认真努力的品格。所以，她在写扶桑时，着重写她把苦难的生存转化为一种自由存在的智慧。作为妓人扶桑懂得享受肉体的快乐，放空自己的灵魂（因为她的肉体已经沦为工具，她无法摆脱），但当她彻底获得肉体的自由后，她又用自己的生存智慧维护了肉体和灵魂的自由，“或许扶桑从爱情中受的痛苦比肉体上的任何痛苦都深。或许她意识到爱情是唯一的痛苦，是所有痛苦的源起。爱情是真正使她失去自由的东西。她肉体上那片无限的自由是被爱情侵扰了，于是她剪开了它，自己解放了自己。”[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3月，第1版，第275页。]“她和即将被处死的大勇结婚便是把自己永远地保护起来了。”[同上。]“扶桑，她从原始走来，因此她健壮、自由、无懈可击。”[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3月，第1版，第275-276页。]在写多鹤时，多鹤倔强地在那么窘迫压抑的环境中活出自己优雅的和尊严。她干净整洁勤劳，任劳任怨，从没有把自己置于可怜的境地，让自己活得痛苦不堪。这些人还包括葡萄、金陵十三钗等等，在读者看来，这些人应该是被侮辱被损坏的小人物，她们应该是巴金笔下的四凤、老舍笔下的小福子、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萧红笔下的金枝，但是严歌苓却抛开人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歌颂他们为活着而不是苦难而坚守的生存意识。既然得活着，而且要合乎人道的活着，无论在什么样的客观境遇中，那何不快乐地活着。在她看来安享地生存，是人之存在的大道，这是严歌苓的理想主义。为活着而活着的哲学命题，是当代作家余华长篇小说《活着》的主旨，但是，余华的活着充满暴力和惨烈，严歌苓很温馨，两者不同在于严歌苓想要表达的是人不但活着，而且还要尽自己所能快乐地为活着本身而活着，“活着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活着就要有欢乐，这或许就是人类之所以可以延续不枯竭的生命力所在。”（严歌苓）所以，对严歌苓而言，存活于主流世界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懂活著，他们为了某种政治利益、为了权利、为了信仰而活着，因而，在这些人眼中真善美是一种变量存在，被淹没在国家意志的洪流中。
“童年时我看见了那种叫做‘文革’的性冲动，以及那种叫做‘造反’的性高潮。仇恨使人的面孔变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地满足和销魂。”这应该是严歌苓记忆中的创伤。她在讲关于文革背景的故事中，几乎都会涉及当时的文斗和武斗的场景。比如，被揪头发、示众、强跪、自罪、群殴等极其损坏人的尊严的暴力场面。而所有执行者无不义愤填膺、大义凛然，充满革命激情。那段历史应该成为那代人的集体创伤标记，所以，文革结束后，就出现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来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肉体和精神的伤害，但是并没有从哲学角度触及更深的社会问题。严歌苓身在域外，不受意识形态语境束缚，所以，她在寻求存在之理想家园的创作过程中，以自己主观理想中的历史可能，观照到文革中的假丑恶。
长期以来，在人们以习惯于以历史必然性为前提的国家意志，以强制的方式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生存意识，尽管这种历史必然性从来没有考虑过主体的存在，主体的自由与尊严就像历史的附属，类似文学讲求政治第一性艺术第二性一样，可以为因政治牺牲艺术。而这种必然性思维在文革后又以经济第一性呈现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年代，于是严歌苓的《赴宴者》就又一次扒开了其中的荒诞。就此而言严歌苓的揭示并不是为了批判，应该怀着一颗忧患之心，为中国社会敲了一次次鲁迅式的警钟，这个警钟所提示的“内容”是历史必然性应该以人和人的生存做为根本。
结语：
严歌苓以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生动的艺术画卷，每一幅画卷都蕴含着这位女性作家独具个性的人文情怀。尤其她那份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令人感动。和同样具有移民身份的作家相比，严歌苓更具魅力的真谛，应该就是她这份深深隐藏于自己笔间的情。严歌苓的创作证明了一件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文学本身就是文学，它并不负责道言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真理，而是要言说生活，言说生活中的人和生存，真正践行文学即人学的创作追求。
参考文献：
[1]朱立元主编：《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版.
[2]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