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性处理善后工作
　　面对193位荷兰遇难者的惨痛事实，荷兰政府并未明确把矛头指向任何一方，而是一直忙于空难的善后工作。事发后，首相鲁特立即结束假期回国，荷兰外交部大臣则亲自带领调查小组前往乌克兰调查事故原因。7月21日，荷兰政府在纽沃汉市会议中心召开了全国性的家属慰问会，荷兰国王及王后、首相鲁特及其内阁成员、第一第二议院的代表全部到场。此次慰问会并不对外公开，媒体在会议大楼外的专设区等待，只能拍政要，不能拍家属，家属则由专门通道进入会议中心。
　　对于荷兰政府至今未对谁是罪魁祸首下定论，鲁特表示：“过早下定论会阻碍专家及时进入坠机现场调查，耽误运回遇难者尸体。”但他明确指出，如果有哪一方直接或间接阻碍调查组进入事故现场，“荷兰采取任何政治、经济、财政方面的制裁手段，都是有可能的。”
　　鲁特也再次要求俄罗斯通过其对乌克兰分裂武装的影响力协助调查，如果查出这场空难的罪魁祸首则“一定会采取措施”。
　　在公开信息会议上，有议员提出是否应设立全国哀悼日，鲁特回应称：“荷兰并没有举行全国哀悼日的做法，但有全国纪念日。纪念日具体定在哪天，还要同空难家属讨论后才能决定。”
　　荷兰人理性表达悼念之情
　　空难发生后，荷兰首相鲁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从任何角度来说，这个夏日都在一片漆黑中结束了。”一位17岁荷兰遇难者的父亲在致普京的公开信中说道：“普京、分裂组织头目或乌克兰政府，谢谢你们了，你们杀死了我亲爱的、唯一的孩子”，“我希望你们为毁掉一个年轻的生命而感到骄傲。”
　　此次空难正好发生在荷兰户外活动汇集的夏季，空难后的第一个周末，荷兰的不同城市举行了早已安排的狂欢节和音乐节，例如阿姆斯特丹的音乐节Milkshake，鹿特丹连续3日的城市欢庆。一位参加音乐节的荷兰女孩说她自己并不认识任何遇难者，但身边好友有相识的遇难者：“这个消息让人觉得沉重，但我并不能做什么，生活还要继续。”也有受访者表示和遇难者关系的远近是影响生活状态的重要因素：“如果遇难者是我的至亲，我自然不会有心情去参加什么活动。”
　　考虑到空难刚刚发生，这些户外活动特别安排了悼念仪式：Milkshake音乐节发起了一分钟的默哀，而鹿特丹城市欢庆的一部分——鹿特丹夏季嘉年华在开始时也进行了一分钟默哀，游行花车上均系着黑缎带，还有人手举标语牌，表达对逝者的哀悼。一位年轻女士在接受荷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我认识的一个人在空难中死去，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也会谈论这件事；但我们意识到，生活要继续下去，大家更应该一起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
　　理性的背后是何逻辑？
　　若要分析荷兰人面对空难的理性，要从荷兰半个世纪以来都没举行过全国哀悼日说起。1962年，现任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的曾外祖母威廉敏娜过世时，荷兰举行了最后一次全国哀悼日。此后，全国哀悼日被废除，但在大型事故（如1992年以色列货机在阿姆斯特丹坠毁）发生后，政府会统一发出降半旗的通知，全国及地方政府按规定降半旗，民众自愿。
　　“我们不太喜欢全国性的公众仪式”，荷兰国法学教授司赫特亨斯解释道，“荷兰人不愿意对别人该怎么做指手划脚。”其他国法学学者则指出，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盛行的上世纪70年代，全国哀悼日被认为“太约束人”，因为全国哀悼日电影院、剧院等都会关闭，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
　　荷兰人普遍认为，公民应该有自己决定是否参与哀悼的权利。“我支持鲁特政府不从上至下规定全国哀悼日的做法，这种情况下，鲁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安排”，荷兰民俗文化和非物质遗产中心的负责人斯特劳肯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全国哀悼日也不符合我们的传统。如果有全国哀悼日的需求，自会有人组织，谁愿意都可以参加，但不应该强迫任何人。”
　　虽然一些荷兰人在某些国外媒体看来显得“过于欢乐”，但一位荷兰媒体人指出，每个人的选择都应该被尊重。在他看来，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的做法，“这才是让我觉得最危险，最不应该发生的。”（编辑/唐馨）