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马可波罗结识，已经有六十多年了。
　　我读马可波罗的《游记》（现应称《寰宇记》）开始于１９３８年。那年秋天，我在云南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作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外研究生，从事元史的研究工作。我以《元代回族史》为题，研读《元史》、元人文集等书，并浏览了《马可波罗游记》，因为《游记》中有许多有关情况的记载。１９３９年秋天，写出论文，并以此稿考取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仍以《元代回族史》为中心课题，广泛搜集元代资料。
　　１９４１年，我在《永乐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与《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一家离开中国的情节相同的公文，公文中提到的三位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波罗书中所讲的阿鲁浑的三位使臣的名字完全一样，离开中国的时间和地点也相同，有力地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我把这一发现告诉我的导师向达先生，他鼓励我写出来。我写成《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寄给在重庆主编《文史杂志》的顾颉刚先生，他在“编辑后记”中对此文给予很高评价。
　　该文发表后，获得学术界的瞩目和好评。当时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很重视此文，把它推荐给中研院评议会，获得名誉奖。他还请中央大学何永佶教授译成英文，于１９４４年刊登在英国皇家学会亚洲学报孟加拉版第四卷上，又在哈佛大学《亚洲学报》１９４５年９月九卷一期上发表了论文摘要。
　　１９８２年这一年，我连续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和《马可波罗与中国》三篇文稿，就“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等问题作出考证。
　　美国学者海格尔先生于１９７９年发表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文，认为马可波罗到过北京，他关于中国的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在北京听到的，他举出马可书中许多可疑和难解之处作为内证。我也著文从内证谈起，证明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并对海格尔先生提出的其他疑难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１９８２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发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断定马可波罗没到过中国。我写了《马可波罗与中国》，刊于当年《环游》第１０期，用事实和说理反驳了该文。１９８８年，我国学者王育民教授撰文《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认为克鲁纳斯等人提出的问题“有合理之处”。我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上著文除对克鲁纳斯等人的议论予以综合性的评析、辩驳外，并答复了王教授的质疑。
　　几年前，英国学者弗兰西丝·伍德博士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除吸收此前怀疑论者的观点外，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笔者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论据有所批评。我在《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著文以“旧话重提”、“否认确据”、“版本问题”、“漏载释疑”、“结语评析”五题，全面解析了怀疑论者的观点，对伍德博士的观点作了一一辩驳。
　　我除了写文章和伍德博士商榷外，更深入地研究马可书，又有几个重要发现：一是马可说，在天德的乔治王是长老约翰的第六代继承人，并述及天德的阿尔浑人、汪古部人和蒙古人。所说都和当时的情况相符，都有汉文史籍可证，也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天德。二是马可说元世祖的生日在九月二十八日，与《元史·世祖纪》记载一致；对元旦朝贺仪式的记载与《元史》所记相差无几。三是马可对元代刑罚施刑数目的记载也与《元史·刑法志》所记相同。
　　由于伍德博士的书，我对马可波罗作了更进一步研究。我深刻体会到，要在争鸣和交流中才能促进学术进步。近日，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元史研究会、香港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马可波罗与１３世纪的中国国际学术研究会”在天津举行，国内外许多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伍德博士也参加了。我和她坦率、真诚地交换了意见，有些看法逐渐接近，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所谓：以文会友，百家争鸣，切磋琢磨，相反相成。
　　（本文系作者在“马可波罗与１３世纪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