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3年西非海岸的岬角，军队的枪炮声刚停止，村落的房屋就燃烧起来，翠绿的棕榈叶梢在烟雾中颤抖着……
　　在当时美国黑奴返回非洲所建立的利比里亚殖民地，新移民与原住民时不时发生冲突。带领“黑船”舰队结束日本锁国时代的佩里准将，时任美国非洲舰队的指挥官，他率领的海军陆战队为保护新移民社区与美国商人，将原住民村庄付之一炬。
　　所谓的美国非洲舰队，和较早成立的英国西非舰队一样，其中一项任务是取缔奴隶贸易，所以原先具有人道目的，而利比里亚的成立也带着解放黑奴、建立自己国家的理想蓝图。但现实则是较想象复杂得多，返乡的黑奴对原住民反而造成威胁，直到100多年后冲突都仍未消解。
　　美丽的非洲海岸是深受创伤的海岸，不论是奴隶贸易与殖民，或是族群间的冲突，这也使它成为流离与迷茫的海岸。即使利比里亚的黑奴“回到非洲”，回归的也无法是“故乡”，而是一个新的地区，只能试图打造新的社群。
　　在很多地方，尤其像佛得角、圣多美、毛里求斯、塞舌尔这些小岛国，原本其实是无人岛，大部分人口都是在殖民历史中迁居混血的。西非的水手随着英国海军到了南非或东非，甚至印度、中国，这都是十分常见的情形，殖民力量深刻构造了非洲海岸的生活面貌。

掌握航海技术的民族

　　对于非洲而言，海洋从来都是一个“艰辛”的话题。从古埃及王国，到西非的王朝与东非的贸易城邦，非洲古文明在面对海洋时都是被动居多，非洲海洋史充满残酷的侵略与奴役。但就像“郑和下西洋”或《河殇》在中国能成为特殊的历史情结，古代西非马里帝国探索大西洋的历史记载，或黑人海盗纵横大西洋的传奇，都能引发当代非洲对于“海洋之路”的浪漫想象，这背后是一种尝试在历史里找到正面力量的渴望。
　　今天的游客来到海岸地区，多半会造访残酷的奴隶贸易遗迹，但其实非洲人未必害怕海外的世界，差别只在于是自愿的追寻或是强制的苦役。古老传奇的航海者因为掌握主动权而被羡慕，但除了传奇故事以外，还有不少海岸民族也通过掌握航海技能，从而在殖民年代免于沦为奴隶，利比里亚的原住民就是一个例子。

　　人们可能以为，利比里亚的原住民在面对海上的侵入者、危险的大海时，只能被动地接受历史的摆布—首先是暴力的奴隶船，继而是解救奴隶的舰队，然后貌似正义的舰队忽然又成了暴力的压迫者，原住民只能沦为刀俎下的鱼肉。事实上，这些被称为“克鲁人”的民族除了以“凶悍抵抗侵犯”闻名，也把他们原本作为渔民的技能，逐步转化为在欧美船只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本领。

　　克鲁人被誉为不曾沦为奴隶的一个民族，额头上的蓝紫色刺青成为他们的专属标志。

　　克鲁人被誉为不曾沦为奴隶的一个民族，额头上的蓝紫色刺青成为他们的专属标志。欧洲人知道他们宁死也不肯为奴，而且又具备熟谙水性与在热带环境工作的能力，所以大量雇用他们。他们的能力成了自信的底气，船主也无法承受他们集体罢工的风险。这一切都使克鲁人即便屈居人下，却仍然赢得了尊严。
　　尽管在奴隶船与殖民者的战舰上不可避免地也有克鲁人的身影，但在英国海军的废奴任务中，他们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与东非和印度裔混血的希迪人水手一样，克鲁人在一些历史研究中，被形容为废奴任务中的“黑色解放者”，他們积极加入取缔奴隶贩子的战斗。
　　不幸的是，近年来克鲁人遭遇了另一种外来压力。来自亚洲与欧洲的远洋渔船进入利比里亚海域捕捞，对于长期以来在保护海域中使用传统独木舟的渔民来说，这是对鱼源和生计的重大威胁。因此他们群起抗争，也不乏与对方渔船发生冲突的情况。

独木舟与帆船

　　西非海岸民族，自古以来多半靠独木舟划桨航行。克鲁人是至今延续这种传统的族群之一，但在现代渔船竞争之下，独木舟已在逐渐消失。在早期殖民者到来时，许多独木舟是可以载上七八十人、承载数十吨货物的大船。在19世纪，部落的战舟还会装配欧洲火炮，甚至加上机枪。
　　欧洲人观察到，尼日利亚的伊特希克里人在攻击敌人时，能出动40条大型独木舟，每条都载有二三十名战士，在暗夜中发动可怕的袭击。

　　利比里亚的克鲁人、加纳的芬提人，还有尼日利亚的伊特希克里人、伊卓人等族群，都是利用独木舟在海岸与河流进行渔捞、贸易与战斗的能手。他们在很长时期，都能阻止欧洲人进入内陆。欧洲人在交易奴隶与货物时，也都依赖他们，因为欧洲船只靠近河口的沙洲浅滩容易搁浅，多半必须停泊在远处，然后靠独木舟作中介。
　　现在能看见的独木舟，比它们的前身都要小得多。中国远洋渔船在西非遇见的那些独木舟，假使没有得到特意的文化政策支持，在外来的巨大压力下，很可能进入一个古老航海传统的尾声，这是十分不幸的。
　　相较于西非，在东非流行的传统船只更为多元，当地的独木舟对船帆的使用比西非常见。因为受到马达加斯加的南岛语系航海者影响，有的独木舟两侧还会装上维持平衡的小型舟艇—也就是东南亚、大洋洲常见的螃蟹船。考虑到数千公里的距离，南岛航行者的技艺实在令人赞叹。

　　不过就远洋船只来说，东非海岸仍然属于波斯湾与印度洋航海传统的一部分。航行在当地港口与西亚地区的商人，一直是使用三角帆型的阿拉伯帆船;希腊罗马时期的海船与明代郑和的舰队虽然曾经造访，但都是海岸线上的稀客，直到近代欧洲帆船抵达这一海域。

　　西非海岸民族，自古以来多半靠独木舟划桨航行。

　　非洲大陆不像希腊周围，缺乏充满岛屿与港口的海域。虽然东非的海岸线属于伊斯兰文化圈与印度洋贸易网络的一部分，但陆地之间的距离遥远，而港口城市对内陆的辐射也有限，反而与亚洲往来频繁。每当来自亚洲的暴力伸向内陆时，往往是掠夺性的，例如19世纪恶名昭彰的桑给巴尔奴隶贩子。
　　西非的海岸距离欧亚大陆更为遥远，古代西非许多帝国都是通过与北非的内陆贸易兴旺起来的。北非的海岸线更多是中东与地中海文化圈的一部分。曾经与罗马相抗衡的迦太基城，原先是黎巴嫩一带的腓尼基人来到北非建立的殖民地，与内陆原住民的关系总是紧张。
　　也因此，像克鲁人这样靠海谋生的族群，在古代更多处于非洲内陆文明的边缘，到了近现代才成为历史舞台的焦点。14世纪马里帝国君王阿布·巴克尔二世抛下王位，率领舰队宣称要“探索海洋的边界”（他的继任者是常被称为“历史上首富”的曼萨·穆萨），这样的行动在古代非洲似乎极其稀少，也就有了如同郑和下西洋一样的高度传奇性。

魔幻的混血认同

　　大航海、奴隶贸易与殖民，造成了大量不同地区和族裔的人口被汇聚在一起，或者某个族裔的人群一下子被散播到各种遥远的地方……
　　这类情形固然像是被欧洲人编排与操纵的故事，事实上也的确充满支配的意涵，但是当殖民者的势力不止一股，或者殖民政府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时，这就使支配更加复杂混乱。葡萄牙人、阿拉伯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美国人来了又去，非洲小岛国上的居民试着在此间寻求发展。

　　从15世纪末开始，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开始被葡萄牙殖民。岛上有早期被葡萄牙王室强制改信基督教，然后送来的犹太儿童后裔;有殖民主与非裔奴隶的混血后代;有来自澳门的中葡混血移民;还有海难漂流上岸或被解放的奴隶。在20世纪初，当地还是世界最大的可可豆生产地，来自非洲各地的奴工在這里替巧克力公司工作，也留下了众多后代。
　　在当地最有名的一种传统戏剧“奇洛里”中，黑人演员们穿戴华丽的戏服和面具，饰演欧洲中世纪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故事。在这种魔幻的场景设定中，阴险的王子在森林里杀害友人并夺其妻子，最后公正的查理曼大帝恢复了正义的秩序。当地人在这段剧情中，抒发了对殖民当局的不满，寄望葡萄牙中央政府能够主持公道。
　　在另一个国家佛得角，每年3月举行的嘉年华会中，居民用另一种方式纪念来自非洲大陆的祖先。小麦色肌肤甚至白皮肤的居民把自己全身涂黑，装扮成西非内地曼丁战士的模样，载歌载舞;在嘉年华最后一天，他们还会象征性地“抬棺”跳进海里。这是当地最著名的传统文化庆典，也吸引了无数观光客前往共襄盛举。
　　由非洲特殊的海洋文化所产生的魔幻感，具体呈现在民间宗教上的，就是“海母”妈咪瓦塔的形象崇拜了。相较于中国妈祖的道德感召，或是希腊海神波塞冬的强大威力，妈咪瓦塔的形象带有一种危险的魅力。妈咪瓦塔虽然是流行于非洲海岸的信仰，但里面掺杂了早期欧洲马戏团蛇女、印度教神明的形象元素。
　　航海时代深深塑造了今天的非洲，除了混血认同，很多族裔原本并不认为自己是同一民族。新的身份认同是在奴隶贸易与殖民中，随着奴隶被汇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只有理解这些脉络，才能真正深入地理解现代非裔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